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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aoliang_111(过客) 整理人: zzz123654789(2004-12-03 14:50:07), 站内信件 |
| 党家村：泌水之阳，耕耕田，读读书
倚山面水的党家村不仅在地理面貌上同韩城城市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它的明清古建筑、它朴实淳厚的民风、它浓郁儒雅的文化气息都是韩城的一个精致而生动的缩影。当村里的老人带着无限的景仰讲起他们艰辛创业的祖辈、带着无限的神往讲起那"钦点翰林"的至高荣耀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孔孟之道教导出的典型。光绪皇帝御赐的牌匾或许可以说是那个已经终结了的时代的见证，但先哲所开辟的那条"道"却不曾荒芜过，如今，党家村人代代相传的心愿都寄托在文星阁下的琅琅书声中：往日总希望能出个进士，而今也盼着能出个博士。 有着300多户人家、1000多村民的党家村建在泌水河谷，村北土崖巍巍，村南泌水潺潺。如果回溯到200年以前，可以惊讶地看到那难以想象的繁华富庶：村子里满是杂货店、药材铺子、当铺，酒家的生意更是好得很，银匠的铺子里，打造首饰的活儿都堆成了小山。那时侯，每天都有一队队牲口驮着江南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南方的海鲜甚至元宵节燃放的焰火、娶媳妇燃放的鞭炮----所有当时时髦的货品，党家村应有尽有，那些都是从党家人在南阳开的商号运送过来的。至于那些镖师护送的商队，运回来的是白花花的银两。那可真是辉煌岁月，日子里充满了激情：每天都有上千两银子运回村子里，分银院里忙的不亦乐乎----这沉甸甸的银子，看上去都舒坦呀。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荷包里日渐充实的党家人开始大兴土木地修建这今天叫我们留连忘返的党家村。一座座四合院建起来了，格外宽裕的人家甚至拥有不止一座院子；宗祠建起来了，历尽艰辛的祖先们可以安稳地休息了；戏楼建起来了，年节的时候，老少爷们好开开心心地看几场戏；一条条巷子都要铺上青石板，还要兴建排水系统，下了瓢沱大雨，串个门也照样方便，鞋底连泥都不用粘的；哨楼建起来了，有了它，尽管夜不闭户吧；周围开始闹土匪了，那可不成，要修寨子，于是泌阳堡建起来了，火炮造起来了，看家楼造起来了；富不能思淫欲而要思进取，要光宗耀祖，于是文星阁建起来了，孔圣人文曲星都把他供上，好照亮子孙后代的前程…… 无论是党家村民还是偶然至此的游客，都应当感谢那些最早在河南南阳创业的党家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奋斗挣回了大把的银子，才使得党家村有今天的规模、有那些令人赞叹的、古朴而典雅的建筑。乾隆初年，第一个党家村人在河南南阳郭滩镇支起了小摊，开始了小本生意。其中的原因与细节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但它的意义却毋庸质疑。那以后，更多的党家村人奔赴他乡，生意也越做越红火，终于达到"日进白银千两"的富庶程度。 今天回顾这段往事，首先应当想到党家村人外出经商的必然性。中国在明朝时期就开始有商品经济的萌芽，清朝时候这样的萌芽并没有开花结果、长成一株大树，但显然更加普遍。韩城的农业发展又一直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韩城人描述自己的家乡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也就是说，韩城的大部分为山地，平原的面积很有限。山多地少，使得本地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可以想象，每逢灾荒年月粮食短缺的现象还将加剧。党家人的先祖党恕轩便是明朝时逃避饥荒来到此地，他的经历无疑在告戒后世子孙要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较强的党家人外出经商，也走在其他相邻村镇的前面，即便后来在韩城本地，党家村的商号也格外具有竞争力。 远离了故乡到南阳经商的党家人将幸幸苦苦赚来的银子千里迢迢运回党家村来修房子建祠堂，反映了党家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党家村里只有党、贾两姓，二者为联姻关系，属于典型的"聚族而居"。族居现象在传统中国委实不少见，在韩城，族居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韩城许多的村庄都以大户的姓来命名，例如王庄、薛村等等。党家村的先祖是元代由别处迁移到韩城的，而迁移的人在一个陌生的、缺乏根系的环境里往往会加强族居的趋势，党贾两姓之间严格的联姻制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以黄河作为天然屏障的韩城在历史上受战乱的冲击相对较少，也使得党姓宗族可以生存、维持下来，并逐渐壮大，形成了自己的宗族组织形式。从党家村身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族居可以增强人们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有利于劳动协作，共同兴建需要较多劳动力参与的公益工程。修建泌阳堡的时候，就是由党家村全村共同摊付了25000两白银。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大家庭和聚族而居持有高度的赞同态度，从而为聚族而居以及宗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族居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宗族观念则是传统中国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古人是这样论述宗族的“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汇聚之道，故谓之族”。用现代的话来说，宗族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关爱的家庭集合体。每一个聚族而居的地区，都会建立相应的宗族机构。宗族成立的先决条件是从共同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血统，对祖先的崇拜构成宗族活动的重要内容，家谱（宗谱或者族谱）以及祠堂（宗祠）在一个宗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党家村这样一个聚族而居的地区，传统礼教的观念和习俗都格外地牢固。譬如礼教中的"孝道"在党家村就表现的非常突出。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说过："乡党莫如齿，处世长民莫如德"，他将尊老当作管理基层社会最为得力的措施，因而号召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党家祠堂里有着"破老"的规程，即年满60岁的人即被认为老人，会受到村人和族人的格外尊重，祭祖时能进入主祭的位置，对族内和祠堂的事也就有了发言权，领取祭品时可以得到双份，并有资格担当或者推举族长等。 党家村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高耸的文星阁了。实际上，文星阁曾经坍塌过一次，或者说，现在人们所见到的文星阁是后来修建的。原先的文星阁塌了以后，党家村人立即不依不饶地斥巨资又修了一座新的文星阁，与旧的相比较更高更大、更为雄伟和华丽。经商发了财的党家人如此的执着当然不只是为了将孔子孟子的牌位供一供拉倒，更为现实的意义是，他们希望借文星阁来保佑自己的儿孙能够读书出仕、扬名立万，从而改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文星阁的存在，无形中也使得党家人世代相传的这个愿望更加的坚定。 党家人还把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这种殷切的盼望刻在四合院的门楣上或者照壁上，因而许多的门楣题字和家训也离不了读书出仕。中了状元的（哪怕是名武状元）固然可以得意地题上"登科"，但最常见的还是"耕读第"这样的门楣题字：那无上光荣的功名虽然还不知有多遥远，但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追求。相得益彰的是四合院里的家训：无益之书勿读、惟以读书为先务……当然，最有效的做法仍然是聘请名师教授子弟，这样几代下来，也取得不菲的成就。从道光到光绪的60年时间里，就出了5个举人，1个拨贡，还有1个钦点翰林，仅光绪一朝就出了40多名秀才。那个最为显赫的"钦点翰林"的御赐牌匾，也就作为光宗耀祖的圣物高高挂在祠堂门前，激励后世子孙。 通过经商获得发达的党家人从不曾希望自己的后辈在商场上有所作为，这种似乎矛盾的态度离不开中国绵延千年“官本位制”的大环境。实际上，直到今天，也不曾听说村上有哪一家为自己的儿女发了大财或者作了某某CEO而感到荣耀，他们仍旧希望儿女们能够有知识、有学问，最好还能做个大大的官。孟子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实际上，孟子的这段话并没有从血统身份而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分层的问题，并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的逻辑结论，即强调社会地位取决于个人成就而并非他的出身。科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为了选拔出一个德才兼备的统治集团而建立的。获得官员身份的虽然只是个人，但传统社会从来没有把个人从他所属的家庭与宗族中明确地区分出来。以党家村为例，中了“钦点翰林”的只是某一个党家人，但整个的党氏宗族都以他为荣，在外人看来，这荣誉也的确是整个党氏宗族的。 "范进中举"这则辛辣反讽的小故事被作为"对腐蚀人性的科举制度的鞭挞"的模范文章而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但它也何尝不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无可奈何的自嘲呢，为了取得功名范进过着完全不符合人性的生活，待到终于取得了功名又彻底丧失了理性，其中的悲剧色彩，读来令人唏嘘。范进故事的背景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多重阶层的社会，除了皇帝和贱民这两个极端阶层之外，还可以分为官僚阶层与平民阶层；官僚阶层并不是封闭性的阶层，也不是世袭身份集团，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集团，任何人都可能进入。在科举制度垄断了入仕之路后，更是创造了较为平等的机会。一个人不管多么贫穷，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这个阶层从而不受任何歧视。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员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是相互流动的，而且这种流动不曾间断过。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的最高理想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可以与之相比。在西方的民间故事、童话中，大多讲的是男女主人公变成公主或者王子，但中国的民间故事总是离不了金榜题名、升官进爵等等。但当官的前提是读书，而且这书要读得好。读够了书并考中进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单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还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因而发财致富是中国人仅次于当官的梦想。"升官发财"直到今天都还是中国人年节时相互祝福的一句口头禅。 发了财的党家人致力于兴办学堂、聘请名师教授子弟，也说明在聚族而居的地区，宗族可能具有的社会化职能。宗族中的儿童从小生活在亲属关系网中，他的知识和观念不仅来自他的父亲，也来自其他长辈，每一个长辈都有责任和义务对他进行教诲。正是在宗族的日常生活、礼仪活动和学校教育之中，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做人的规范，熟悉了各种礼节，并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模式。几乎每一个到过党家村的游客都会对村民们谦逊礼让的古风记忆尤深，并感叹经书熏陶的作用，但没有宗族的背景，这样的风气不间断地代代相传也是不可能的。  已经离世的党家村人党俊鸿是韩城象山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极受村民乃至韩城人民的尊重，被称赞为“龙门人杰，韩塬师表”
 一家四合院里面的家训题字
党家村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它的明清古建筑群。曾经财力雄厚的党家人除了竭尽全力修建祠堂、学堂、哨楼、寨子、文星阁等公益建筑之外，也免不了煞废苦心地营造自家的四合院。住宅不单是一个家庭的脸面 ，也是要传给子孙的产业，后辈儿孙还要在这里居住，所以当然要讲究一些了。土地面积、宗族礼法、社会地位等限制了住宅的规模，党家人就将精力花在住宅的装饰上。因而今天的游客可以欣赏到那些华丽精美的走马门楼、砖雕、石刻、木刻等等。对党家人来说，自家的住宅何止是安身之处呢，世世代代的灵魂也都寄托在这里。 在党家人的侃侃而谈中，无论是党家村的外部环境还是居住的房屋都深深地打上了风水的烙印。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强调天与人的合一，因而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就是把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类以及灵魂视作息息相关相互交融的实体。在天人合一的观念模式下，自然地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即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影响人的生活以及未来，从而成为“风水”观念发达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中，自然环境中的草木、石头都被认为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不能轻举妄动。风水之所以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甚至在现代中国仍然发挥着作用，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人民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盼望着自己的社会地位能够不断地提高，盼望着天灾人祸不要降临到自己和自己家头上，但在实际上，人并不能完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好的生活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天灾人祸时有发生，能够影响个人乃至家庭、宗族命运“风水”也就为人们所接受和信仰，一些关于信奉风水能够带来好运的偶然事实或者传说更增加了风水的神秘色彩，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风水的信仰。 如果天然的自然环境不能完全符合风水家所设想出来的理想模式，那就需要改造、避让，需要人为地去调整。譬如在党家人看来，党家村倚山面水，处于葫芦状的泌水河谷之中，正符合风水学“负阴报阳”的说法，风水好的很；顺河谷流下来的吉气被村子收的差不多了，但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又在村子的东南部建造了面朝西北、正对村子的文星阁，把可能流失的吉气统统收起来。此外，四合院的方位、院门的开法甚至雨水的排法，无一不蕴藏着"风水"的哲理，说来说去，也叫人将信将疑了。风水使得党家人居住在一个象征性和神秘性的世界当中，他们和他们的先祖以及周遭环境通过风水这一中介符号获得精神层面的沟通，经过漫长时间的积淀，党家先辈们传统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不知不觉成为现时的党家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支配着党家人的行为方式。 也许正是弥漫在整个党家村的这种象征性和神秘性的氛围，使得作为一个游子的你在匆匆离去的时候，会募然想到，你既离它如此之近，也同样遥不可及。它既是如此的美丽，也是如此的固执；既是如此的文雅，也是如此的冷漠，你所能获得的全部仅仅是体验而已。你也许对它明察秋毫，也许为它激动不已、感慨万分，但惟有它的子民，才能分享它的安宁。这里是他们的故乡，这里有他们的母亲，而他们对故乡的情感，就如同母子之情一般，水乳交融、波澜不惊、历久弥深。  晨曦中的党家村
 建在党家村小学内的文星阁，是一座六棱六层塔形建筑，高十二丈，周长四丈。阁内供奉有孔子、孟子等圣人的牌位，顶层则供奉着文曲星。据说临近高考的时候，村里的考生会爬到顶层去烧香跪拜，企求文曲星的保佑。实际上阁内的楼梯窄而陡，根本就不是好爬的，稍胖一点的人几乎没有可能爬到顶层。文星阁可以说是党家村的村标，在党家村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恐怕仅次于祠堂。传说党家村曾经有颗皇帝御赐的宝贝“辟尘珠”，就藏在这文星阁的阁顶上。
 党家村内东哨门外大路北侧的节孝碑，高约有一丈，工艺可以说非常的华丽，集党家村砖雕工艺之大成。除去建筑工艺外，节孝碑也是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残酷一面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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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百万汉子怒吼秦腔。文川武乡英雄地，濂池让水礼仪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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