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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fslts2(2003-11-09 11:51:3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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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
(李元)
历史上一提到秦始皇，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焚书坑儒＂的惨剧，立刻就会把它当做秦始皇既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以谴责。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秦始皇“焚书坑儒”似的知识分子政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影响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对这一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实事求是的考察。
１ 要解决着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秦始皇尚未成为秦始皇之前他所处特定时代有个概括的认识，这个时代就是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就知识分子而言，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因为当时社会的巨变和空前激烈的竞争，亟需知识，亟需知识分子。这样，历史第一次把知识分子推到了时代大舞台的中心位置，使之在沸腾的生活中，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等领域扮演令人仰慕的角色。而这些无尺土之封、无方寸之权的布衣之士，也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他们在战火耕犁过的热土上，四方奔走，到处诱杀，纵横捭阖，啸傲王侯，真正成了时代的宠儿。
战国时代这个新生的、游离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色彩鲜明、个性独特的阶层，最重要特点是什么呢？对此，最好引用战国时代知识分子自己的语言来说明之。孟子说：“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在这里用“无恒产而有恒心”与“无恒产，因无恒心”这一标准把知识分子与社会上其他阶层人等区分开来。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指的是没有固定职业，却能坚持做人的准则和坚持追求真理的精神，也就是说，这种超绝的品格只有知识分子才具备。至于大多数人，如“无恒产”，不仅会丧失做人的准则和坚持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什么卑劣丑恶的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孟子的话，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这种认同，凸现了战国时代知识阶层极为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极强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因为如此，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甚至把对社会中级价值的追求，放到了超越生命的无限高度，“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这”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表述出当时知识阶层这种自恃甚高的精神境界。“无恒产而有恒心” 的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具体地说，应该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 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用大改革家商鞅的话说就是：“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这里的“高人之行”、 “独知之虑”指的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确确实实表现了不拘传统、不拘流俗、不媚权贵、唯道是求的勇气与决心；而在这种精神的启发下，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也确确实实最大限度地解放了思想，探索了真理，推动了学术，繁荣了文化。如果没有知识阶层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根本不可能出现。正因为知识阶层人人都在思考、发明、发现，也正因为知识阶层都把自己的探索、发明、发现看成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才形成了“自是而相非”的争鸣局面。众多的学术流派才汇成一条互相搏击、汹涌澎湃的思想巨流，在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的神州大地上无拘无束地奔腾激荡，是当时的当权者莫不感到无所适从，无可奈何。
第一， 独立人格。凡能独立思考者必有独立人格。所谓独立人格，就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而言，就是在争夺相杀的严酷环境中，如何维护自己的信念与尊严；就是面对大大小小的政治权威，如何争得一个平等待我的权利，就是处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中，如何凸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特殊价值。在那个时代，它被知识阶层普遍理解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既然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并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既然他们普遍把人格的独立和完善视为其他阶层所不具备的特质，那么就很难在他们之上建立起一个超越真理的绝对政治权威。相反，由于他们深信自己把握了真理，因此在与大大小小当权者大交道时，他们往往表现出“说大人则藐之”的傲视权威的态度，只许当权者接受，服从他们的主张，否则，稍有不和，就忿然而去。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２ 显然，当时知识阶层的这种品格，是很难叫各国的专制的统治者接受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专制统治者由于考虑到各自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需要，只好对此加以最大显得的容忍，其他六国的君主也是如此。不过，这种容忍实在太不符合秦王政的个性和他那凌驾一切的政治地位了。对秦王政来说，那种异于常人的特殊经历使他无时无刻不渴望把绝对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秦国的特殊文化土壤又强化了这种心理定势，最紧要的还是他那凌驾于万人之上的君主地位，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向他的绝对权威进行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登上君王的宝座之后，即用血腥的恐怖手段吕不韦和缪毒集团，与此同时，他也曾下定决心，借此彻底清除在秦国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那自以为是的狂态和沸沸扬扬的议论实在让他深恶痛绝，他们那自作多情的政治参与精神更让他忍无可忍！
在公元前２３７年，也就是吕不韦和谬毒集团相继覆灭之后，秦国出了一起震惊朝野的“郑国间谍案”（郑国受韩国当局指使，利用秦国的人才开放政策，潜入秦国，劝说当时的权相吕不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垮口为渠，并北山动注洛三百里，欲以灌田”，试图以此消耗秦国的国力，来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军事压力）。郑国的身份暴露后，从骨子里就反对自秦孝公和商鞅以来长期坚持的引进人才政策的秦国宗室大臣趁机兴风作浪，他们大造舆论说：“在秦国供职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家伙，应该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本来对吕不韦和谬毒集团中为数众多的外国游说之士的嚣张活动就非常反感的秦王政，立即与宗室大臣门掀起的排外声浪产生了共鸣，并且马上下定决心，利用“郑国间谍案”，对外籍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在这种背景下，《逐客令》出笼了。秦国当局在秦王政的授意下，立即在秦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外籍人士，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其中连秦王政深深赏识的李斯（楚国人）也在被驱逐之列。如果这时秦王政把这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一旦贯彻到底，那么，今后能否有秦国最后来统一中国，恐怕就是未定之天了。
好在当此关键时刻，李斯向秦王政献上了一份著名的《谏逐客令》，痛陈：“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一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赉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的极端危险和极端错误。也好在秦王政还没糊涂到忘记自己处在哪个年代，还没忘记除了秦国外尚有六个与其争夺天下的敌国存在，所以他毅然抑制住一个专制帝王对知识分子本能的厌恶，果断地取消了《逐客令》，很快制止了甚嚣尘上的排外浪潮，重新回到了秦国传统的人才开放政策上来。不仅如此，秦王政根据李斯提出的“武力统一天下论”，还加快了人才引进的步伐。因为他从政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想实现秦国几代君主梦寐以求的统一天下的宏愿，没有一大批为己所用的知识精英分子是绝对不行的，道理很简单，若想在国与国之间白热化的竞争中克敌制胜，就急需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就需要理性地制定短期和长期的战略决策，对此，只有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能够满足这种急切的需求。所以，秦王政自“逐客令”事件平息后，一反常态，非常注意修复自己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时时刻刻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样子，以此来吸引各国的有识之士，让他们为秦国服务。他的用心良苦确实得到了丰富的回报。他不仅留下了李斯这个在未来统一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而且还招徕了当时一些一流的人才，如大军事家尉缭（魏国人）、大纵横家姚贾（魏国人）等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甚至大理论家韩非（韩国人）也踏上了秦国的土地。秦王政不仅竭力招徕国外的人才，而且也非常注意挖掘本国的人才。其中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对他对秦国在野的大名士顿弱那种极其卑下的态度：《战国策—秦策四》记载：“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意不参拜，望能使臣无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谁能想象这么应该予智予雄的铁血君主竟然如此低三下四地对待一贯布衣之士，但这确实是事实！总之，在秦王的努力下，秦国在统一战争爆发的前夜，在人才引进上，成功地抢在了其他六国的前面。
问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难道得了健忘症，把不久前的“逐客令”事件抛到了九霄云外？难道一场“礼贤下士”的政治表演就能使知识精英们感激涕零、竭诚相报？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秦王政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招徕人才方面自有他一套极有成效的办法，这里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
第一， 对知识精英，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信任。这是礼贤下士的最重要内容，也是古往今来政治领域中的大难题。当时，人民在政治实践中，早就领略到“去邪无疑，任贤勿贰”的道理。话虽好说，在政治实践中是否真正能够贯彻这种精神，却是对当权者政治水平的一个大考验。在战国这个生死搏斗的艰危时代里，确有不少英明的君主敢于大胆地提拔人才，将其置于重要的岗位上，并且给予全力支持和充分信任，以便让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施展政治才华。在天下即将统一的前夜，秦王政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这从他对李斯、尉缭、姚贾等人的政治安排上，以及对他们行动的大力支持上看得非常清楚，如李斯很快成了他的战略总设计师，尉缭成了秦国军队的总负责人，姚贾成了秦国“第五纵队”的头子，其他人等，如荆苏、陈驰、苏涓、任固、茅焦……也都被安插在相应的政治岗位上，使其各尽所能。
第一， 对知识精英，在生活上无比关怀。这点，实际是与前者相关联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战国时期，那些风尘仆仆奔竞于名利场的知识分子的直接目的无非是靠自己的才智去脱贫致富，从而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对此，秦王政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对他所用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吝钱财，给予极大的满足。如对军事家尉缭，“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对姚贾，“封贾千户，以为上卿”；对李斯，让他“富贵极矣”；对王翦，给予“美田宅院甚众”，等等。真是谦恭之极，慷慨之极！
秦王政如此礼贤下士，这在历代专制君王中也是很罕见的。人们会问。秦王政的淫威哪里去了？难道那个乖戾暴虐的君王情愿在那些布衣之士面前摧眉折腰第讨他们欢心吗？当然不是。但秦王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如果他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有用即真理”。我们已经说过，显示斗争警告他，大敌当前，还不是他恣意妄为的时候。他必须耐着性子做他不想做，去应该做的事情。退一步讲，在战国时代，秦王政若想后来的秦始皇那样，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政治权威，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把知识分子收拾得规规矩矩，他是否能够达到他统一天下的目的呢？答曰：否！因为他眼前的哪个时代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在当时，残酷持久的兼并战争，错综复杂的新旧冲突，以及各种矛盾激起的竞争旋涡，都紧紧地被无形的优胜劣汰的铁律制约着。只要在这种严酷的历史环境中，人才的重要作用和真正价值才能够突现出来，人才才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摆到一个恰当的高位上。而实践证明，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精英，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懂得了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我们才会理解战国时代何以视人才为最宝贵的社会财富；各国君主，包括秦王政在内，和以礼贤下士，把争夺和引进人才当成都等大事来抓。如此一来，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政治交易中，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占优势的市场定向。他们认为“国君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所以在政治交易中，他们要求公平交易，等价交换，至于君主的威严，王公的尊贵，富人的阔绰，一律不被他们放在眼里，显然这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在这种潮流中谁又敢逆流而动呢？秦王政在清君侧的流血事件和郑国间谍案中做得颇有分寸，对付外籍人员仅是驱逐出境而已，并未拿起屠刀，血腥镇压，这并非是他慈悲为怀，而是时代不允许他这么做；后来，他连逐客令都取消了，又开始尽最大努力去招贤纳士，只也并非是他对人才情有独钟，而是时代迫使他这么做。他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功超五帝三王的伟人，那就只能与时代的潮流同行，这点是秦王政比当时一些君王聪明的地方。一句话，在统一战争前夕，由于秦王政坚持了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秦国，致使在秦国形成了以秦王为中心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这就有力地强化了秦国这个战争机器，从而使统一战争有了必不可少的人才保障。
３ 公元前２１１年，秦王统一了中国。他也有过去“七雄”之一的秦国的国君成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皇帝。建国初期，事情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秦始皇并没有忘记如何出来各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在秦始皇看来，政治的统一，不建立意识形态霸权是不可想象的；而要想建立意识形态霸权，就必须把整个知识阶层有战国时代的宠儿，改造为帝国统治下的驯服工具，让这些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用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为他秦始皇忠实地服务。为此，他制定了三条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第一， 尽量使所以的知识分子官僚化，将其纳入帝国的权力阶层，让他们转化为专制统治的得力工具。但这条渠道在帝国建立之初很难畅通，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与法家设计的官吏规范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秦始皇坚持用“刀笔吏”。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建国初期之际，秦始皇必须把国家各级官吏的职位优先留给转业复员的军功地主；在秦始皇看来，他们才是他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石，绝不能让无尺寸之功的知识分子抢占了他们的位置。
第一， 设置有国家直接控制的管理知识分子的机构，将过去分散地、流动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纳入这一机构中，进行统一管理，在物质待遇上给予保障，但不许他们继续想过去那样乱说乱话，也不给予他们什么实际的政治权力，只让他们成为秦帝国政治橱窗中的小摆设。这个制度就是“博士制度”。博士的职责是什么呢？美名其曰是皇帝的顾问，具体是一曰通古今，二曰辩然否，三曰典教职。总之，就是给秦始皇提供咨询服务。实际上，秦始皇从来也不想听取他们的什么意见。
第一， 坚决镇压反秦知识分子。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都曾积极参加了反秦的斗争，全国统一后，秦始皇认为必须对这些人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有些有名的知识分子在秦灭六国后大都销声敛迹了，他们的下落无人知晓，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从肉体上被消灭掉了。这点从对荆轲案的高渐离等人的穷追猛打上，从重金悬赏追捕魏国的名士张耳、陈余上。都可以证实秦始皇对反秦派知识分子是多么仇恨！
但是，在战国自由惯了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少数象李斯之流的人物已经彻底官僚化了之外，绝大多数还在历史惯性的推动下，不自觉地沿着昔日的轨道向前滑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面前的新制度的本质，没有意识到“百家争鸣”的局面即将结束了，也没有意识到皇帝的绝对政治权威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于是，一件意料之中，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统一战争刚结束，在秦始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的御前会议上。刚刚被他笼络了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中，竟友人固态复萌，大耍名士脾气。其中一个叫鲍白令的博士，对秦始皇提出的：“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的议题予以猛烈的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说：“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这一件事不仅弄得秦始皇非常尴尬，而且更深感到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绝对无法与他所确立的意识形态霸权相协调，所以务必尽快结束这种情况；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彻底第按照法家理论去办。在法家的理论中，商鞅早就把知识分子视为“六虱”之一；韩非也曾把知识分子列入五蠹之中。根据他们的理论，知识分子全是些有害无益、必须严加镇压的害人虫！过去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那是因为敌国尚在，大业未就，现在已经寰局大定，海县清一，该是清算他们的时候了！韩非有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乃是惩治鲍白令之类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但是，对知识分子的大清洗运动并没有马上发生，这时的秦始皇正为建立制度、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巡游天下而忙得不亦乐乎，上无瑕抽出手来认真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不管，从个方面来看，秦始皇越发感到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态度：反秦的知识分子仍在暗中活动，传播和信奉除法家之外各派理论的知识分子仍然大有人在，知识分子的异端思想甚至渗到了公子扶苏那里，千年盛举的“封禅大典”被知识分子嘲笑，在求仙长生中被知识分子愚弄，等等。显然，事态的发展越发使他认识到新的专制帝国与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就遗风之间永远无法相容，而且也预感到双方的矛盾冲突简直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帝国建立的第九个年都，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２１３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庆祝远征匈奴、南越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轮到众博士敬酒时，仆射周青臣说了一番歌功颂德的话，着使秦始皇很高兴。可没有想到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站出来大唱反调：一是当面斥责周青臣歌功颂德“非忠臣”；二是旧话重提，反对郡县制。秦始皇大扫其兴，下令终止宴会，讨论淳于越提出的问题。丞相李斯站在秦始皇的一方，据理驳斥了淳于越所主张的“封子弟功臣”的分封制，坚持认为实行郡县制是正确的。这种因政治歧见引起的争论，如果放到战国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算什么，即使在秦国，这类事情也不时有之，秦始皇在未统一之前不就多次容忍了知识分子的逆耳之言吗？然而折冲他却没有昔日那种宽宏的气度了，淳于越的这番“反动言论”终于为秦始皇点燃了大规模清洗知识分子的导火索！李斯的提议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关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与有学法者，以吏为师。”秦始皇当即批准了李斯的提议，不久焚书的火焰在帝国各处熊熊燃起。
怎么看待“焚书”这件事？表面看，这不过是一次由于不识事务的知识分子与专制帝王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一场灾难性事件，史载多有，不足为奇。其实不然，从本质上看，《焚书令》实际是秦始皇新缔造的帝国制度有关知识分子和文化政策的宣言书，即宣告这一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为羽翼的专制帝国的性质在于，它将不惜以暴力手段维护皇帝的绝对政治权威，维护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大一统局面，同时也明确宣告战国时代那种“士贵君轻”、“处士横议”的时代必须就此结束。而这一点，对当时那些刚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可还没等那些人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在《焚书令》实施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２１２年），“坑儒”的惨案又发生了。事情的起因没什么可讲的，无非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识分子在背地里攻击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而已，这在战国时代根本不能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新时代就不同了，为此，秦始皇大兴冤狱，“使御吏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接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让天下人，特别是那些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们清楚地认识到，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建立起符合新的帝国政治的意识形态霸权，任何未必和反对这一政治认务的人都要遭到严惩！
长期以来，每当人民说道“焚书坑儒”事件时，就把它看作是秦帝国“暴政特有的标志之一，进而有把这”特有的标志“归之于秦始皇的特殊个性。这么理解问题也不算错，一个专制君王的特殊性格确实能够影响他所在的历史时期的风貌，特别是在历史变迁的转折关头，更是如此。所以秦帝国出现的”暴政“，秦始皇是难求其咎的。但是就迫害知识分子而言，从秦的“焚书坑儒”到清的更加令人发指的“文字狱“，何时无之？这就不能将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看作是秦帝国独有的东西了。写到这里，想起《朱子语类》中有一段话，倒足以发人深省，有人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熹答到：“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在这里，朱熹告诉我们，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过是一种政治需要，即专制政治的需要，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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