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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yerk(2003-08-30 21:51: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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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该如何相信真相？
文/洪大鹏
很多人喜欢探究历史的真相，尤其是那些认为现在所传的历史充斥过多虚假和谎言的人，他们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尤其充满着热烈的向往。这些人固执地以为，只要遇到可以自由探究历史的学术空气，他们肯定就会探究出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日的历史真相，比如文革的历史真相，甚至比如更广大的被《二十四史》所掩盖住的历史真相，他们都会像揭开新娘的面纱一样，除去那些遮蔽在历史头顶上的灰尘，使其呈现出原原本本的真实面貌。
对这种想法的可行性，我一直报以怀疑的态度，且不说理想的学术探究空气实难拥有，就是真的具备了“万事”，“东风”也不欠，难道历史完全的真相就能如其所愿浮出水面了吗？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不可知论者，我只知道就我感悟到的事实肯定是这样：历史的真相根本无法探究。且不说早已远去的上古的历史真相不可探究，就是相对不太遥远的抗日历史和文革历史真相也同样不可探究，甚至连刚发生在昨天的某个事件同样也不可探究。《吕氏春秋》中有《察传》一文，说的就是客观事物（物质）进入人的感觉判断（意识），然后这种判断再经过人群的传播之后发生的谬误过程：“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察传》中所说的那种流传之谬，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事件的流传，当然也包括历史。实际发生的一件事，除非你亲临现场经历整个过程，并且还需要洞知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但历史的探究者基本都处于历史事件之外，他们探究历史的方式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道听途说，而对历史真相的描述在一次次道听途说中必然会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变化，其道理就如同波在媒质中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干扰，能量必然削减波形必然发生变化一样，而变化多了，人们对历史的最后记忆就同历史本身的真相大相径庭，甚至是面目前非。
当然史家治史肯定有很多学术上的特殊方法，比如考证历史资料，需要经过不同渠道的相互查证，尽量避免以一家之言做为治史证据，但即便这样，同样也不能保证能历史真相的不动摇，因为任何一个对原始历史真相的记忆者都有其相对局限的认识能力，甚至有其一定的价值判断依据，比如同一个杀人事件，经过完全不同的目击者描述，结果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很可能一个人认为是蓄意谋杀，另一个人却认为是误杀，一个人认为被杀者是该杀，另一个人则可能认为是冤杀。还可以举个可能不算恰当的例子，比如一个人想考证事实真相到底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为了尽可能正确，他努力引用到100个人对于其所目击现象的描述记录，可事情如果发生在哥白尼之前的话，那么他就是引用1000个人的说法也肯定还是地心说，那么他如果根据这100个人的描述记录推究真相，他所认定的真相肯定就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可这难道不是大谬吗？历史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一件事，不一定以那位它有来自截然不同的证明渠道，就能完全保证他们最后抵达的肯定是真相。
再退一步，假设历史真相在其传播过程中处于理想状态，不发生任何变形和扭曲，那么历史的真相同样仍是不可知。历史只有出现在人的认识中，其真相才会成为有意义的真相，否则只是理论上的真相，毫无任何意义，但对任何事件的记忆不但取决于上面所述的记忆者认知能力，还取决于记忆者的价值评判取向，同个事件，交给两个认知能力完全不同的人从其不同的利益角度去记忆的话，其结果肯定会完全不同。以一个简单的小事为例，如公婆吵架，肯定最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其中涉及人不同的利益角度。历史也是一样，都是由现实的具有一定价值评判体系和利益立场的人来记忆和描述的，因为不同的人体系和立场不可能完全相对，甚至是对立的，所以由他们来描述的历史必然也难以客观公正。那么这样的历史交给一个对当时历史事件完全没有切实体验的人去推究，那他就是再睿智，且是一个绝对公正和清醒的人，完全不受任何局限和利益限制，他也一样难以获得历史真相。况且这样理想的历史探究者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的历史学家都必然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人，就不可能完全超越其局限和利益，那种睿智和公正的完美历史学者不过是一个理想状态的假设而已，就如同数学上的所谓圆和直线，这些司空见惯的定义不过是理想的数学模型，它只存在于理论的书本，而不存在于现实。
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历史并不像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晃晃地摆在那里供人目击，它常常会披着各种各样混淆真相的伪装，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下士时”，倘若时间停止在历史表象发生的瞬间，其真相本身就是谎言，又何谈日后还原其真相。我曾经构思过这样一个小说情节：写一个人谋划对另一个人的复仇，他想尽各种办法取得其好感和信任，以期接近后者实现报复，他任劳任怨地对这个人倍加爱护，也果然取得了这个人的充分信任，我曾设想过很多结局，想让灾难突然发生，历史在瞬间嘎然而止，那么复仇者此时就会以一个仁爱的形象存在于真实历史的记忆，当然还设计过别的结局，比如当他有机会事实复仇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对仇人的爱护，习惯难以动摇，那么曾经真实的复仇行动都消散于无形，当然也可以有最简单的结局，他实现复仇——以上三种结果，相对于最初的历史来说，完全可以探究出三种不同的历史真相。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它时刻在变化，同世界一起在永恒变化，所谓善恶是非很可能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和瞬间，他们甚至相互转换和依托，如此变幻的历史细节都不可以还原，难道以细节为细胞所构成的历史就可以回归其真实面目吗？
艾萨克·辛格在开始写作时，他的哥哥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 显然，辛格的哥哥对人对事件的记忆和态度充满着内心的置疑，这种置疑同我对历史真相的置疑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历史真相是不可知的，历史真相是无法探究的。
上面所述的种种不可能都不过是针对一个小小的现实事件，相对于庞大的一个历史过程，前者简直是微不足道，二者之别可谓复杂到天壤，但抛却规模和内容的巨大差别，二者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尤其在传播规律和特点上非常一致，可见人在历史发生之后，想要还原历史的真实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同时，上述种种不可能还有另一个很完美的前提，那就是探究真相的史家都是道德高尚，且职业品质可以信赖之人，他们探究历史真相的动机，只单纯为了探究历史真实，而别无其他目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前提吗？从古自今，实在是有着太多别有用心的历史撰写者，他们有的是心甘情愿，有的是不得已而为，在历史的编撰中，不得已跪倒在治学方法上完全可以克服的所谓困难面前，昧着良心歪曲着历史的真实，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
很多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实”，在谎言重复的过程中，大多数的传播者不过都处于荣格所说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中，他们不具备分辨历史真相的能力，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作为谎言流传的历史，但这种接受过程的每一次实现，都使得以谬误状态传播的历史获得了更强大的传播能量，无意识的传播者在受谎言欺骗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谎言新的传播者。这样的传播强大到最后，所有人都认为谬误的历史是真实，那些少数怀疑其真实性的人因为其胡思乱想而会遭到多数人的打击，甚至是毁灭。我一直担心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直言的小孩的命运，我不相信他的话会让所有的别人恍然大悟，我觉得他只会遭到斥责和惩罚，我对他的结局一点都不看好。
我说的这种谎言变成历史的过程比比皆是，但仍旧不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故事情节，比如指鹿为马，我喜欢做这样的假设，假设赵高和他的继承人一直把最高权利把持下去，话语权永不失落，那么即便几千年以后的我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历史事实——把鹿当作是马，并且因为它流传了前余年，所以还把这当作是永恒的真理。
所以，既然历史真相是后人永远无法知道的，所以日本人就可以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而我们也可以说文革是不存在的，一件事，你把它忘记，或视而不见，它存在和不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有和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呢？抗日和文革作为历史名词时是真实的，但把他们放到现实的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天天日出日落的日子，这些朝夕流传的日子才是构成真实历史的砖瓦，其余的各种定义不过是人给历史额外起的名称而已，而历史是本没有名称的，有了名称的历史已经揉入了后人的局限和立场，所以它必然是扭曲和不真实的。比如你遇到一个人，你可以给他取名爱国，也可以给他取名汉奸，爱国和汉奸肯定意义会不同，人们也会相应报以不同的态度，但事实上，这个人永远只是这个人本身，它的名字仅仅是个抽象的没有分量的名字，永远不该以名字代替人本身，人本身永远是人本身，包括名字在内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代替，一旦代替了，就必然会对他的真实造成破坏，因为那已经是后来人的企图。
《吕氏春秋·察传》最后这样写道：“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作者对文字上的谬传一筹莫展，所以呼唤圣人之慎，可是圣人其实不过是个假设的模型，哪里有什么超然于物外的聪慧之人呢？和《察传》不同，它以为“缘物之情及人之情”就可以使圣人避免谬误，我觉得这也不过是个根本不可能的天真之想。历史一直都在雾中，历史不过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上的老百姓都争着抢着在吃犯人袁崇焕的肉呢，那里有什么空闲管你历史的真相呢？而至于袁崇焕该不该是犯人，该不该被吃肉，甚至他是不是被老百姓们吃了，都无从得知，因为他们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历史，而历史真相是不可能被知道的，也是根本无法探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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