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hian(whian)
整理人: chocho.1(2003-07-29 20:25:3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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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更正上次帖子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元春和江南甄家在《红楼梦》整部小说的作用问题。
原本以为元春只不过是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之一，尽管在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里她几乎是完美和成功的女性化身，但她的真实内心却是充满凄苦无奈的（这从元春归省一节可看出来），相信这一点没什么疑问，另外她也预示着贾氏家族走向衰落的一个“回光返照”现象。至于甄家就似乎是可有可无了，只是隐约的觉得那是贾氏的某种镜象。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太虚幻境的判词就未免有些信口开河了，而以《红楼梦》惜墨如金和伏线千里的行文风格似乎不大可能忙里偷闲地弄出这许多“多余”的分支——包括江南甄家来。《红楼梦》是一部很奇特的艺术作品，它在诸多方面超越了以往的文学（小说）作品，这其中包括深邃的主题思想和丰富独特的表现技巧。它气势恢弘却又烦琐细腻，主题鲜明而又扑朔迷离，也许我们不能始终以一般的写作手法去评估《红楼梦》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其中若干情节——包括幻境、梦境和江南甄家（甄宝玉）——写法隐晦、看似无头无尾，却始终若隐若现地刺激着读者的思维。是否可以说这就是另一种表现手法——就如“意识流”、“无俚头”是一种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法一样？导致贾氏败落的因素之一是儿孙的不肖，这是书中正面描写的事实，但是否是全部因素呢？我想《红楼梦》作为一部以封建贵族为主要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应该是绕不开“政治”这个话题的，但是在专制政权下政治话题始终是个危险的雷池，一不小心就让统治者绷紧了敏感脆弱的神经。在文字狱制度下，文学创作一涉及政治就不得不如履薄冰（如果说程高刻意淡化了政治矛盾，原因大概也源于此，毕竟作为印书商，他们不想让书的公开发行有任何麻烦）。所以不管有意创新也好无奈变通也好，曹雪芹只能运用他的天才把涉及政治的情节用殊的手法在作品中演绎出来，最终是“假作真来真亦假”，作者将故事整体分解成多个块面，他的如椽巨笔在虚实变幻中游走，通过梦境与幻境将各个块面联系起来（这令我不禁想起西方某个现代主义流派所吹嘘的一些“前卫”艺术）。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有点虚无飘渺的“甄家”获罪其实就是贾家获罪，至于具体如何获罪读者尽可以从“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等等一些“梦”与“幻”的表述中去浮想连翩，这不是《红楼梦》所要演绎的重点（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即便提及政治，作者大概也无意象《三国演义》那样去深入描绘政客之间那些怵目惊心的权力争纷细节，《红楼梦》重点传承的，大概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那种萧索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文化，所以作者只要点出大致开头与结果就够了，具体的政治斗争过程却无须正面提及，所以无论是元妃还是江南甄家，只让人感到“云烟渺茫中，无限丘壑在”（但这样处理反而增添了故事的神秘魅力，这大概就是所谓“不写之写”吧，大概也只有曹雪芹才能驾驭得如此出神入化），知其然但始终不得其所以然。《红楼梦》揭示得最深刻的主题应该还是悲剧——多层面的悲剧——社会、人生、生命……开章第一回那一僧一道对石头说道：“…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美好事物的不可永恃与虚幻本性，这已经道出了人世间无可摆脱的悲剧根源。我觉得这正是贯穿《红楼梦》全书的潜在线索之一，书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在不经意中透出这种沉重的悲剧气氛，所以即便是元妃归省这种热闹风光、欢天喜地的场面也是在泪水中上演，在哭声中收场，本质上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一幕悲剧，而最能感受其中味的恐怕也只有元春本人了。
而贵族阶层家族的命运必然与其政治命运相伴相成的，凭籍着来自政治的利益分配来维系那奢侈浮华无限风光的场面。但由此衍生出来却是越来越庞大而不肖的寄生群体，荣府贾赦、宁国府上上下下的荒淫无耻，浸透着这个阶层的集体无聊堕落的寄生本质，他们腐化并啃蛀着家族的根基，他们迟早有一日会蛀光“祖宗余荫”而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树倒猴狲散”。家族如此，社会国家又何偿不如是？这是有着广泛的善遍性和社会现实意义的，然而人们并不从深层的文化和政治体制去反思这种兴衰的宿命过程，而试图在身边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所以贾政希望宝玉走仕途经济，贾氏祖宗也因为“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而委托仙姑将宝玉“规引入正”，从此“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贾政及其祖宗的良苦用心在封建文化的意识形态里是出于崇高的家族和社会责任感，是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可歌可泣，然而对于宝玉等一干充满灵性和青春活力的年轻生命来说却是冷酷无情的摧残乃至毁灭，两种不同层面的悲剧从一开始便注定纠缠不清，而悲剧更在于这种富贵显赫的虚幻性，《好了歌》早早地为此提供了生动而概括的注脚，刘姥姥进贾府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的道理，而世人却始终为了虚幻的东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卖力地上演着无休止的闹剧，而当一切铅华洗尽，留下的只有道不尽的无奈与遗憾。
如果说贾氏败落的社会悲剧源自于碌碌红尘让人看不破富贵云烟，如果说这种带着消极色彩的“空”观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新意，那么大观园毁灭和贾宝玉的出家大概应该算是更深一层的拷问了，至少我们应该从他那蹒跚而纤弱的身影引入更多的思考。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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