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rockline(不系舟)
整理人: chocho.1(2003-06-23 19:46:2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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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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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好文章可以一看。红学论争的世纪回眸
白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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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家这种极端崇曹贬高论及其实践已远远离开了求真求实精神而陷于主观意气的狂热之中，这就不可能不引起广大读者的逆反心理。电视剧“后六集”（即按所谓“原意”改编意在取代高鹗）的“失败”，作家李国文即说是“脂砚斋与高鹗较量”的“失败”。有人提出了“保卫高鹗”的口号，武汉地区兴起了“高胜于曹”的“当代红学运动”，等等，都是属于红学家这种极端崇曹贬高论的反动。程本《红楼梦》流行两个多世纪，影响巨大，深入人心，宝黛爱情刻骨铭心，家长“调包计”破坏致男女双方一死一出家的悲剧结局感人肺腑，这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遭专制家长破坏的事例千千万万普遍同在，如“焦仲卿”、“钗头凤”和“梁山伯”故事等等即为其例。这种爱情、婚姻的文学的永恒主题情真意挚感人魅力也特别强烈，即使脂本“原意”那“黛玉还泪而亡”和宝玉贫穷潦倒方“撒手悬崖”而去以及“丫鬟尉主”等等如何“凄惋动人”所谓“子孙不肖，后继无人”、或“骂死宝玉却在自悔”的题旨确为曹雪芹“原意”，也确实高于“程本”的“下里巴人”的故事，只能被少数人所赏识，其为“广大读者”不赏识何？他们认为脂本这样宝黛还泪、宝玉讨饭的不算《红楼梦》、只有一死一出家双双“殉情”如程本这样方算《红楼梦》——《红楼梦》的读者有多少，《红楼梦》的魅力有多大，这股对红学家极端“崇脂贬程”的反拨力量也就有多少、多大。于是，在“脂砚斋被高鹗打败”，“保卫高鹗”、“高胜于曹”的所谓当代红学运动之外，涌起了一个更高的逆反浪头，即出现了欧阳建提出的“脂本伪造”、“程甲本是曹雪芹的初稿本”说。此说和李知其的“脂本伪造”论靠近起来，不同的地方，其一李氏目的在推倒胡适“新红学”张扬“索隐猜谜”论；欧阳氏则为推翻“脂优于程”、“曹优于高”论，自然也包括了推翻胡适诸多论点。其二，李氏空口白谈，毫无依据，欧阳氏则称是从“版本研究”脂程两本对照所不同处得出为“脂本”是“抄程本”属于“后出伪造”的“新发现”；并写成了数十万言的论文和专著，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称作这次掀起的“红学大战”乃“最高哲理层次”的决战等等，其声势之浩大，李氏所不能及其万一者。
这又不能不产生这样的佯谬：
第一，脂程之不同，不仅在于某些字句行数乃至章节的异同，其根本不同处乃在两种版本的情节显示的根本性质，即题旨的不同，思想品格的不同，这属于两个系统、两种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的不同。根据若干字句、行数、章节异同作出的论断，不管如何看来“有理”，就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来论，也只能是“无补其事费精神”。
第二，《红楼梦》版本流传情况有些像鹊巢鸠占现象；脂抄本流传虽在前却因流传少，只八十回，非“全本”，未曾引起士林注意，即有注意者也在程印刷本出现后与其比较字句的不同处，如不少评红专著中常有“此处旧抄本作××”字样，而匮乏整体性的考察，未能形成“脂本观念”——这个“脂本观念”是红学界在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后方始形成的——程印刷本出现虽在后，因数量多、流传广、影响大，并因是“全本”，黛死钗嫁于同日同时和宝玉出家的爱情婚姻故事激动人心，形成了“钗、黛斗争”为中心的“程本观念”。迄胡适发展脂本并经俞平伯们等研究后方得知脂本和脂评提示中还有“后之三十回”的佚文，并且这些佚文所显示的作品情节，即全书的人物、故事的结局和当前流传的程本大不相同，并且大异其趣的，故俞平伯深知这个新发现的“脂本观念”的提出会“得罪读者”、“开罪世人”。这就是说：脂本虽流传在前，因非全本，未曾引起学者注意，迄至胡适、俞平伯的科学考证，探研得出的“红楼梦新观念”，即“脂本观念”却在程本流行一百数十年并在读者、专家中形成固定的“程本观念”之后，这个阴差阳错的事实，就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即“脂本观念”的出现却和“程本观念”相互水火，不能被接纳、被认同，而大家对这样一个客观历史性事实，不客气的说，迄今为止，尚未被红学大家所看清。这就产生了以脂论程或以程评脂的种种纠葛和纷争，这种以斤评尺或时速论里程的论争也就越争越乱，无法得出共同的结论，并出现意气和情绪，形成了派别和壁垒。欧阳氏之论，正是这个整体“红学大战”中的一个分支，他是立足于“程本观念”的基地企图一举将“脂本观念”打倒，正如蔡义江先生所指出：此乃“史记抄汉书”，立论无法成立，自不能达到目的。
第三，自胡适发现“甲戌残本”前，戚本已经印行，并受到鲁迅、俞平伯等的注意，文字评注，与甲戌残本也多相同。后出现了己卯、庚辰、蒙府、列藏、戚序、戚宁、甲辰、己酉、郑藏、梦稿诸脂本，达十多种之多，故不论脂本独特面目，俞平伯发现的“新观念”会“得罪读者，开罪世人”——很少人能接受，即从这先后大量发现的脂本均说是“伪造”而“骗胡适”，不能不说是天方夜谭，不但“旨在牟利”的“书商”造不出来，即当今高水准的学者、专家要造一页、半页，恐怕也是“难于上青天”。君不见，所谓曹雪芹的画、诗、《废艺斋稿》乃至“孤证难立”的“靖本”的一句诗、文，一条详注虽扭捏百般仍如此拙劣并谬误百出，说明“伪造”之不易，况千百十万言之“脂本脂评”乎？那也只能是“超人”“神人”，或外星来的“异人”，“吾谁欺，欺天乎？”这也是“严肃”的值得“商榷”的“科学研究”吗？
上述可知，所谓“高庙和珅”的“写作班子”说，“续貂”说乃至“脂本脂评”均“伪造骗胡适”说，尽管大张旗鼓，仔细考察均雷声大雨点小或空雷无雨。
脂本与程本的优劣、得失之争
脂本和程本的优劣、得失，原是《红楼梦》论争的关键问题，也是红学大战中热门话题。如能实事求是地对这个论题作出科学考察，许多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但是“红学大论争”中也未能争个明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在于：首先，此论题的前提建立在意气与想当然的猜想之上，自发现脂本起，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以八十回论四十回”的主张，原是不错的，在创作的探讨中对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作出的探讨，虽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不无商榷之处，但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并能够科学地证明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并非一人所作，证明了程伟元序说“既有百卄卷之目”不能证明的为一人所作。这是取得的成绩。但俞氏由此作出的“脂优程劣”的推论，即已显出强烈、鲜明的崇曹贬高的倾向，后继者由此作文章，愈演愈烈，造成俞氏临终时所书“腰斩《红楼梦》有罪”的后果。后继者愈来愈意气化、情绪化、想当然化，俞氏确有“始作俑”之责的。
其次，迄今为止，红学界对脂、程两本的各有其重大情节处理导致根本思想品格上的差异，始终未弄明白，致在有关的“红学大论争”中往往是或就“程”论“脂”，或就“脂”论“程”，或夹杂而论，往往出现此以斤论，彼以尺量，此以俄里计，彼则以英尺量，越争越乱，也越争越远，永远也取不到共识的。红学家往往从版本字、句、行和章节的某些差异上作出种种惊人的推论：某本源于某本，某本优于或劣于某本，却极少从经过学者、专家辛勤考证，探讨乃至破译的种种可信材料和明显可以看出脂、程二本的整个故事、主要人物、总体结构和重大情节的处理上探讨问题。比方说，钗、黛关系，宝、政关系和宝玉出家这三项关系是总体性作品的重中之重和关键之关键。它们关系到作品主题、结构和人物之大局和根本思想价值取向的。这三者不同的处理方式必然为造成版本的不同面目与不同的思想性格，这比任何字、词、句乃 至整个章节差异，有着更为明显、并更为有着根本性质的决定意义。
钗、黛关系论，在宝黛、钗的爱情角逐中，钗、黛处于不可两存的敌对性的地位。钗嫁、黛死并置于同时同日，正是作品中心的矛盾冲突和这部伟大的“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语）的最高潮，宝黛决别，观堂先生目为“壮美”之一例，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同情热泪，这是众人所共见的不以主观意愿的转移的存在。两百多年来的读者都是这么看待的，历来的红学家也都是这般看待的，已形成牢固、坚定的不可置疑也无人置疑的“红学观念”。历来的“红学”争论，不过在这个范围内的左钗右黛或右黛左钗之争而已。故云：一部红学史就是钗、黛斗争史，这是“钟鼓乐之，乾坤定矣”的大局，——然而，胡适、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和脂本、脂评的出现，大出人意料之一是：作者原意并非写钗、黛之间你死我活，不可并存的斗争，而是写他们之间和好，合一“俨似同胞共出”并“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即所谓“钗、黛和好”，“二美合一”。
“恶，此何言也？”
许多人拍案而起了！大家先目为这是胡、俞的“造谣”，一场轰轰烈烈的“批俞”运动，排除其政治性的因素，单就其“评红”观点而言，“群众性基础”正建立在“广大读者”将胡、俞发现的“红楼梦新观念”的所“得罪”和“开罪”上面。稍微冷静些，方有人发现不能完全怪胡、俞，而是“反动”脂砚斋的“破坏”，并写成了专著，但是，稍安毋躁，排除成见、冷静地，不带意气，情绪地考察作品文本，就不能不发现：俞氏所提“二美合一”并非胡、俞捏造，作品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是：第一，作者写黛玉这样“绛珠仙草”原为报宝玉这个“神瑛侍者”的“雨露之恩”——“还泪”而入世的。在中秋筵凹晶馆和湘云同卧时，黛玉就说到自己奇怪的感到“泪”已渐少，是“还泪”将尽征兆。当然它是不经之谈，但作者早就明言这是“大荒山无稽崖”的故事！怎能以近代“现实主义”框框来套他！第二，黛、宝爱情之间，黛玉明说：“你纵为我自己，奈何病以渐成”。她在群芳筵掣的诗签诗句是“莫怨东风当自嗟”；《芙蓉诔》经她提议修改的词句是：“茜纱窗下，我本多情；黄土垅中，卿何薄命？”脂评说“诔晴雯即诔黛玉也”，作品里也明写“窗”即黛玉的“窗”，黛玉听了“满腹狐疑”，这正是“讦语”。当时人并不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有许多迷信思想，曹雪芹也不能例外。肺病是当时的不治之症，不仅贾母、王夫人，即现代任何一个家庭长辈也决不会同意选这个晚期肺病的林姑娘作媳妇的，即宝玉钟情不计一切，冰雪聪明的黛玉也早知自己“病已渐成”，不会拖累意中人，和宝钗争那把“宝二奶奶”的“宝座”的。按作品人物情节作具体分析，就不可不承认：这种黛玉“泪尽夭亡”比起“黛钗争婚”来，倒是更合情理，更合“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思想性格发展逻辑的。这不但不能怪胡、俞，倒是他们“发现了真理”；不能怪脂砚斋，因这个构想不仅出现在他（或她）的“评语”中，而且主要是出现在作品的“正文”显示的总体构想之中；也不能怪脂评中出现的“后之数十回佚文”，因为他在八十回中已大量出现，这就不能怪脂本，只怪历来“但观大意，不求甚解”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过于粗心，没有看懂而已。第三，钗、黛之间，虽在作品40回前写了钗、黛之间的矛盾冲突，但细按起来，这表现在宝、黛之间因而发生的试探性的口角，意气之争上，并未写钗、黛间的正面冲突，即在写黛玉有意寻衅时，宝钗也装作不知不闻，处处退却。读者把她看作“有意藏奸”。黛玉在“解疑癖”回中自己否定这个看法，说她“真是个好人”。读者又说黛玉是“天真受骗上当”和宝钗的“心理攻势”，这是“深文周纳”的“有罪推定”——很多冤假错案正是这种“诛心”的方法造成的。——纵观全书，有“还泪”故事，有太虚境中钗、黛二人合在一册，同在一诗、一曲，作者称她们一为“世外仙姝”一为“山中高士”，一为“芙蓉”、一为“牡丹”、一为“飞燕”、一为“杨妃”，太虚梦中警幻许给宝玉的“可卿”就“风流袅娜有如黛玉，妩媚鲜妍又如宝钗”，且名“兼美”，明写兼有钗黛之美等。如果说这还是暗涵在词意之内，一般读者不太注意的话，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与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两回大书中彰明昭著地写出钗黛二人通过在筵会上黛玉说“西厢”、“牡丹”艳句犯忌宝钗不予揭露、扩散，反予劝告、教导这个具体事件，互释嫌疑，达到“互剖金兰”的“和好”境地，脂评中指出作者特写此回，使“二人合二为一”。何谓“合二为一”？即“娥皇女英同侍舜帝”的意思，故黛玉这样少女竟有“潇湘妃子”的称号，回目中并有“飞燕泣残红”之语，宝钗这样少女也有“杨妃对彩蝶”之喻。不管这些说法涵有何等意义和显示何等思想，得有勇气承认：它们在作品里是确凿存在的，而且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地出现在《红楼梦》八十回之中。这显示出了脂评系统中，不是写钗、黛冲突，不可共存，而是写二人和好，黛先逝，钗后嫁，在爱情独木桥“让路”。这不怪脂砚，它不只是出现脂评而且是出现正文之中；也不怪程伟元和高鹗，它不仅出现在脂评预示的“后之三十回”佚文而且是出现在前八十回的正文中。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如果说以前作者受程本百廾回的误导，对这个现象不曾注意，还情有可原，而今经胡适、俞平伯及其他学者的考据、论证、解释，还对这个现象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绕道而行，不予探讨，就很难以理解并使人感到有些奇怪了。
其次，在宝玉和贾政关系处理上，历来都把他们父子关系解读为对立的、不可相容的两代人“思想立场对立和冲突”，代表“进步”“叛逆”思想的宝玉与代表“封建”、“保守”思想贾政的两个时代、两种思想对立。意味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称宝玉为“新人”。这与钗黛对立一样：是构成全书矛盾冲突的另一条结构情节线。这是历来、现在不少人物抱这般看法的。然而，脂本第78回却有大段与程本不同的异文——请问“脂抄程”论者，此段异文从何处抄来？——写出贾政年迈“名利大灰”，又因祖母“溺爱”，并见宝玉“八股文”虽作不好，“诗词”却佳，就“不再强他举业”，任他“自由”作“诗词”去了。如说这段“异文”是“孤证”不足凭信，请看看《姽婳诗》回贾政执笔，宝玉写诗段，父子相契，其乐融融，顺着这个思路再读《试才题对额》回，方知贾政动辄训斥宝玉处脂评连批“爱之至，喜之至”，“严父大展欢容也”等处正与此“草蛇灰线”相为一致的。即“不肖种种大受笞挞”回，也是“严酷其刑以驯子，不情中十分用情。（戚本回前评）——这才是作者“原意”。原来咱们都解读错了，黑字白纸如此，不信也得承认；原来咱们都没有读懂《红楼梦》，包括诸多有名的“红学家”在内。
还有，宝玉的“出家”历来读者都是从程本看到：宝玉在中“调包计”误娶宝钗致黛玉“魂归离恨天”后，听了宝钗的“博一第以报亲恩”并“及此而止”的话读“八股”，在考中“第七名举人”出场后，跟着“一僧一道”，披着“大红猩猩斗篷”在贾府前叩了几个头就飘然“出家”去了，偿了他在黛玉前多次表示的“你死了我做和尚去”的誓言，首尾呼应，无可置疑，也无人置疑。宝玉的“中举”后“出家”是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遭破坏的抗议，是对“仕途经济之道”的拒绝和富贵红尘的唾弃。我们都是这般解读的。脂本脂评中却预示出“后之三十回”中还有宝玉曾被囚狱神庙、沦于“击拆之流”、“寒冬咽酸虀、雪夜围破毡”“总无可吃之物”并曾受出嫁后袭人夫妇“供养”，穷斯滥矣，方“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撒手悬崖“出家”去。这样的“出家”与黛玉爱情无关、“仕途经济”无关，只是“眼前无路想回头”或干脆“噉饭”之道而已。它的“思想性”不去说它，事实是如此，否认不掉的。宝玉“出家”的这种处理和对黛玉所说“你死了，我做和尚”誓言不直接相关，却与宝玉出场词的“贫穷难耐凄凉”和“好了歌注”的“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等语相呼应，同样符合“树倒猕猴散”的贾府败落子孙流散的大势所趋。这样处理也是前后呼应，首尾一贯无懈可击的。
这就可知：程本、脂本相较，仅就钗黛关系、宝政关系、宝玉出家这三项荦荦大者的有关全书主旨、主轴、主线和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的不同处理方法、方式而言，各有特色，各有个性，各有不同的思想品格和审美情趣，也就是说各有个性，不可取代。这脂本与程本不同之处正是俞平伯先生“发现”的“得罪读者”、“开罪世人”的“红楼梦新观念”，即所谓“脂本”体现的“作者原意”而非俞氏“原意”。五十年代红学界把这个俞氏“发现”的“原意”当作俞氏的“原意”大批一通已属荒唐，八十年代俞氏“改正”时仍称“局限”留“尾巴”尤属荒唐，迄今而面临新世纪的“红学大战”中，这两种版本的不同思想品格的“不同原意”仍纠缠在一起，相互纠葛、难解难分，此以“程”论，彼以“脂”辩，自也就越争越乱，尤如一团乱麻，清不出头绪来。而对程、脂这样主要情节、人物、故事的差异及造成题旨、结构、思想、审美的差异这样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的足以说明程、脂两本和作者思想面貌，审美情趣的重大论题却避而不谈，只在若干词、字的异同上大做文章，这只会弃实就虚，弃西瓜抓芝麻，弃大是大非而斤斤争论于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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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痴情难近佛
独无媚骨不如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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