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rockline(不系舟)
整理人: chocho.1(2003-06-23 19:42:5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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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的政治潜能仅靠一次批判运动是不能充分发掘出来的。５４年他只是认同李、蓝的文章，此后就不断就《红楼梦》和红学发言。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批评了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写爱情的肤浅看法，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建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这一讲话直接启动了１９７４年“评红”运动。类似的观点毛此前多次提到，为什么只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评红”运动，其来龙去脉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确认的，一是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２０周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停》中说的是为了“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无论如何，“评红”是１９７４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之一，这一年，全国各报刊就发表有关文章３１９篇。
新一轮“评红”的特点是，此时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像５４年那样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术界”或“古典文学研究界”，运动没有具体的批判对象。因而运动也就不像１９５４年那样主要在学术文化界进行，而是扩展到各行各业，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理所当然地，“评红”不但与学术无关，而且是“文革”破坏学术研究的一个环节。它标准文章是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宣传品，比５４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学术性。但这场仍然有它的吊诡。正如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不是为了普及《红楼梦》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观上扩大了《红楼梦》与俞平伯的影响力一样，１９７３年的“评红”运动是全民普及《红楼梦》的运动，当时的中国基本无学术文化可言，学术机关被解散，高等学校只招收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除鲁迅、浩然及一些工农兵创作外，全国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完全可以说是万马齐喑、一片荒芜，但也正因此。“评红”因此超出发动者的预期，客观上给禁若寒蝉、一无可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史的老学者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个小小的机会。“就一部分古典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四人帮’砸烂传统、摧残学术文化的反动政策之下，长期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趁毛泽东同志肯定《红楼梦》的机会，通过这部书作点文章，不能说没有一定寄托的性质。”（７３）比如１９７４年春，文化部组织人重新校注《红楼梦》，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离现实远一点，可以做点学问的好事（事实也证明。凡是参加过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后来在红学领域中，都有过突出的研究成果）。”（７４）这样说，不是要肯定“评红”，而是说它为无可奈何中的文史学者们提供一个唯一的可能：在写“大批判”文章的同时，他们至少可以以为工农兵“评红”提供资料为由，进行写一些史料考证。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杂志第２期上发表《红楼梦及曹雪匠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就“文革”前长期争论的曹雪芹画像问题发表看法；同期杂志还发表了吴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论证《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不久，陈毓罴、刘世德著文质疑，胡文彬、周雷再发表文章隐然支持吴恩裕。由于双方都感到材料不足，争论不了了之。当然即使是考证也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政治语境，比如，在《废艺斋集稿》的自序中，有编写此书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之语，如此则曹雪芹有同情底层贫民的思想，这就比较容易支持《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但考证毕竟与宣传有区别，在有关佚著问题的讨论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价、诗风、天气等问题，细致入微，具有当时条件下最强的学术性。如果不是“文革”，红学肯定有更好的发展形势；但如果没有“评红”运动，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连这样的文章都写不了。８０年代后的红学权威冯其庸，其红学家的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广思”为名在《北京日报》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 评〈红楼梦〉》。但冯其庸毕竟不只是为政治运动摇旗呐喊的“洪广思”，他在写宣传文章的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的考证，在《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９期上以本名发表《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一文。事实上，这场运动动员了当代第二代红学家。
与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一样，为了配合“工农兵评红”，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当时编印的大量研究资料中，有不少是红学史上的名著。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辑收有红学史上主要论著的《红楼梦参考资料》，还单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一些高等学校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标题下大量选辑“五四”新红学及“文革”前的文章，使“工农兵学员”们在注经和宣传之外感受到一点学术的流风余韵。
《红楼梦》与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息息相关，这是它普及的关键。但说《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却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说，持“自传论”最力的周汝昌也坚主此论。政治始终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压力性背景，如果没有它，一部通常认为是谈情说爱的小说又如何能中社会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扬扬？
三 学术权威与红学论争
俞平伯生前最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其中说：“红学为浑名实抑含实义。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７５）此说与潘重规相似，但俞更强调王、蔡、胡的“师儒”身份：王国维是清末明初学界巨子，蔡元培任过执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们来“大谈”《红楼梦》，是《红楼梦》成学的外缘。２０世纪中国是传统价值系统急剧瓦解、文化领域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在建立新的价值系统和学科分类之时，文化名人、权威学人介入是《红楼梦》获得全社会接受甚至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文学术有其内在逻辑，但学术领袖们的倡导往往能改变一时代的学术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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