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zizi_chan(靡靡·屍全屍美·開到荼彌·)
整理人: doue(2003-05-17 10:59:41), 站内信件
|
方脑壳，哈戳戳，有了祸事跑不脱；不转弯，转直角，吃了亏还很快活。
——电视剧《方脑壳》片头曲歌词
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
——成都民谣
中国地区差别之大，风俗民情之不同，是有目共睹的。扬雄对“蜀”解释为“独”，“不与外方同”，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一进成都，就发觉与自己以前的经验很不相同的风俗民情之类的事，至于歌咏成诗。而很多人对巴蜀人的概括，也通常跟下面这句话大同小异：“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通典》)这就是说，巴蜀之人没有心肝，不背袍袱，很容易将其它地方的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视为玩笑的一部分。的确，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四川地区地处远离儒家正统文化的“西僻之乡”，譬如割据政权较多，也是民众很少讲什么“大节”而倾向于实用一面给割据带来了“群众基础”，尽管我们不同意蜀人“乐祸贪乱”的说法。同时我们很少为某一学说或真理而努力献身的“烈士”，更不容易诞生像齐鲁大地那样舍生取义的“正天下之风”的圣贤，多的是像扬雄、谯周、郭沫若这样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人。他们也不大拘于学问的一隅，执学问的一端而固守，或者因此从一而终，如清末民初其思想凡六变的学者廖季平等。从民间来看，南北朝以来，见诸史籍的离经叛道的“别财异居”，官方屡禁不止，说明那种将家庭维持在几世同堂的“大一统”观念，对四川地区的人缺乏像齐鲁大地的人那样大的吸引力。林语堂说北方中国人是“自然之子”，“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而南方中国人则是“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舒适”(《吾国吾民》)，而作为南方中国人的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来说，受那种大言玄玄的说教诱惑较少，直接和实用，世故与讥刺集于他们的一身。
离经叛道首先在于成都人对语言的特别嗜好，现今仍有“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子嘴巴狡”的说法，不选择地方的大摆“龙门阵”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成都方言包括四川方言均有自己极其浓郁的民俗风情特色。有学者从语言学上研究，凡是带“二”字头或含有“二”字的四川方言包括成都方言，都含有“次于一”、“次于头等”之意，几乎都是贬义词(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例如二吊五、二杆子、二道贩子、二簧篾、丘二、转二哥、二恍恍、二毛子、二警察、二通二通、二甩二甩、吊二话、二进宫、二麻二麻、二不挂五、二像二像、二冲二冲、二不兮兮、棒老二等等，当然最著名的就应算“二百五”了。“二百五”有词典解释为“讥称做事不可靠或有些傻气的人”(罗韵希等编《成都话方言词典》)。似乎“二百五”就是一个傻瓜，全是对一个不可靠的人所做之事的否定。其实这并没有体现出成都语言的在其语言环境中多面性，甚至意思刚好相对相反等，譬如“龟儿子”一般说来是骂人和损人的话，但有些时候也表示出一种亲密和喜欢。那么“二百五”如“龟儿子”一样也在某种语境下，有拿来赞赏人的成份，换言之，像“龟儿子”、“二百五”这样来自底层的词汇，就是贬抑中有赞赏，赞赏中寓贬抑，是这两种看似冰炭不容的态度的巧妙融合。我们可以拿这种态度——喜爱与调侃、批判和赞扬——来观察和分析历代四川文化名人，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企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自然我们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解读他们，何况自我解嘲，也不怕他人笑话，这是是川人的天性。甚至只有用这种方式解读的他们才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很巴蜀味的地方正在于其行事作文时所显露出的民间底子。
《汉书·地理志》很准确地概括了蜀人包括成都人一个骨子面的特点：“好文讥刺，贵慕权势”。换言之，一方面批判社会及不合理的东西，用讽刺的笔法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另一方面又贵慕权势，喜攀龙附凤，巴结达官贵人。这两种相反对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物的评判标准，非常诡异而自然地体现在成都人身上，其实按在专制制度下的生活招数来说，无非是狡兔三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狡猾而聪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好文讥刺几乎是四川文人的一大特点，从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杨慎、李调元、郭沫若等，这说明讽刺和调侃，在我们四川文人的创作中有着漫长的传统，而至今不衰，如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贺星寒的《方脑壳外传》、魏明伦的《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等著作文章均是如此。直白地说，蜀人有这种“好文讥刺”的传统，是蜀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要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和渠道，著名哲学家穆勒说“专制使人冷嘲”，用在蜀人的身上真是再恰切不过。
成都人司马相如奠定了汉大赋的体制，铺张扬厉，华词丽句，如山堆砌，并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劝百”虽然是基础，但“讽一”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完全成了御用文人，权贵弄臣了，那么就会完全丧失文化人的真相了，这一点在我们当代的四川人中不是没有例子的，如郭沫若。就像味精对于烹调来说，并不是菜本身，但他却实菜变得更有味，“讽一”的重要性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这样，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便不会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赞赏了。汉武帝的“愿望”很快通过司马相如的成都老乡，狗监杨得意的举荐而得以实现，其实司马相如见汉武帝的愿望比汉武帝见他的愿望可能要强一百倍。因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结婚后，颇受卓氏大家族的轻蔑小看，临邛卖酒，文君当垆，他来洗碗，在后世文人看来是佳话一段。倘若我们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对当时的他来说，绝不是浪漫的举动。不然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离开成都到长安任职，路过升仙桥送客观时于桥柱上所发的“毒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既然自绝了后路，便得想尽办法接近汉武帝，汉武帝喜欢《子虚赋》固然是天赐良机，但火候还不到，再趁热打铁地上一篇《上林赋》，极尽夸张美化之能事。虽然司马相如受的“阿谀”的方式，以及狗监老乡杨得意的通融，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但汉武帝派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事，却是千古流芳的大好事，这比他写的所有汉赋都重要得多。因此，与其说他在文学上才压两汉，不如说他在通西南夷方面所取得贡献远远超过他的文学成就。像晚年所写《长门赋》脱不了顾影自怜、等待召见的嫌疑，虽然在文人选择机会较少的古代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脱离了讥刺而只贵慕权势，总使文章逊色变味。
司马相如这一套并不难学，踵武其后的老乡扬雄也颇能得司马相如所玩技巧的精髓。早年猛起摹仿司马相如的辞赋，因为其口吃不能剧谈，所以沉默而深思。虽然在汉成帝时受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举荐，以献赋而擢升为给事黄门郎，但历成、哀、平三帝均不徙官，自甘淡泊，埋头著书。但王莽当政后，他一反常态，不甘于只校书天禄阁，马上著《剧秦美新》给王莽戴高帽子，哪知后来因事遭受株连，王莽并不保他，只是“有诏勿问”，只弄得个投阁自杀，差点死去。扬雄本是深谙自然之道的人，“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太玄》)，“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利，和同天人际，使之无间也”(《法言》)，但这些道理好像就是专门来讽刺他的实践的。扬雄本是成都的文化人中较有思想的，哪知他竟像现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别人责难他的东西过于艰深，其《太玄》真是太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他说：“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认为越艰深越高明，刘歆曾嘲笑他“空自苦”，“吾恐后人用复酱瓿也”。虽然后人并没有抛弃他的著作，但其艰深确实影响了其学说的传播，其执拗的程度似乎有后世大家所说的“方老壳”的影子。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聪明得要命，老实得伤心的典型。其聪明得要命主要在于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善于吹捧，喜欢夸张，语言华丽，用字新奇，不思故辙，可据此上达天听，但以为可以据此获得皇上的完全喜爱，并由此仕途平稳，永获青睐，却是实足的文人的迂傻，也确是老实得伤心。他们虽是文人，但这几乎成了四川人的典型形象，所以这二人深藏着四川民间的影子。
我赞同如下的发现，这是谭继和先生的一个观点：四川之所以盛产抒情的家伙，喜出浪漫主义的人物，不出真正的思想家，与四川的人文地理背景和文化思维传统有关。他认为夸张作为汉大赋的特点滥觞于西蜀，是来源于发散式思维，是古蜀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西蜀的苏东坡到杨升庵、李调元和郭沫若，难道不是鲜明的体现吗?这些人都是发散式思维如滚雪球的大师，这是蜀人精神文化形态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论成都城市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特征》)四川一般说来不大产思想家，这了过于发散和跳跃的思维有关，有少现代作家在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对理性和哲学缺乏兴趣(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林如稷《流霰》、陈翔鹤1924年10月21日到杨晦的信)。如此的发散式思维，必然为后世富于激情，形成文学上浪上的漫主义倾向颇有作用，其具体表现可用“万斛泉水不择而流”来形容，好用比喻，擅长排比。也有古代“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的旧有说法十分吻合，可以从哲学和天文学给这种发散式思维特点找到依据。如果我们将这种特点降低为非文学语言，即不将其上升到创作文章的高度，那么这种发散式的思维在日常生活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散谈资”。关于“散谈”，也有说成是“涮坛子”或叫“讪谈子”者，流沙河先生认为应是“散谈资”，而且根据他所论证的一些蜀人俗语亦雅的原则，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蜀地俗语里保留的古雅语还不止他所举的几例。譬如有子弟做事漫不经心，其家长就会警告它：“你又恍兮忽兮的嘛 !”，此“恍兮忽兮”语出老子《道德经》，还有蜀人说某人做事没头脑，称为“弗虑弗图”，语出《诗经》，骂某人是“和而流”，语出《论语》“君子和而不流”。“涮坛子”既有“开玩笑”的意思，但似乎也有“故意与人过不去”的含义，而“散谈资”则有摆闲调、转人、吹牛等人。
这种“散谈资”的方式，无论茶馆饭铺、闹市陋巷，还是田间地头，到处都可以吹得天来宽、海来阔，上天入地，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正规场合名之曰“说段子”，不那么正规的就叫大摆其“龙门阵”，更通俗的说法是“吹壳子”。摆“龙门阵”只需要“或则车笠旧侣，或则萍水相逢，机缘偶合，有心无心，触景生情，话发天籁，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烟云，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张秀熟《〈龙门阵〉小序》)据考证，“龙门阵”的起源有二说：其一来自《说唐后传》第二十回名“仁贵巧摆龙门阵，太宗爱慕英雄士”，薛仁贵根据玄女娘娘的所赐无字天书摆出变幻多端的龙门阵，使唐太宗龙颜大悦。后据此喻情节曲折复杂的故事，后以“龙门阵”作为对此的借代。其二四川不少院子都带有亭、坊的建筑，为住宅的总进出口，称为“龙门”，许多人常聚此听讲故事，故称之为“龙门阵”。四川许多人当然也就包括许多作家，都是摆龙门阵的能手，像古代文人扬雄那种口吃不能剧谈的人是很少的。相反倒是很有些特能剧谈的人，刘大杰对李 人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到 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言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的显露出那副天真浪漫的面目。”(《回忆李 人》)一般人也许可以像这样讲漂亮的龙门阵，但无法像这样用漂亮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使其成为作品，这正是普通人和作家的区别。虽然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是现代小说的《华阳国志》，但正这位“脱光上衣，打着赤博”，大摆龙门阵的人，成为1949年后成都市的第一任副市长，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看出他的双重性呢?
我们可以说成都人是老实得伤心，狡猾得吓人，聪明得要命，小气得要死。而这一切混合在一起，便会生出许多假精灵，所谓倒二通不二通的，包括对愚蠢者的蔑称，所有这些均可以在成都方言中得到体现。以“瓜”字头或带“瓜”，包括歇后语里谜底含“瓜”字为例就有：半瓜精(甚至包括形容“青勾子”如“半截子幺爸”都含有假精灵的意味)、瓜稀稀(好玩的是同样意思又叫“瓜不稀稀”，类同于“憨痴痴”与“憨不痴痴”的关系，甚至像“鬼冒火”与“鬼火冒”)、瓜眉日(瓜)眼、倒瓜不精、瓜娃子、瓜女(子)、瓜宝(器)、抖瓜话、瓜进不瓜出、瓜瓜、瓜儿、刘全进(由歇后语“刘全进——瓜”而来)等等。比如《成都话方言词典》，据我初步统计，起码有近一半的词汇带有明显的贬义性质，甚至连赞美都带有调笑的意味，绝不肯轻意放弃自己对任何事物的调侃。这就从侧面意味着四川人包括人在贬损对方上过于发达的创造力”。当然自古而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是头脑灵活、反应敏捷，但与此同时又轻率浮躁、心胸狭窄，而且有不少时候被帝国政府视为“民刁俗敝之区”，因为他们那种调侃的神情、游戏的态度，使得那些专神弄鬼的统治者“教义”的传播者感到十分难堪，而莫可奈何。因而史学家任乃强在其家乡南充曾编了一本乡土史讲义，在论及川省民性时，我以为自今仍有几点非常突出。其中最重要便是器量：“大多狭隘褊急，浅小不能容于人，多讥刺，少溢美，疾恶如伊，而不能慕善，喜自夸，而訾议于人”。“多讥刺，少溢美”既是其耍嘴巴劲的需要，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为什么四川包括成都贬损性的词汇较多，以“訾议于人”即取笑他人为乐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每一个都有变成对方所訾议的“二百五”的可能，似乎意味着“二百五”无处不在，当然不排除偶尔是因为喜爱某人而对他的调侃。另外在志趣上“大都卑小，趋细利而急近功，轻实质而重虚荣”等。这些恐怕是我们应该深加反省，并有所修正的地方。
----
靡靡·茫然·極度困惑中···
我堅守我的命運
━━何妨煙雲
我堅守我的追尋
━━何妨初逢
我堅守我的開始
━━何妨結局
我堅守我的追尋
━━何妨縱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