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信人: zjwld(笨书生) 整理人: boarduck(2003-04-18 16:15:36), 站内信件 |
| 许德珩
许德珩（1890-1990），字楚生，九江市人。当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夫人劳君展（1900-1976），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曾师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25年与许德珩结婚。 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兴，原是清朝的一名副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派到广西任候补知县，颇不得志，于清咸丰年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天津奠都后，当了军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家受到株连，隐姓埋名，迁居他乡。祖父许殿勋，因受株连，不敢进取功名，而以行医为业。及至同治年间，清政府追查太平天国官员渐松，他父亲许鸿目卢才等得参加府试，中第一名，补为禀生，被人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事件，又被株连罢职，逃回故乡，后入九江同文书院任教。 许德珩幼年聪颖，6岁随长兄德琛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师刘畅春赞许。第一年读完《三字经》、《幼学琼林》。第二年老师给他开讲《诗经》、《左传》、《四书》。以后又自学了《纲鉴易知录》等。几年私塾，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典经研读基础。父亲从绍兴回来，指导他读《新民丛刊》，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新书给他灌输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他启发很大。 许德珩于光绪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学读书的同学学会了英文字母。从十六岁起，到九江县城向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英文和数学。因无力在城里食宿，只好每天徒步往返四十里，进城求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苦学两年，奠定了后来进入中学的基础，同时也锻炼了体质和意志。 宣统元年（1909年），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这期间，颇受杨秉笙（地理教师）、王恒（图画教师）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器重。经他们介绍，德珩参加了同盟会，剪去了长辫子，立志改革。 199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队。李烈钧任九江都督其间，他由当时宪兵司令、革命党人廖伯琅推荐，在秘书处当秘书。这时，他曾写过一首新诗，表达心迹，其中有云：“从军乐，从军乐，推翻君主，扫除暴虐，千年皇帝打倒，民主共和真快乐。”“真快乐，真快乐，走上革命，誓作新民，不愧邹容秋瑾，一往无前真快乐！“次年，九江中学开学，他又到学校读书。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这个杂志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主要特点是：公开议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李大钊任导师，邵飘萍任顾问，于1919年1月1日创刊，蔡元培写了序言。德珩写了题为《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的代发刊词，从“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阐明这个杂志的宗旨。并在杂志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较早的译本。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还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这天上午，在天安门集会约计三千多人，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先到当时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的东郊民巷使馆区，再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当时，曹汝霖溜走了，章宗祥被打个半死。有的同学来到曹汝霖的卧室，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北洋军阀的军警随即赶到，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少数在外面维持秩序的三十二人，无一杀头。痛殴卖国贼之后，许德珩与黄日葵到上海筹备全国学联，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向其报告将在上海成立全国学联，并请其在成立大会上讲演，孙中山欣然接受。学联成立后，他担任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任委员。这年，天津学生为驱逐军阀曹锐，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京请愿，北京学生会派许珩德接待，他陪同周恩来会见蔡元培。 1920年，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刻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译有《社会方法论》，蔡元培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用功积久不懈”。以后由蔡元培审定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丛书》。在留法其间，他结识了在里昂大学读书的劳君展，两人经常通信，彼此志同道合，甚为相得。德珩自1915年丧偶，便立志求学与学生运动，改字“楚僧”，以示无意续婚。一次， 在与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写上“生”。改为“楚生”。表露了姑娘的爱慕之情，从此， 他们友情进入爱情，在感情上深入一步。1924年夏，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得到了硕士学位，入巴黎大学理科，并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们才经常会面经过五年多时间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之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赠十六字红缎题词：”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 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酝酿回国，后因劳君展正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于是决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国。回国后，他来到当时命中心广州教官，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史。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于1927年9月初偕夫人君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许德珩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许德珩喜爱诗词，精于书法，眷恋故土，热爱家乡，有求墨者，欣然允诺。 附：《我的回忆——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 我的回忆——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 许德珩 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谨将个人当时的有关经历，以及数次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情景，回忆于下以资纪念。 一 我的故乡是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现为九江市）。清咸丰年间，我的一位曾叔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来当了军帅，因而全家受到株连，不得不以“人丁散尽，家产尽绝”为名，迁到远离县城的僻静地方，隐居下来。到了我父亲时代，已是清朝季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弛，他才参加府考，中了秀才，继而补为廪贡生。１９０５年停科举以后，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１９０７年因徐锡麟、秋瑾一案，我父亲同情革命烈士，遂离职回到故乡。他后来在九江同文书院（又名南伟烈书院）任教，方志敏同志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 我父亲从绍兴回来时，带回了一些革命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的《ｑｉú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对我的启发很大。 １９０４年，日俄战起。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清朝不惟不反抗，而且声明“保持局外中立”，实为最大的耻辱，为世界人民所非笑，我也感到耻辱。 十九岁那年（１９０９），我考进了九江中学（其前身为濂溪书院）。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一为图画教师王恒（是个举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经他们的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剪了辫子，立志改革。 辛亥年八月十九（即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义之后，九月初三（阳历１０月２６日）九江相继光复。最初的都督是标统马毓宝，总参谋长是革命党人李烈钧，宪兵团司令是革命党人廖伯琅。九江一革命，我就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团。李烈钧不久推翻了马毓宝，继任九江都督。后来，李烈钧成立秘书处，廖伯琅就推荐我为秘书处的一名秘书。九月初十（阳历１０月３１日）南昌亦告光复。南昌首任都督为吴介璋，仅两个月就辞去了职务，继之者为彭程万，就职十多天当中“洪江会”闹得很厉害，彭不安于位也辞职不干了。后来，经江西省议会开会推选，并由孙中山先生任命，李烈钧遂由九江都督并升为江西都督。 次年，到了九江中学开学上课时，我又回到学校读书。１９１３年春，袁世凯刺杀了国民党理事、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国民党与袁世凯破裂。当年７月，李烈钧宣布独立文告于湖口，起兵讨袁世凯，“二次革命”战争爆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字咽水，杨秉笙之兄）的手笔。我在各地纷纷讨袁的激励下，决计再次投笔从戎，于是第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参加了他的湖口讨袁之役。 发动讨袁之后，不几天就发生了战争。袁世凯派李纯领兵至赣。李烈钧就命林虎旅长与之战于瑞昌、德安之间。开初，林虎部居于优势，袁军不敌。但是，后来由于袁军械精粮足，并且接连不断地增援，林虎部逐渐失利，两位团长相继阵亡，李部遂退到吴城，终于寡不敌众，吴城也陷落了。 湖口战役失败后，李烈钧出走，在黄兴的协助下到了日本。其他被捕和通缉者多人，被捕殉难者有徐秀钧等烈士。徐秀钧（号子鸿）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他１９００年到日本，不久就到欧洲，常住英国。孙中山先生初到英国，蒙难出狱后即晤见徐秀钧。他是旧国会有名的议员，二次讨袁后，徐逃到天津租界，然后潜赴北京进行活动，不料走漏风声被袁世凯捉住。湖口战役失败，袁世凯派段芝贵继续攻打江西，并将徐秀钧押解回九江，我对徐秀钧久已钦佩，事件发生后，我为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历来官怕洋人，因此我通过早期留美学生我的中学教师周太嬴、胡其炳（同文书院副院长）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来搭救。他们听说库斯非非要出面营救，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钧杀害了，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数日家人不敢收尸。 这次战役失败后，军阀横行，无法立足，我于是离开九江，去到上海求学去了。 二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１９１２年１０月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１９１２年９月，袁世凯授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到南北各地进行视察。是年１０月２５日，应李烈钧之约，中山先生乘“联鲸”号军舰来江西视察，随行者有马君武等。中山先生到达九江后，当即换乘“西昌”号轮船晋省。李烈钧对中山先生来赣视察，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欢迎仪式甚为隆重。 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１０月２９日又回到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当他演说时，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来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时间过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以后，那是１９１８年暑假，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行前，蔡元培先生给我们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上海去看望吴稚晖（曾任北大学监，未到职）。８月间，经吴稚晖介绍，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因护法运动失败，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再到上海。中山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我们。首先，我们对于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中山先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对出版《国民》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五四”以后，北京学联会派我和黄日葵同志作为代表，又南下串连，扩大斗争，争取胜利。我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等处联络，最后到达上海。 这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在上海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学联。鉴于中山先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例如我们于“五四”被捕的消息传开后，首先通电呼吁“学生无罪”的就是中山先生；他并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还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等等，所以事先经廖仲恺先生联系，我和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去会见中山先生，请他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讲演。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抚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界的斗争。我们把请他讲演的事说了，他当即答应下来。 全国学联成立之次日，中山先生应约到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地位。北洋军阀毁弃约法与国令，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２１条款及其他密约，在此情况下，救国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本人在南京临时政府３个月的时间里，为民国所经营的诸制度；如不可能，只有重新革命，以尽去这些篡窃的人，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的系统，而此条约也就当然否认了。记得他在讲演时，特别对党员温世霖、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期间，收此绝伦的效果，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亦即１９１９年８月的一天，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经与廖仲恺先生约好再一次去会见中山先生。不想途中一阵暴雨，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时，我们的衣服已被淋得尽透。我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说：“今天总统不会客”。我说：“我们要见的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不是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廖仲恺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急忙走出来对看门人说：“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这是我的疏忽，没有早通知你。”接着就把我们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廖仲恺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连忙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中山先生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中山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５００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当中有人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告辞了吧！”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当我们告辞时，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５００支枪，是绝非偶然的。 五四运动对中山先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表明中山先生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 他对于我们创办的《国民》杂志和北大的《新潮》、《每周评论》甚为赞赏，所以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先生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两种刊物，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更有提高。他在同年１０月的几次讲演中，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陈土”，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政治。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 这次会见之后，我于１９２０年初即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６年底始行回国。这时中山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一回国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他创办的黄埔军校任教，至今犹感荣幸。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言仍然鼓舞着我们。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前，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台湾当局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以民族大义为重，走爱国统一道路，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 （原载于1981.10.06《人民日报》） ----  |
|
[关闭][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