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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z.farmer(七号努力学日语) 整理人: gaosuiying(2003-04-12 22:26:10), 站内信件 |
| 丙：生计变迁与原动力
从1949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温家大围屋与全国一样，历经政治运动，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由于政府过分地强调一大二公的集体主义，使得族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结果是族人的生活越过越苦。自80年代实行开放政策、土地重新分配承包到户以来，家庭重新变为一个会计核算单位，家长负责统筹一切，族人才从政治束缚中得以解脱，生产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生活水平得以日益提高。至作者于1999年前往访问时，族人已在大围屋周围新盖一幢又一幢房屋，有些还是高级装修的洋楼，族人说，仁厚祠（斯润）的子孙80％都造了新屋。但这些新屋规模及装修标准不一，并且都不是一步到位，即是说，不是大家生活好得不得了，家里有大量的积蓄拿出来盖房子，而是先买地，后砌墙基，一边养猪，一边做工或种养等积累起一点一滴的钱逐步盖起来的。不管如何，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是不争的事实。按族人自己的话说：“不会差，过得去”。整个温家大围屋到处显现蓬勃的生机。 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的遗愿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于实现。1951年5月，梅县开展土改运动。 从1952年开始，政府将个体农民逐步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 谈起互助组和人民公社，温家族中的老前辈都很激动，他们说，平心而论，搞合作社时还不错。毛主席搞合作社，公社化等，最初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通过这些运动，提高大家的集体主义思想，但实际上效果甚微。农民的思想自私狭隘，任何时候都难改。生产队时，社员出勤不出力。搞文化革命非常之坏, 生产上不去，劳动日值仅两三角钱左右，农民辛苦一年还要倒欠生产队的帐，需要自己拿钱向生产队买粮食。虽然经常学习政治，提倡人民的干部为人民服务，但干群关系一直不好。族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社员群众拈拈肉肉[10]，生产队干部食米食谷， 大队干部食鱼食肉”。即是族人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自实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后，族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因为分田到户取消了一大二公，各干各的，各人凭本事发财致富，所以大家的利益关系相对少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好，大家见面都比较客气。1979秋冬，开始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仁厚祠的两个生产队在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将劳动力和土地适当搭配，划分作业组，对作业组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作业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生产队鱼塘、果园砖厂、加工厂等招标到人，承包人按指标数上交款物给队；将部分旱地划分到户，由种植者自由种植，包上交金额。这一年的承包期未到，上级又有更加开放的政策下达。1980年9月， 仁厚祠实行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承包的责任田，按规定完成交纳给国家的公粮、余粮(后改定购粮)、集体水利粮、优抚粮、社队自筹粮任务后，全部产品归各户所有。土地承包期3年，期满后顺延或作调整，承包的土地由县人民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土地所有权仍为生产队集体所有。报导人说，每三年调整一次土地的政策操作起来很麻烦，常常因为一二分地而搞得人际关系复杂，不利于族人的团结。1983年，土地承包期改为5年。1984年3月22日，梅县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延长责任田承包期的通知》，各农户所签订的《责任田承包合同书》合同期由原从1983年秋收后起至1988年秋收后止，改为延至1998年秋收后止(梅市府1984：36号文)。1993年政府又公布了新的承包政策，强调承包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要求30年内不再进行调整土地，即生不补，死不收。[11]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扩大了族人的生产自主权，使承包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革除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端，调动了族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生产效益不断提高。 分田之初，温氏宗族的两个生产队先是对现有的土地进行大清理，然后按当时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土地的分配涉及各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分配以前，族人都担心干部分好田，百姓分劣田。所幸这一局限并不存在於今天温姓的村落。分配土地时，干部与老百姓、大人和小孩一视同仁，按人口分配，好田与坏田，水田与旱田均互相搭配，大家都分一点。然后进行拈阄[12]， 每人一份0.4亩耕地。这样下来，每份田都被瓜分得很小的一块， 大家就象梅花点一样耕作。这种现象不完全集中于某一家，而是各家各户都有，间中也有些人分到离家较远的，即使如此，大家认为这样分配比较公平，因为干部与老百姓一视同仁。 实际上实行土地承包以后，家庭为一独立的会计核算单位，拥有自主权，因此，各承包户之间为便于耕作，有权自行商量互相调整，使土地能相对集中，使之有利于规模经营。有的被改挖成水塘养鱼，有的在改为果园等，五花八门。 这种承包政策，有利有弊，但比较而言，利大于弊。现在的问题是，土地只有这么一点点，现又都分下去了，以后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多，人口在日益增长。而按30年周期，到时能调整拿出来分的土地又非常有限，怎么分？随着新生人口增多而无土地可分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但愿30年以后，政府会重新制定一个新政策出来。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 目前的状况是，由于政策宽松，经济日益发达，青年外出做工挣钱容易，因此村里丢荒现象时有发生。而政府最担心的就是老百姓将土地丢荒。政府为了遏制农民丢荒，鼓励多种粮食，采取保护粮价的政策，鼓励农民卖余粮，卖多少，政府收多少，1995年收购价为200元/百公斤。族人不愿种田的原因很多，而主因则是农业投资大，农药化肥太贵，成本重，而粮价又太低，农民一年辛苦，没有什么效益，所以有部分农民把责任田改种水果、改挖水塘养鱼。 作者访问了8个家庭的农业生产情况，报导人说，正常年份，平均一亩地一年除投资及税收等，收益为1,115元。村里人均耕地为2/5亩，则人均年农业收益为446元，相当于225公斤粮食。 这些收益还包括一日三餐、日常开支、应酬等。如遇到有朋友结婚送礼金等七七八八为了顾面子的开支，一个农户辛苦一年实际没有馀钱可存银行。因此，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温氏家族有60％的年轻人都跑到外地打工，留下一些老年妇女在家种田。年轻人在城里挣一个月的钱，可买五、六百斤大米，他们根本不想回来种田。作者在访问中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再过若干年，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年轻人在城里又不回来，土地由谁耕种呢？ 土地是一个常量，而人口却是一个变量，人与土地是一组反比例函数。随着岁月的推移，人均土地越来越少，最后连供自己温饱都不足，何来供养家庭。因此，作者认为，老是围绕这么一点点土地打主意不是办法，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去鼓励族人经商、投资办工厂等等。从长远考虑，政府应给农民指引一条新的出路。政府应有计划地派专家到乡村里去，教农民学会必要的种养技术。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鼓励农民大胆去贷款，发展种养业，比如种果树、养鱼、养猪、养鸡等，现在的问题是，族人普遍缺乏专业技术。农村过去有一句俗话，叫“头胆二功夫”，否认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宗族，如果还死守这个信条一定会使自身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因为但实践证明，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中，光有胆量不行，还必须有技术。目前的状况是，在土地承包开放政策前提下，具体怎么去发展农村个体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尚处于各人投石问路的阶段。 据作者观察，温家大围屋门口的水塘塘面就很大，此外，部分族人也有将责任田新开挖一些鱼塘的，但均未充分发挥其效益，比如搞水底与水面同步发展的立体养殖，利用水面养鹅、养鸭等。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水面很有限，养鹅鸭占去一定的空间，会影响养鱼的产量。当然，鱼的种类很多，养什么鱼比较合适，是要作一番市场营销调研。因为有些鱼种市场上卖价很高，经济效益很高，比如潮汕养鳗鱼出口日本就赚了大钱。现在温氏族人中也有养鱼专业户3户，但所养鱼种仍是传统的草鱼为主， 经济效益就比较差。即使如此，养鱼的经济效益仍远远超过种水稻，每年的亩产可达400 至500公斤，每公斤市场收购价为7元，则每亩年产值为2,800至3,500元间。 而种水稻的年亩产值却不到1,500元。效益悬殊虽如此之大，但敢于养鱼者并不多， 原因是农民没有相应的技术。 据作者了解，地方政府己注意到向农民推广现代农业技术的问题，但由于投资远远不够，影响到效果。如丙村镇就设有农业技术站，配备有专职科技人员，在推广农业新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投入不够，人力不足，尚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丁：行业分化与剩余劳力 一如上举，自改革开放以来，温氏族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虽大大改善，但一个急待考虑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这么少，族人就种那么一点田，人口却在逐年增加，劳动力应该尽快地转移到工商方面去。 进入80年代以后，族人的从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在访问中了解到，族人中有10％的人经商办实业。他们大胆投资创办实业如果园、办小煤窑、办砖厂、办客运公司等的大有人在。族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虽然大大改善，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这么少，族人就种那麽一点田，人口却在不断的增加，劳动力应该尽速转移到工商方面去。 1.医药卫生：历史上族人开药店做郎中的不少，以行医卖药材的比较多。旧时，族人在丙村街开有“同善堂”、“万安堂”、“维芳堂”三间大药店，生意都做得很旺。近年来也有一些族人开门诊办药行的。但总的来看，族人经营药材的这一传统优势至今远未得到恢复。作者推估，温家的这一传统优势如能得到恢复，不但可赚大钱，且可解决大批族人的就业出路。 2.种养：族人中有种果、养鱼、养猪、养鸡等专业户，夫妇办家庭小养殖场。W.S.Y.，W.J.C.等种果较有规模，年收入都在二三万元之间。其中温进石办鸡场，就很成功，他不但利用老屋舍、新居闲置房，还租赁他人仓库等办鸡场，每年上市肉用鸡达4,000余只，收益相当可观。据统计此类专业户有5户。俗云：穷人莫断猪，意为家中再穷也要养猪，以备家中急需经费开支时用。在温氏宗族，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的持家方式，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养猪，但一般规模不大，顶多养三五条肉猪或 养一条母猪的比较常见。 3.办实业：族人也有投资办小煤厂、办客运公司、办运输公司(有小客车两部、货车三部)、办装璜公司等，五花八门，经济搞得比较活。比如W.J.Z.、W.U.H.等办砖厂颇有成效。一座砖窑管理得好，一年可产8至12 窑红砖。但这些砖厂规模都很小，可容纳工人非常有限，其中甲厂有工人8人：男4人，女4人；乙厂有工人6人：男4人，女2人；丙厂有工人6人：男4人，女2人。各厂之产值也不高。 作者访问了族中一位小实业家W.J.Z.君。他现在的生活还满不错，1984年前后已把祖上传下来的破屋进行了重修，据此就足见其聪明能干。那么他这几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作者问他，“你觉得这是运气好呢，还是有眼光。”报导人说： 我原在大队搞企业管理，改革开放这几年我也一直是搞工副业，1983年起就向生产队承包了一个砖厂。搞承包当时，我预见到不但是普通农户，而且工厂等企事业将要盖大量的房子，需要很多的砖瓦，就接手承包过来，把以前积累的经验全都用上，结果成功了。这完全是一个机遇。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干劲冲天，只要有钱，就拼命干，我厂一月烧一窑砖，效益非常可观。 W.J.ZH于1985年创办装修装璜公司，后只身闯荡江湖，在上海承包某工程局俱乐部工程，赚了一些钱，1989年夏回到家乡，说见好就收，“不干了”。 W.W.C.家族旧时是有名的大商家，沿海从汕头通上海，沿韩江上游从兴宁通汕头，到处都有他家族的生意。其中在上海、广州办的是纱厂，兴宁办的是织布厂，汕头办的是旅馆、银庄和煤炭厂，丙村街开的是“常吉”商行及煤炭批发商行等。自改革开放以来，W.W.C.家族或投资办煤厂，或办运输公司等，事业都做得红红火火，在短短几年时间跃为温氏宗族的首富。他有四个公子，其中三公子投资办小煤厂，四公子买有中巴载客，走梅县至松口线，收入都还可以。他们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加强与海外亲人的联系，并争取海外亲人，吸引外资支持他们发展实业，所以起步较快。 在作者所访问的352位宗族成员的行业分类中(参看表5)，实际从事农业的仅占37.8％弱，且大部分为年老体弱者，其中还包括养鱼、养猪和养鸡的专业户。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外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有158人在外地工作，超过总人数的44.66％，而这些都是强劳力。另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深圳、广州、梅城或本镇的工厂做工。部分家庭是夫妇双双出门做工挣钱。这是改革开放前所没有的。 表5 温氏族人居民从业结构表 行业类别 从业人数 备 注 % 从工 158 外出深圳、珠海、广州、梅州等地做工 44.663% 从商办实业 58 做小生意、开商场、跑运输、办小工厂 16.3% 种养 4 养猪、养鸡、养鱼、种果树等 1.15% 农业 134 种水稻 37.8% 累计 354 100% 资料来源：作者亲自搜集。 戊： 思考 80年代中废止公社和落实包产到户之后，使得宗族之下作为基础的家庭结构得以重整，家庭重新受到肯定，家长的权威重现，过去人人是社员，只听干部指挥的时代结束了，现在家长必须为自己的家庭统筹全局。家庭功能恢复之后，它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随之而来的包产到户，使得每一个家庭都得精打细算，如何利用资源，求取最大的利益。家庭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大改变，可视作是对政策适应的结果。 一如F.Schurman (1958:404)所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虽打掉了士绅阶级，但却并未能改变农村及农民的生计。有一位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在分析近代史时，发现当西欧的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下转变时，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出现了内衍(involuted)的现象，[13]务农者恒为农，无从向工商业转变身份(Huang 1985:293)。这一社经背景在旧中国所形成的财富与权力的差距与失衡，不仅令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也使农村易於发生大规模的暴乱。问题是，自1949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虽然推倒了，然而农民传统的生计模式究竟改变了多少？生活水准又提高了多少？究竟有多少农民能脱离农业转向其他行业？作者深深感觉，强调“吃大锅饭”的集体主义，对一个原本就是匮乏经济和重视有限之得概念 (Image of Limited good)的古老民族而言(费孝通1947；Foster 1965)，只会更加深其固步自封和沦落消沉，失去主动积极的创造动机。至少本文所研究的个案可以作为一个证明此点。 首先，从丙村的个案来看，前30年(1949～1979)是在集体主义意识之下辗转折腾，真正的改变还是80年代初公社制度取消，推行包产到户，激发农民的干劲之后。有学者认为，农民较乐意於个别的家庭生产，尤胜於集体耕作(Nee1985:166)，这一说法似可以丙村的演变获得证实。如果说家户是“小集体”的话，那么近年来大量劳力的外移，则是基於个体主义的动机自家户中游离而出而另创事业。他们既离开了土地，也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在外从事诸如开车、打工和经营各种不同的小买卖。换言之，在基於亲属观念的家庭原则之下，仍有个体主义的空间，两者并非完全不相融。这和Nee 氏的理论假设，似乎是不相符的(Ibid.:167)。[14] 其次，从80年代初推行的承包制虽然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进一步探讨，目前按每户人口承租田地，并以30年为期的办法毕竟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是土地因建筑等原因只减不增，而人口却变动无常。因生、死、嫁、娶，每一家庭人口均可增可减。现在就已经发生了有地无人种(比如丙村镇三沙管理区等山区)，有人无地种的怪现象，遑论30年后的变化又将如何：即使到时又有新政策出来，但却始终跟不上变化的形势，这是十分可虑的。 第三，缺乏资金和技术，令农业的转化工作十分困难，以水稻和养鱼为例，后者的收益是前者的2倍，问题是农民既困於资金贫乏，又无可靠的技术指导，只能自行探索，成效当然受到限制。 第四，剩馀劳力的输出和转化，是近年来丙村温氏族人经济生计的最大支柱。其中占44.66%强的主要劳动力都外出工作，另约10％的劳动力转化到传统的医药与工商等行业，后者令温姓在这方面的优势得以保持其连续性。 第五，以生活现状来说，丙村温氏族人可以说已经达到“小康”之境，不仅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大多数家庭都有积蓄。但如进一步分析他们的收入，从农田耕种上得来的却极为有限，主要的多来自“做工”和“家庭副业”之类。也就是说传统的小农经济能提供的毕竟不多，如何使庞大的人口脱离土地的羁绊，转入其他行业？应是当前各级政府应作统筹兼顾的。 [1] 此处借用C.Geertz(1963)，大意是指人口增加，土地面积和耕种技术均未改变，即使再深耕细作，对整个经济情况也不能有所改善。 [2] 至少本文所研究的个案可以充分证明此点。本计划自始至终，均获中山大学、嘉应大学、丙村镇政府及当地各界人士的协助，先后参与本研究计划的报导人如下：温绍玲、温敬台、温伟浩、温清浪、温绍渊、温培光、温淼香、温新谦、温进灿、温修文、温越文、温煌超、温瑾昌、温绍崇、温伟椿、温绍汉、温锦文、温绍轩、杨喜妹、温灿深、温带权等，谨志卷首，以表谢忱。 [3] 仁厚祠坐北朝南。 是屋的正中即是祠堂，俗称仁厚堂。屋中有龙厅、花胎、上堂、中堂、下堂、天街、天井、南北厅、花厅、门廊、后廊、伸手廊、正堂间、横屋间、围龙间、浴室、厨房。围龙屋下堂的正中为大门，门外有门坪(禾坪)，门坪外有照墙，照墙外是半月型池塘。 [4] 锦江为丙村境内主要河流，自西南流向东北，在乌石头（地名）段与自北而南的石窟河相汇继续向东北流向韩江。锦江桥筹建于1934年，1948年竣工。 [5] 旧时民间有观音会、伯公会等组织，各会置有田产是为会田。 平时各会将田地出租，利息用于神诞活动开支。 [6]有关农事活动的资料主要参考采访口述材料及《梅县丙村镇志》，下同。 [7] 毛泽东1958年视察丹东市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题词，刊于《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页270。 [8] 三“江”为客方言，意即三批。 [9] “甜米反”即年糕。在此指时间，泛即春节期间。 [10] “拈拈肉肉”是客方言，意为贪小便宜。 [11]可参考1994年广东省有关调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决定精神。 [12] “拈阄”为客方言，即抽签。 [13] 此处借用C.Geertz(1963)，大意是指人口增加，土地面积和耕种技术均未改变，即使再深耕细作，对整个经济情况也不能有所改善。 [14] Nee氏的假设特别强调中国农民生产过程的家户诱因， 并以之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相对应(Nee 1985: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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