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diyulove-007(野百合的光阴)
整理人: yerk(2003-04-06 10:25:3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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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音乐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语音，在音乐中充溢的是人类对生命的诠释，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有着感情的渲泄与释怀。据《易知录》记载；相传在太昊治国的时期，他用桐木制琴，以绳丝为弦，共计二十七根弦，命名为“离徽”，以琴声祝告神明，沟通天人。目有在于修身养性，返于天真，音乐就是从此产生的。而对于一代圣贤周文王来说，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所著的《易传》对后世文明的影响，从音乐的角度上来在说，正是他将原有的；宫，商，角，徽，羽五音，扩展到宫，商，角，徽，羽，少宫，少商七弦，这就是七弦琴的由来。也许有人会纳闷，为什么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总少不了这些上古帝王的存在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先民们看来音乐是陶冶情操，统治天下的“利器”之一，他们赋予了音乐最为纯洁，高尚的使命感与历史责任。孔子曾经也将“礼崩乐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走向堕落乃至是崩溃的先兆之一，在中国古代对知识份子的要求也有过“左琴右书”这一说法，而且在奏乐之前还必须得“沐浴更衣”方可为之，因为音乐的纯洁，与高尚是不容玷污的。
记得曾经有网友说过；“在这个缺乏诗人的时代里，流行音乐就是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人性所渴求的感动。”的确在这个高速度，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惘然的心灵上已经沾满了世俗的灰垢，浮燥的心理已经容不得我们再去浪费这有限的时间，用心去体会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乐律我们所需要的是情感释怀，去渲泄，去感动，以得到片刻的安宁。于是善于营造温馨氛围的BEATLES创造了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神话，而在无奈中呐喊的罗大佑则在中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成功都是建立在用心经营的基础上的，充满了时代所需要有原素，BEATIES的温馨与欢愉，抚平了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的心灵创伤；而罗大佑在新旧文明的冲突中，哼唱出了一代人的迷惘与困惑。是他们赋予了流行音乐更多实质性的原素，他们的成功是无可厚非的，是理所当然的。反观在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自九三年放开市场后，我看到的仅是那空洞乏味的政治口号以及浮浅低俗的肉麻情歌；没有人性对时代的渴求，没有对人性思想上的认知与反思，音乐本质上的感召力那就更不知从何谈起了。
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凭我中华泱泱大国十数亿人口，难道就找不出几个会搞流行音乐的人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流行音乐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就有它独特的人文底蕴在里面，首先你必须得以人为主，要知其所想，知其所需；其次你还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创作态度去面对它 ；而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偏偏就死在这二点上；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这是张也《走进新时代》中的一段歌词，咋一听时我还以为自已置身于某个政府报告会议之中，整首歌唱之中充斥着令人倒胃的政治口号与术语。如果我们的歌曲创作者们是本着政治第一的创作态度的话，那么他首先就违背了流行音乐以主为主的创作精神；如果他是本着加强民族凝聚力而创作的话，那么他的文字粹练功底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反观黄沾在多年前为张明敏所写的《我的中国心》则是震人心魄，至今回想起来都激动万分，；“洋装 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将我的一切烙上了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钧，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黄沾把握的是心理辨证法，从人性渴求归属感的角度抒发了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意识，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共鸣。 情歌是流行音乐永恒的主题，而我们的创作者们又是如何去营造他们爱的气氛呢？“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只等那太阳落了西山沟，让你亲个够”像这一类的歌曲就是中国流行情歌的主题，之所以要选择它，那是因为它与《走进新时代》一样极具代表性，对此我除了愤怒外就别无它念了，我们的创作者们也太愚民了吧？我们可是人呀，是有着自已思想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只知亲嘴和求欲的动物。记得台湾的著名老歌曲创作家庄奴先生曾经说过“在歌曲的创作中，歌词所要体现的是诗一般的意境与思想，而不是简单的草草了事。”也许说我们的创作者是在草草了事的话，是有失偏颇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音乐创作队伍的整体素养差，不但文学底子差，而且想象力和创造空间更是可怜的让人同情。所以才有了这种滥竽充数作品的泛滥。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有关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各大高校都有着自已的歌唱比赛 ，但大多与会者几乎都是演唱BEATLES，猫王等人的欧美歌曲，在一次比赛中，有一位男性青年手持一瓶可口可乐走到了台上，然后将其愤怒地将可乐瓶摔在地上，说到“我们喝着都是美国人的可乐，唱着都是欧美人的流行歌曲，难道台湾人就不能拥有自已的流行音乐吗，难道台湾的文化就真的就要被欧美人给吞食掉吗？”这件事在当时整个台湾的高校，甚至是在文化界的影响都非常的大。随后不少台湾本土的著名学者和音乐家都加入到了他们的创作队伍，包括了那个号称是“台湾第一狂人”的李敖。台湾的流行音乐起于校园，根基却是在整个文化界共同参与打造出来的。反观我们由于应试教育的特殊性，一些有创作能力和水平的青少年，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之中，到了大学由于年龄已大的原因，他们无法重新投入流行音乐系统的理论教育之中，而一些整体素质偏差卖相还不错的青年，却是将主考的目标放在各艺术类院系上。中国流行音乐之所以给人一种“扶不起的阿斗”的印象，究其根源问题就出自我们整个教育环境，政治气氛浓，学生教学压力大，而且文化界的名流们都耻于流行音乐这种文化形式。但他们恰恰忘记了流行音乐对现代人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的教育环境不得到改善的话，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将永远的看不到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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