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knitle(素还真)
整理人: fan_z(2003-03-06 17:48:2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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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土地文化”的沉重思考
伦 海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江西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恍若一个土头土脑、训练无素的农民，在全国30多个省市的竞争中，始终处于队伍的“最后方阵”。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一直排在全国末后的几名里边，不但使江西人脸上无光，也使外省人心生怜悯。江西到底是怎么了？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努力不够？是领导无能还是群众落后？是环境制约还是观念束缚？在国家开发中西部地区重大举措出台之后，“敏感”的江西人更加感到几分失落，觉着自己不是“东西”，既失去东部沿海省份优先发展的先机，也捞不着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随着世贸组织的大门向中国敞开，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又将掀起，落后地区如不奋起直追，势必更加捉襟见肘。也许，正是有鉴于此，中央近期调整了江西的领导班子，省委常委当中就有好几位是来自沿海发达省市的官员，让落后怕了的江西人又见到了新的希望。
领导固然重要。钱“多”也不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生存质量的惟一标尺。著名的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到中国讲学之后，1921年回国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他对中国文明的意见。其中令人惊讶地说,在他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贫穷悲惨，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更为幸福”。道理就在于他认为，中华“民族建立在比我们更人道，更文明的观念基础上”。〔1〕 罗素把中国问题分列为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三组，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而且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如此。他所钟情于中国的，是中国人那“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他甚至担心中国有被西化的危险，如果那样的话，“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将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2〕有意味的是，尽管江西经济上还比较落后，囊中还比较“羞涩”，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还在热切地关注自己的“文化”，先是有“赣文化”的讨论，现在则有“红土地文化”的研究。这种近乎罗素式的“文化”情结，虽然看不出有对“物质文明”的排拒、厌恶，但多少还是流露出“安贫乐道”式的自恋。自然，希冀通过对有特色的“文化”的弘扬来振兴江西的也是大有人在。
问题是，江西有无被称之为“红土地文化”的社会“软件”？如果有，它的主题又是什么？这种被称作“红土地文化”的文化模式有哪些特性？这些特性对江西过去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落后是否有过制约？对江西未来的发展它又能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这当中，既涉及到认知问题，也涉及到评价问题，更涉及到与江西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向我们袭来，江西人如何自处，如何既保留自己文化中好的东西，也克服落后的东西并学习别人好的东西，以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哪怕是“后发”也可以“先至”，显得尤为重要。新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江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愿意在这里谈谈江西的“红土地文化”问题，主要是对它的若干文化特性进行思考。
通常把人口、自然环境等看成是社会的“硬件”，文化则是社会的“软件”。江西到底是否存在着被称作“红土地文化”的社会“软件”？我的回答是“有”。尽管这种被称作“红土地文化”的文化积淀时间不长，它主要是大革命前后，尤其是“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随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及随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这一系列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活动过程中，浸润了江西人包括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政治信仰等深层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一种在功能上有着内在统一性和整体的一致性的文化模式。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对江西人的一个天大的褒奖，不但肯定了他们过去的革命奉献，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文化心理的抚慰和发扬。在即将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里，他们听到最多的激励口号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什么是“革命传统”？“革命传统”莫过于听党的话，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甘于吃苦，勇于牺牲，乐于奉献，不计得失，不计报酬一类。江西在“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就创造过兴国县的“第一等的工作”，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发扬了“革命传统”似乎也未曾落后过。惟一的例外是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江西人的“革命传统”遇到了“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严重挑战，有点不知如何去“发扬”。彷徨、苦闷、埋怨、企盼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却很少有人对此去作一些比较深入的反思，对江西社会发展的这一“软件”优势和劣势作出分析。
外省人踏入江西，踏入这块比欧洲一些小国家大好几倍的“红土地”，他们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些什么呢？“八一起义”纪念馆标示着人民军队诞生在“英雄城”南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星火燎原”的策源地，“红色故都”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此外，还有刘少奇、李立三在安源领导过路矿工人大罢工，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以及陈毅在赣南打过三年游击等等。就连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庐山也保留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会址，更不用说国共两党的领袖们都在山上建有或享有过的别墅群。所有这一切，虽然不过是作为“红土地文化”的“物质层”和“心物层”而存在，但人们还是可以透过它们感受到浓浓的“革命传统”，感受到“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的悲壮和崇高。只要听听讲解员说，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上，平均每一里都留有一具江西烈士的遗体，又有谁不会为之动容呢？是的，江西在中国现代史上所作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所作出的“奉献”也是太多了。人、财、物，这些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都被敌我双方过量地消耗了。人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不能不扼腕叹惜。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义无反顾地为政治理想作出的“牺牲”和“奉献”，才是江西人为之骄傲的“革命传统”，才是他们所拥有的“光荣”。在骨子里，现代江西人如果有什么大的成就感，恐怕也只有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的这种巨大“牺牲”。因此，要说“红土地文化”有什么样的主题的话，我倒愿意用政治伦理这一更具精神特性的话语来加以概括。换句话说，“红土地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它既上承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也为当年现实革命的意识形态所浸润，同时也是江西相对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有30%的江西人死于战乱，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则多达半数人口的死亡。可以想见，江西至少在近现代是一个战争的重灾区。经历过战争的劫难之后，不仅自然环境满目疮痍，社会环境也应是十分恶劣。都说江西人老实，听话，能吃苦，要我看这是环境使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试想，在刀枪剑戟的威逼之下，你不纳粮，你不被拉夫，你不做兵勇，行得通么？江西人的“老实”、“听话”、“能吃苦”，其实是被“打”怕了、“打”苦了以后才有的。直到遇上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他们才享有了“打”的主动权。但“工农自己的队伍”也并非乌合之众，它有一套严格的战时纪律约束，又有一套严密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任谁还敢放纵胡来？即便是普通的老百姓，一方面有理想的感召和现实革命所带来的实惠，另方面则是战时特定的环境制约，也会是诚惶诚恐的。这样，江西人的老实、听话、能吃苦也就有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听党的话，跟党走，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一定实现，并为之甘愿吃苦、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说“红土地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也首先是表现在这样一些基本特性上。这一特性是由战时共产主义的刺激而养育成的，也是构成江西社会发展“软件”的优势所在。
因为老实，听话，能吃苦，就利于组织，利于管理，利于调配。江西“老表”是很好说话的，尤其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真可以是“说一不二”。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自己吃不饱，但对中央要求增加调拨粮食的指标任务，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西经济明显落后于全国，但几次中央领导到江西南部视察，江西人自己硬是实行了“不谈困难、不提要求、不请题字”的“三不”主义。“能吃苦”也是忍耐心好的表现，对自己的苦难，自己的落后，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怨言，也不挂在嘴上。他们只知默默地奉献，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他们甚至还惯于“苦中作乐”，即便清贫，也能唱出“白米饭，红炭火，天上神仙不如我”的山歌。老实也还有诚信的一面。江西人尤其好客，即便自己穷，但招待起客人来却一点不含糊。“吃”的文化在江西是很发达的。自然，“老实”的背面是懦弱，一味地“听话”而没有了主见也导致盲从，光知道“吃苦”其实也是缺少求变求新的思想。江西这么些年发展速度之所以缓慢，大约也有自己“老实”地把思想停留在“老区”，停留在“社会主义好”的原因上面，“吃”尽了等、靠、要的“苦”头。
“红土地文化”的第二个特性是崇尚权力。这一特性固然可以在江西的历史上找到它的渊源，但更主要的是长期革命斗争的历练。江西历史上确有过为官入仕的辉煌，既出过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这样一类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也出过严嵩这样的奸臣大恶。宋元明三朝，江西籍的状元数就一直名列全国前茅。也许，和平时期“读书做官”是江西的老祖宗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但在现代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江西人在苏区时代充分地经历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开展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考验，懂得“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道理，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充分享受过“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荣光。更不用说经由战争的历炼，激发了那么多普通工人农民的军事智慧，在前仆后继当中，一大批青年农民走上了各级指挥员的领导岗位。光兴国一县，解放后被授将军衔的就多达50多位。这些成功的范例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江西人，使他们从小就知道“权”的重要，“官”的荣耀。只不过在不知不觉中，尤其在“文革”和稍后的计划经济转轨之后，“权”或“官”的意义部分地被他们的父辈或多或少地“篡改”了：“权”的公益性被私利性所侵占，“官”的公仆色彩被统治色彩所替代。如果说从建国直至60年代初，江西各级地方官员的绝大多数还保留有行使公权、做公仆的较多本色，那末在“文革”以后，一些人则把“权”的私利性、“官”的统治色彩逐步加以张扬，乃至酿成借权力寻租之风愈演愈烈的状况。本来，崇尚权力也没有什么不好，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执政地位，自觉地同那些破坏人民政权形象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精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好官是好事，但一旦把“权”把“官”看成是可以多得好处，多捞实惠，可以颐指气使的“职业”，权力也就变了味，变成赚钱的“资本”或谋利的工具。江西盛行“官本位”，江西人骨子里一方面是怕官、畏官，所谓“见官矮三分”，但另一方面却是想做官。“做官做到党中央，赚到票子用车装”，这个前两年在江西某县民间流行的祝语，实在是很能说明一些人的心态。也正因为如此，江西才会出现买官、卖官、骗官，乃至杀官的怪现象。这种现象不是说在外省没有，但发生在江西，自有其政治伦理文化色彩强烈的土壤。
由此衍生出来的特性是，“官场”上等级森严，“一把手”的地位至尊至高。上级机关哪怕是一个科长去到下属单位办事，下属单位俨然就是上级“领导”来了视察，服侍得周全熨帖自不消说，走的时候还得有所“表示”，以图他们回到上级机关之后多说好话。下级机关哪怕是“一把手”到上级机关去办事，也得注意看“处长”、“科长”们的“颜色”，稍有不慎，可能要办的事情就会卡壳。凡是“一把手”说了的事，“副手”以降的“下级”必定唯唯诺诺，生怕“犯上”而影响升迁。为了获得领导的“赏识”，勤于“汇报”，善于“总结”是“官场”第一要义。一个一门心思只知道扑在工作上，想方设法去创造性地谋发展，而不知道及时“请示汇报”、注意看上司的脸色办事的干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有好果子吃。“想做官就不要想做事，想做事就不要想做官”，“实事虚办，虚事实办”成为官场沉浮人物的经验之谈，应是“官本位”作祟的苦果。正因为“上级”和“一把手”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一些干部为了能提拔，把聪明和智慧都用到如何讨好上司，逢迎上级去了，说假话，报假数字，造假政绩的事也成为“风气”、“时尚”。前些年江西在贫困县还多多的情况下，居然能说出“消灭了赤字县”的政绩而不脸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官本位”思想还导致一大批专业人才的社会价值取向转向了“仕途”。科研和学术的氛围在江西之所以难成气候，一方面在于专业技术人员小有成就，鼓励的办法之一就是授以行政职务，因为有了行政职务，研究的“方向”和“重心”就不免要转移，自己的“专业”倒反而丢掉了；另一方面一些专业上有些成就或具备潜质的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眼看做“仕途”比做“专业”实惠，主攻方向自然也就改变了。至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又不愿意自己的“专业”被“仕途”埋没，甚或觉得自己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人，干脆卷起铺盖远走他乡，造成所谓“人才严重流失”的现实，除开因江西经济落后导致待遇太差，也实在有与崇尚权力的政治伦理文化氛围不相宜的关系。
第三，“红土地文化”还有斗争性强的特性。在常态下，江西人给人的印象固然是老实、听话，这也是普通江西人的本性，但在非常态下，江西人又有斗争性强的一面。这一点，远在苏区时代的土地革命斗争当中，就已备受浸染，一试锋芒。打土豪、分田地，自然需要阶级斗争的勇气，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时时充满“两条路线”斗争的紧张。苏区时代中央根据地发生的“反罗明路线”、“反社会民主党”的“左”的激烈斗争，留给江西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不光有人人自危、自洁的教育，更有不斗则退、则败的教训。何况，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来了白军跑，白军来了红军走所造成的“一红一白”残酷现实，教会了江西人许多自保的斗争策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江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斗得更是“红了眼”。即便在农村，因为政见或利益的不同，动辄也会被戴上“高帽子”拉出去游斗。在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群体被用梭镖处决的事件。江西在历史上缺少常态或非常态下的“竞争”训练，一遇到利害关系，常常是用“斗争”的方式去达到目的。因此无论干部调整、职称评聘，评优、评先、评奖金，总可以听到有人背后“捅刀子”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影响和危害却是不能不引起重视。
背后“捅刀子”式的斗争性就其内容说，无非是“抗恶”或“泄恶”两大类。抗恶者出以公心寻求公正，泄恶者多为私利而制造混乱。而江西人这种“捅刀子”式的斗争性之所以有市场，从一个侧面也反映江西的人文环境不太健康，为什么江西的一些人才会流失？人文环境欠佳也是一个原因。
“红土地文化”的第四个特性是重农轻商。这一特性虽然是有中国农业文明遗产的共性，但与江西特定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与自然生态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江西地处亚热带暖湿气候区，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及相关的农业开发，因而历来是一个农业大省。有资料表明，自唐王朝后期开始，江西就“出米至多”，宋代赋粟输入京师“为天下最”。就是现在，江西农业仍然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大米、油菜籽、棉花、甘蔗、茶叶、毛竹、木材、肉猪、家禽、淡水鱼等农产品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丰饶的物产，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江西人。在正常情况下，江西人只要辛勤劳作，足不出户即可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江西四周多山，地理上惟一的出口是自南向北流淌着的赣江。山，阻隔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水，带走了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江西仿佛是历代皇家天然的“米口袋”，白花花的大米随着向北流淌的赣江年复一年流入皇家的“粮仓”。“纳粮”是他们的天职，种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脉。一代又一代的江西老表，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粮使他们辛勤劳碌，田使他们累死终生。较之种地，经商只不过是一门副业，即便丢失土地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稍有积累，他们仍得返回故里买田。“买田做屋”是历史上江西人甘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价值取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其后又在赣南、闽西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实在也是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质朴的政治号召太有诱惑力了。不然，普通的老百姓是很难一下子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在性。江西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除开“贡献”人，也主要是“贡献”了以粮草为核心的财物。即便是取自地主老财之家的钱粮，也应是老百姓田租地税缴纳之物。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以粮为纲”路线，重新焕发了江西人的土地热情，产量逐年上升，开荒垦地，围湖造田之风日盛。据说，第二汽车厂上马之初，中央有领导曾考虑把它建在江西，但同江西有关方面商量时，江西方面听说要那么大一块地皮，担心占用良田过多，说不好办，竟然拒绝了国家这一大型企业入户江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透过这件憾事，也足可以见出江西人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
因为重农，不必需要太多的交易即可满足自己的日常之需，江西人历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这一思想深深地制约了他们向外求发展的观念，相对封闭保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何况，“商”在中国历来排在四业之末，加上江西人的“老实”素来与他们看不惯的“商”需“奸诈”无缘，轻商也就势所必然。不过，说“红土地文化”有轻商的特性，其实更主要还是说江西人的商品意识不强，商业经济头脑不够发达。革命战争教会于他们的是冲锋陷阵，指挥打仗，熟悉“战场”而不懂“市场”，成就过“将军”而未曾培养出“大亨”。江西地处内陆，素来无与沿海口岸通商的便利和经验，对什么是“商机”以及如何把握“商机”实在是缺乏训练。江西人不乏聪明智慧，缺少的是把“知识”转化为“资本”的能力，把“产品”推向“市场”的大气。在市场运作上，他们更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产品开发上，则主要依托“小米加步枪”。改革开放之初，江西人曾及时把握住消费趋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生产出当时具有进口替代性产品和国内创新产品，如在全国第一家生产摩托车，第二家生产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装，电冰箱和电视机也上得很早。据说当年长虹的老总还曾到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的老总也到过南昌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但曾几何时，像“赣新电视”这样曾经一度畅销的产品，不几年便销声匿迹了。江西的有识之士曾慨叹江西在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先后丧失过“三次机遇”，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丧失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第二次是90年代初丧失了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造的机遇，第三次是“九五”期间丧失了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的机遇。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重农轻商所导致的后果。
总之，我以为老实听话，崇尚权力，斗争性强，重农轻商是“红土地文化”的基本特性。与此相关，还有一些特性，比如出于对革命的怀念，因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全包全揽的体制的依恋，对经济全球化的恐慌等等，都可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或感受到。但这毕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发达地区带有全局性的“通病”，随着改革的成果日益增多，随着不发达变为发达，完全有可能退失，因而暂存不论。我想说的是，“红土地文化”的这些特性，对江西过去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是有过制约的。江西要发展，必须对“红土地文化”首先加以科学主义的改造，必须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所谓“发扬革命传统”，最紧要的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去年五六月间视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所作出的一个新的科学概括。“红土地文化”也不是纯天然的“革命”年代的文化，它既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破坏，也受到“文革”前十七年“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文革”时期的恶化，自然也有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洗刷。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要以为一提“红土地文化”，就把它“圣化”，认为是好得不得了的文化，一点缺点也没有。当然，“红土地文化”也绝非是一种完全落后过时的文化，更不能等同于“左”的文化，它自有其合理的内核，值得人们加以思考。
我还想说，时下流行有一种“文明现代化”的偏颇，即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物质文明”，仅仅理解为钱多和生活水平高。其实，“文化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文明现代化”固然可以来得快，甚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人类偏重于对物质享用的欲望以及对物的利用的权力意志，常常导致每一次物质文明的进步，都对自身的自由发展产生潜在的威胁。不然，那些文明现代化程度很高而且富得有些流油的国度的人们，何以会生出“回归自然”的念想？关键就在于，文明是外在的，文化是内在的；文明追求物质的东西多，文化依附于精神的东西多；文明着眼于生活水平，文化看重生存质量。最浅显的实例是从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生存质量学术会议上传出的信息，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近年来一直排在全国前列，但遗憾的是，这些地区的人生存质量却并不高，而且有的还相当糟糕。据说原因是那里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精神压力太大，这样状态下的人很难有幸福感；另外，一些人对生活、工作、收入期望值过高，一旦不能实现，便会产生自卑感，有的甚至得精神病。有资料显示，广东省的精神病患者数字亦排在了全国前列。〔3〕这说明钱多并不等于生存质量高，因为生存质量是人们对身体、工作、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综合评价。这个实例同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分析西方的状况所说，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罗素说，我们在西方制造了一种对进步的崇拜，我们相信我们热爱进步，而实际上，十有八九都是热爱权力，是对经由我们命令而能使事物发生变化这种感觉的一种享受。出于这种愉悦的缘故，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会极其努力地工作，以至于到他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已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只能靠着面包和水度日，仅仅成为他为其客人所准备的宴席的旁观者。〔4〕罗素还说，典型的西方人希望成为使其周围环境发生尽可能多的变化的原因；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而且尽可能雅致地享受生活。这其实就是代表了中西方的一种文化差异，也是文明追求与文化目的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说，江西的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把解决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放在前边。只有文化现代化前进了，文明现代化才有基础，才有动力；否则，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1]参见《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98页。
[2]同上，第86页。
[3]引自《信息日报》2002年1月23日第23版，题为《广东人钱多不等于生存质量高》，摘自1月21日《羊城晚报》。
[4]同[1]，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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