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ly-bluesky(素面朝天)
整理人: ofnn(2003-02-27 15:08: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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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未进入“倒计时”———盘点江西2002（下）
(2003-01-20 07:25:01)
主持人的话
本期的谈主是李建德教授。和当年的许多上海知识青年一样，建德兄人生的最好年华都贡献和消耗在这块土地上，就说早期的冬修水利吧，任务是1人1天挑1方半土，他却1天挑6方，1个人干4个人的活，也因此每天得吃3斤3两米的饭。他又和上海知识青年不同，他来江西更早，因为对现在的孩子都难以解释的“家庭问题”，又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公开否定革命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的神话，所以，他比前者的经历更为曲折，命运更多磨难。在历次的运动中，大概除了没有尝过枪毙的滋味（却做好了被拉出狱门走向鬼门的心理准备），坐牢、挨打、批斗、关牛棚、劳动改造、脸上涂得乌黑等等一些生不如死的“礼遇”他都“享受”了，他被“内控”长达15年。
倘若这是一根电线杆子的“档案”，这根木头也早拔脚而去。当今的浦江两岸，街道上满是流光溢彩、堪与纽约东京比肩的现代化橱窗，夜空中开放有多少梦想的绚丽焰火……建德兄却仍在这块土地上干活吃饭，看样子还要在此划上自己人生的句号。
性格就是雕塑命运的錾子；磨难更是别人偷不走的财富。
1993年，他调入江西财经大学。他开始在稿纸上铺展1963年时青春的心底就萌生的一个责任感———一定要写出一部科学的、能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当这部皇皇大著《经济制度演进大纲》终于完成后，他以自己的著作为理论基础，心骛八极，神驰四方，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地重新打量与思索所有的经济现象。他可以继续著述立说，坐拥书山，他是一个呆在书山里无比快乐的人，一年要读50本以上的专著。然而在重新审视江西时，他发现了很多包括江西人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他觉得有责任说出这些问题（在他的人生词典上，可能“责任”是使用频率最多的词）。于是，这几年他经常走出书山，或者就在书香扑鼻的书山里接受媒体的采访，我曾称他为本省的几大“名嘴”之一。
他以为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和政府官员、实践者有不同，社会角色亦有区别。也许学者的观点不一定对，但这个观点如果是后者所没有，他至少得把这个观点传递过去。只有这样，不同的知识结构才能联结成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不同观点的逐次打磨才有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准确的判断。
无疑，当今经济学已成了显学。建德先生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许多人学经济学，不过是把经济学当作敲门砖，或打开商道，或是打开官道。他的影子，不久前却出现在南昌市为下岗职工办的再就业培训班上。我们访谈中，他感叹道：吴敬琏先生曾两度当选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十大经济人物，经济学家中只有他一个人获此殊荣。可他当选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而是因为他的正义感与平民意识，这正是当今经济学界的悲哀，又是对当今经济学的鞭挞……
其实，经济学从本质上说还是人学。
江西老百姓这一年多来的内心活动不再是一种内在的活动，而是已经可以被外部清晰观察的活动，这说明江西这一年多的发展已经是客观的、不争的事实。
一年多来，这一届领导的政绩用什么来表现呢？当然也可以用一些经济指标的数字来显示，但我以为最集中又最有价值的表现，就是民心已经涌动起来，大家都觉得有了奔头。
如果说江西过去参与了什么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活动，也仅仅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跟着掺和掺和而已，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真正出于内心的一种激奋、一次感动……这一次思想解放活动真正调动了上上下下的积极性，真正着力于面对并解决江西的问题。
李建德：张道刚先生写的《解读江西》是一篇很好的外地人看江西的文章。从中看得出他是一个内行。他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既是记者，又是从事政策研究的人，他知道政府运作的一些规律，因此他是内行看门道。我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的观察很准确，对江西地位的观察是实事求是的，看到了江西在一年多前和现在的不同发展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江西虽然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已经存在，但总的来说差距并不很大，而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差距拉得越来越大，Y形的分岔道拉得越来越开，这就是多年来江西、南昌的民众有一种区域性沮丧感的根本原因。过去我们的干部去外地开会，一般是坐后排，不敢发言，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江西人、南昌人，你自己都觉得很压抑。第二，我觉得他的观察很细致到位，在他的文章里生动地体现了江西民众这一年多来涌动的民心。从他的观察来看，江西老百姓这一年多来的内心活动不再是一种内在的活动，而是已经可以被外部清晰观察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江西这一年多的发展已经是客观的、不争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外部看江西看得比较准确的一篇文章。
一年多来，这一届领导的政绩用什么来表现呢？当然也可以用一些经济指标的数字来显示，但我以为最集中又最有价值的表现，就是民心已经涌动起来，大家都觉得有了奔头。而且，这种民心的涌动是外地人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的，我认为这是一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为什么会取得这个成果？张道刚先生认为思想解放活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这个评估既是准确的，又是不足的，我们应该作出两点论的评估来。说它是准确的，是因为这一次江西的思想解放活动终于有了实际的效果，确实是这次思想解放活动在前，民心的涌动在后。但是江西远不止搞过一次思想解放活动。仅所谓的搅动思想就搅动了四五次，有的领导甚至提出“不换脑筋就换人”，更不要说一般的解放思想活动了。既然解放思想都用上“搅动”这个词了，而且也搞过那么多次，可为什么不仅没有把民心搅动起来，还让老百姓越搅心越冷呢？这就说明思想解放活动的具体形式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而关键是看怎么做。过去搞思想解放活动，给老百姓的感觉正如一个老干部所说，“江西的唱功很不错，做功很差”。原来是只有唱，没有做，甚至于唱得很好，做得很糟，形成了一种反差。一次又一次唱高调，结果老是做不到，巨大的失望只会是让大家的心更凉。
如果说江西过去参与了什么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活动，也仅仅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跟着掺和掺和而已，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真正出于内心的一种激奋、一次感动。而这次的思想解放活动，有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个不同是手段不同。这次是用大开放的形式推动思想解放活动，和外部世界进行充分地接触、结合、撞击，并且撞击出很多火花。第二个不同是目的不同。过去的唱功是内在的要求，其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唱，所以主角永远是领导者自己。现在的唱功则变成一种手段，谁来唱都欢迎，而且首先让别人来唱，用对外开放的方法真正请各家、各行的高手来给我们谈，给我们唱，这就帮我们打通了思想，所以才会“走出去，请进来”，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差异。后者是立足于解决问题，坦率地说“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如果站在纯粹的唱功上我是不愿意唱的，因为这个调门并不高，唱出来不好听。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说，而且大家对此也深有感受呢？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唱功了，而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恰恰是江西的区位功能，定准了我们的区位功能，我们的政府、企业就有事可干，就知道该怎么干。大家从省市的领导身上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一股清新之风。前者则仅仅是为了唱给你听，做给你看，所以我们总是在电视中、报纸上看到官员们在会议上没完没了地告诉人们我要解放思想了，别的人充其量给他打打边鼓，如此而已。他们甚至于不希望有人出外去考察，不希望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财力不够，因为出去考察要花不少钱，所以在党校、行政学院学习培训的干部不能出去或者很少出去考察。而现在的领导只要出去学习考察确实是为了工作，都同意、支持出去。因为只有到那种场合去考察感受了，才知道人家的市场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次思想解放活动真正调动了上上下下的积极性，真正着力于面对并解决江西的问题。
除了思想解放活动到位，这次能够产生民心涌动的效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台了很多具体的举措，提出了一些凝聚人心的说法，而且它们能够付之于行动，并在短期内见到了效果。民心的涌动是民众对这一年多政府行为的肯定与支持，也为江西下一步的发展，为江西在中部的崛起铺垫了一块最好的基石。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孟书记来了没有多久，就亲自给省直离退休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做了一个报告。这是江西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坦率地说，时下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书记就敢去做，就敢去面对，而且同志们都说实际效果很好，大家都对省委、省政府有了一份理解，因此也就多了一份支持。再比如，吴新雄书记亲自在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班开幕典礼上讲话，为他们上课。虽然他当天上午还另有会议安排，但仍坚持讲到10点钟才走，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根据自己在企业的5年工作经验，结合以后在政府工作中观察到的情况，设身处地地说了很多很到位的点子，讲得非常实在。他的日程表排得非常满，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场合的讲话他是可去可不去的，因为从重要性上讲，还有更多的话要他去讲，但是这位省委副书记、南昌市委书记却仍然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这样做不仅是自己尽了一份心，而且是形象地动员了所有的政府干部都应该为下岗职工奉献一份力量，这就是一种表率的力量，是一个实际行动。虽然书记不一定要自己去具体动手做些什么事，但是他能够亲自去参加这样的会，而且不是简单地去剪一下彩，致一两句贺辞，而是生动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是身体力行。
这种雷厉风行、令行即行的新貌，实际上暗含着昔日的官场文化第一次受到了重创，这给了人民群众和一切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以巨大的鼓舞。
有个几年功夫江西的面貌便可彻底改观———如果给老百姓这样的心理预期，一是不实事求是，二是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与期望比起来，在江西立志崛起于中部的伟大事业中，更重要亦更需要的是坚定与坚韧。
南昌这座多年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却在短短几个月中城市建设迅速启动，这是民心涌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随后省里又在南昌开了一个建设花园式城市的现场会，全省一下全都铺开来了。原来南昌乃至全省要拆违章的房子是拆不动的，拆不动房子不是真的拆不动，而是当时的官场文化极其糟糕，大家都可以去“炒角”，“炒角”了就可以不拆，那么既然你可以不拆，我当然也可以“炒角”不拆。不仅南昌如此，全省各地都是如此。为什么新来的领导能够在这几个月之内改变面貌？第一就是自身过得硬，按规则办事，说拆就拆。南昌这一拆，全省都跟着拆动了，没有哪个再去告什么状，大家心服口服，什么怨言都没了。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种雷厉风行、令行即行的新貌，实际上暗含着昔日的官场文化第一次受到了重创，这给了人民群众和一切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以巨大的鼓舞。
我一年前在你的一期访谈中说过，一个非正式的不健康的官场文化的存在，这是江西多年来经济文化发展迟缓、思想沉闷的根本症结。人们过去常常看到，江西的官场上最重要的是要跟准人，而并不是做事，到了只要跟准了人，做不做事都不重要的程度。甚至到了只要跟准了人，哪怕做了一些坏事也不要紧的地步，那么谁还会去拼命地做事呢？又由于经济的落后，个体发展空间有限，官场形成过度的竞争，过度的竞争又必然伴随有非正当竞争，因此小报告满天飞，绊马索遍地有，其结果往往做事的人成本高、收益低，甚至是负收益，看的人倒是成本低、收益高。如是的反差，便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选择看而不选择干。过去江西之所以投资环境不好，也就是因为官场文化不健康，有人敢对投资者大声地说：“你去告吧，随便你告到哪里！”为什么他敢说这个话？因为他跟对了人，有靠山，你告了也没用。我认为，这一年多来这种落后的官场文化受到了重创；但我同时也要说，一旦成了非正式的文化（胡：或可称之为心理、习俗上的潜规则？）那在短期内是扭转不过来的，江西的问题本是深层次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我们的媒体应该充分肯定这一年多来的成就，但是还不能给江西的老百姓以过高的期望，让他们以为有个几年功夫江西的面貌就可彻底改观。如果给老百姓这样的心理预期，一是不实事求是，二是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与期望比起来，在江西立志崛起于中部的伟大事业中，更重要亦更需要的是坚定与坚韧。
为什么江西的问题在短期内还解决不了呢？我以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干部的素质问题。过去江西的怪现象之一，表现为一些领导者总是很赏识听话的人，但从实践来看，真正干事的人往往会有自己的主张，他并不顺着领导的口气去说，也不是仅仅随领导的意志去做事，所以他很可能就不被赏识，不被提拔。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已经是几十年的问题了，既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淀，肯定有复杂的经济、文化和体制原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其次，原来已经安排了的干部，有些尽管不适应当今改革和大发展的局面，但本人并未犯什么错误，现任的领导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只有在接受既成事实的基础上，用增量的方法来逐步调整，这也要有一个过程。再有，就是现任领导所需要的能真正干事的干部，原来的储备严重不足，原来的后备干部自然有些是按照原来领导的观点去储备的。现任的领导得去发现、提拔一些符合现在形势发展要求的干部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并让这些干部按照现在的用人导向去提拔下面的干部，以此渐渐储备一批能适应当前形势、真正能干事的干部，这更要有一个历史过程。
张道刚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注意到江西干部中的官本位意识之浓厚非外人所能想象，但作为一个外地观察者，他很难体察江西问题的复杂性与由来已久。他未能阐述未有艰巨的努力江西的局面难有大的改观，而这需要的时间五年或者七八年都很正常。仅就改变官场生态而言，这就绝对不是单纯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建设和一个文化改造问题，不能不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此我们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历史与传统，总泛着礁岩青钢色的冷光，稳稳地趴在岁月的河床上，也潜伏在我们的血脉里。凭一时的激情与热情，无法割断它们。即使是一个卓越的领导班子，也只有在它们的夹缝中精心擘划，争取有所作为。
胡平：虽然在本地的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对江西、南昌这一年半来的变局冠之为“翻天覆地”，但建德先生以自己长期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切肤之感，冷静而清醒地提醒着我们———江西不太可能在几年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辆久不上路的老爷车，即便给它换了全新的马达，它一上高速公路仍免不了气喘吁吁，惊挛颤颤……
固然我也曾感悟：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卓越的第一把手并以他为中心组织起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子，可能是诸种生产力中最强大的生产力。但现在毕竟不是强人时代了——一人既可兴邦，一人也能衰国。如果只要有一个好班子就能够揽天下一切难点焦点热点问题于彀中，中国现在就不必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目标，而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已经在分享现代化的大餐了。历史与传统，总泛着礁岩青钢色的冷光，稳稳地趴在岁月的河床上，也潜伏在我们的血脉里。凭一时的激情与热情，无法割断它们。即使是一个卓越的领导班子，也只有在它们的夹缝中精心擘划，争取有所作为。它们作为阻力的部分，只能交给一个全方位革故鼎新的时代去实施爆破。现在还远未进入爆破的倒计时阶段……
对此，冷静地做点分析，正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而媒体上所忽略的信息，可能亦是本观察以为很重要的信息，对此不妨适当地放大，以引起官员甚至社会的警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实事求是。
我领会建德先生谈到的“现任领导需要的干部储量严重不足”的意思，这恐怕就是在时下的干部队伍里，仍没有一支数量足够、观念与作风与既定方向合拍，并且无私无畏的冲锋队，如同石光荣一般燃烧着激情、气势如虎地去攻下一个个险关暗堡，开创一个又一个憬然一新的局面；
我领会他的“江西的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解决”的意思，这大概便意味着人们对旧体制旧文化惯性的作用还应有足够的忍耐。但忍耐不会再等于昔日的麻木与无所作为，因为江西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已经明确，新的用人导向业已确定。一些靠听话起家，跑要拍送样样精，一干正事就露怯的干部爬上某个位子的几率会越来越小，他们终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当他们因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终于对当官不再有浓厚的兴趣，而像普通人一样深感得有一技压身时，我们的官场生态便不再呈板结状态。惟有潜规则的运行需要板结状态，它将是透明与流动的——在充沛的阳光与雨水下，既有不炫目于五色却悄然呵护着大地的如茵小草，又有去长空投下姿影并布局风云的虬枝劲干……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任务，两者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协调的关系。如果以为现代化只有工业化的任务，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解决的是增长问题，城市化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际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有增长而无发展。而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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