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18 20:42:4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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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兄：新年好！
因为是过年最喜庆的日子，所以把原来写的文字也除下，放下讨论，开心过个年再算。现在第一个高潮也许差不多了，我再旧事重提。下面的文字，您若有雅兴就读，不读也无妨。我把有原来的文字修订了，再放上来作靶子。
祝新春愉快，万事胜意！
岭兄，我不是专门针对您的帖子的每一个措辞。起码我说的“十九世纪的英雄气概的无神论与自诩为科学无神论者的人，没有这种悟性”，并非有意针对兄，而是有更广泛得多的所指。若有得罪处，请原谅。
狂妄，显然是一种现象，但是现象的根源虽然来自不同的信仰，却来自非常相近的心态和气质：一为执著与分别之心；一为我之理解的优越性和真理性，非其它可比，由此而来的豪情与坚硬；三为认为，我之信，是其他人的“福音”，是最真的真相，应该让更多的人承认和跟从。以上三点是所有“主义”信仰的体系，共有的形相，也是狂妄的共有表现。
基督教与其他的“主义”（包括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一样，有着普世的胃口和理想。如果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以为无可厚非，这也是信仰的一种极重要的体现，谁也一样，不能搞“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甚至一些与正统宗教的教义、仪式、人伦道德相违的小型宗教，只要是不违法的，也有它存在的合理依据，因为人不能对人进行审判。信仰必然是超越个体直达神圣，而同时怀有对神圣的守护与传达，来对世人，人是个体的，同时也是群居的，这个道理无需多论。除非是神，但是神的旨意我以为，恰好是尊重人的这种自由，不尊重的反而是信仰者，无论正面或反面，这就是宗教史上的血腥灾难的根源。
每一种自感有现世的优越条件的宗教，都会或多或少染上狂妄之病，即使最主张谦逊、最不看重世俗的宗教，同样不免。如果不是以我说的公然的强力、迫逼和血腥，强逼人家接受，仅是思想与个别时期或者人物的狂妄，问题总体不算很大。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
我之指兄说的某教与民族之兴衰没有必然的关系，是从您的举例中生发出去的。
首先我觉得兄的原话说得很含混：您说古典西方的没落与“某教”（不就是基督教吗？也许这是表视轻蔑的一种措辞）的兴起，现代西方的崛起与某教的没落几乎是同时的，而且您认为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么，“古典西方”到底指何时？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规范，古典是一种风格特征的表述，适用于精神与艺术领域的创作及其历史，而作为一般社会整体性的历史概述，“古典”这个辞要么不用，要用就有特指。在岭兄那里，“古典西方”是指为何，我的判断或许兄是指古希腊和前罗马时期吧，不过据我有限的知识很少有人这样称呼。也无所谓了，现在的问题是：难道这个“古典西方”没有宗教？还是基督教的兴起把其种群灭了，还是对其文化进行了野蛮的颠覆和破坏？抑或因为基督教的兴起，希腊原有的科学与思想之自由受到了压制？最后，罗马的科学、哲学、艺术与精神的没落是在基督教统治之前，还是统治之后？
我理解岭兄的话有三种可能的含义：第一，因为基督教，所以古典西方没落了；第二，因为古典西方的没落，所以基督教才会“入主”欧洲；第三，因为基督教，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精神与思想自由受到限制和压迫。不知岭兄的原意是属哪一种，所以说您的原话含混，表达不清。
先看第一种理解。不要忘记，古罗马的统治者到最后是自愿地把基督教奉为唯一合法的国教，罗马时期的思想本身已经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衰退了，我们不可以假设没有基督教，“古典西方”就不会没落。
同步并不意味着这个“某教”就是罪魁祸首。历史学家J.W.汤普森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基督教教会曾经倡议过什么革命的社会性质的运动，甚至彻底的改良性运动也没有，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在古代文明的最危急时期，教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接受了现成的制度；它可能曾作过努力，来减轻奴隶阶级中难免的苦难，可是，它从没有否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它给奴隶以物质和精神的慰藉，可是，它承认奴隶制是当然的事实。”（转引自范明生著《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吉本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译为节选本）提供了一个数字，在罗马基督教最鼎盛的三世纪中叶，基督教徒的数量只占罗马一亿二千万人口中的二十分之一，即六百万，尽管这个数字也相当不俗，但是由于基督教的社会实力、其内在的性质和取向，它不可能对罗马统治构成直接的致命的威胁。导致罗马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呆板无能、社会缺乏弹性、经济凋谢、人口减少、阶级对立强烈、内战不断（在第二种意义的文字中，我稍作展开，谈一下），这些原因每一样都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说基督教是导致罗马衰亡的根本性原因或者直接的主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种意义。或许，岭兄的意思是：因为古典西方没落了，所以基督教才会“乘虚而入”。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罗马的衰落，的确在后期是与基督教的兴起是同步的，但是并不构成直接的正比关系。下面一段史料，择自一部公认比较中立客观而又权威的基督教史著作——美国著名的宗教史家威利斯顿.沃尔克著的《基督教史》：
“罗马帝国明显地走向衰落一般从马尔克斯.奥里利厄斯之死（180）算起，但引起衰落的原因存在已久。人口减少。工商业因税收重而受到限制。有教养的阶层渐渐丧失对帝国的领导权。军队大部从边远省份招募，甚至到国外的部落中找人补充。科莫德斯皇帝192年死后，军队控制了皇帝的选任，这些皇帝总的说来远不如安托奈纳斯诸帝那样能代表希腊罗马的高级文化。帝国整个的行政机构效率降低，边防力量不足。从军事上看，在奥里利统治（270—275）以前，形势日渐恶化，至戴克里先时代，也没有好转。从其它方面看，这种衰落的形势也继续发展，没有间断。但是，这一时期也是帝国内部民族之间感情渐趋融合的时期，种族之间的界限渐渐打破。212年，卡勒卡勒皇帝将罗马公民权扩大到帝国的所有自由民，虽然这样做不无私心。尤其重要的是，从宗教观点而论，二世纪末和整个三世纪是一个宗教思想融合的时期，也是一个宗教感情深化的时期。在此期间，东部的神秘教及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增加极为迅速。”（见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一个强大而多民族的帝国的兴衰总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宗教因素会很大，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又未必，总之不构成对应必然性，而无宁说这是或然性的，这更符合历史学视野中的真相。罗马的衰弱与基督教的兴起有内在联系，但并不是什么“一种宗教的兴起，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衰退的表征或原因”，这样认为是荒谬的。
罗马的衰落，其原因如前所述，如果说到宗教，罗马原有的国教就很有些问题，其号召力的确远不如基督教。罗马文化的深层根基远不及古希腊的扎实和理性，罗马时期的哲学，主流是与宗教水浮交融的种种学说，这个国家是由多地区多民族组成，宗教崇拜和宗教势力，非常大，差异也非常大，而在罗马宣布基督教为唯一国教之前，罗马没有统一信仰的纯超自然的神，统治者要求臣民把凯撒当成最大的神来崇拜，需要臣民对帝国绝对忠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显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恺撒崇拜是“人的崇拜”，汤因比这样评价：
“统一帝国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崇拜对象，也不论它是在一种制度中，还是在一个个人中获得敬慕的，这种偶像在制度上表现得太疏远、太非人格化、太超然了。以致不能赢得充分的爱戴。相反，它的人格化化身又太熟悉了，不值得给予足够的敬意。”
于是问题产生了，帝国的臣民，认为这种崇拜是国家机器强加给人民的，不是人民发自内心的选择，其结果是对恺撒崇拜日渐消减，甚至完全否定皇帝的神性。这时，基督教大面积兴起了，汤因比说：
“当人为的宗教不能为帝国制度提供它所需要的有效宗教认可时，帝国政府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置身于某种现存宗教的庇护下，这种宗教是自然兴起的，不会被帝国政府的臣民当作帝国当局以国家利益为名而粗制滥造的崇拜而遭藐视。在罗马帝国，基督教明显地满足了这两个必要条件，它在精神方面不依赖于帝国的权威的事实由始于它的创立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长长的殉教记录所证实。……君士坦丁迈出了的这一步具有革命性，因为他为了罗马帝国不惜屈服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权威而取得了一个有效的宗教认可。”（见氏著《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吉本认为，基督教在罗马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和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是由于：专一的热忱；对另一个世界的迫切期望；对神迹的确认；严格的德行实践；以及原始教会的体制等等（见氏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选》，上册）。这些恰好是对罗马人精神的极为有效的医治，很显然，在社会基层，基督教的根基是扎实的，恩格斯就说，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基督教在罗马的作用，显然是正面远大于负面！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因为“古典西方”整个凝聚力的衰落，基督教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对的，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也是合理的，无可指责的。但是，我们不能理解为，古典世界就因为基督教才衰落，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罗马文明早在基督教被承认之前，在罗马人大量地信奉之前已经衰落了，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造成的，与基督教毫无关系！充其量，基督教的传播并没有维系已经被子人怀疑和否定的恺撒崇拜，传播了罗马帝国的国必然灭亡、神的国必然降临的消息，这种思想的确与罗马的国教思想截然对立。也因此，在罗马时期出现过三次以上的对基督教的大模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不过，不管皇权对基督教如何残暴镇压和剪除，基督教的势头已经不能压制了，它已经在民间广泛地扎了根，所以，罗马皇权和国教对基督教已经不构成意识形态的势力抗衡，基督教明显比其优胜，反而摩尼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对手，而这个宗教同样是“非罗马化”的！摩尼教的传播也非常迅速和广泛，这说明罗马的国家精神支柱已经不复坚固，整个国家大厦岌岌可危。如果用唯物历史观分析，这很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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