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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2000-10-05 01:41:4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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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红学”以学——周汝昌
“红学”二字并不是多么体面的、惹人喜爱的一个名目，到后来称用时，常带着
一种轻薄以至奚落的语味，“噢，红学家呀，哈哈哈！”这个不够庄重严肃的语
味何自而来呢？大约在此“界”中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文都令社会观感与群众舆
论有看法，不起敬意，实在也是原因之一端。除了那些人与事与文不在学习范围
之内、不必在此多议论以外，红学却又是很受关注的一门学问。在我个人的感觉
上，它很重要，是了解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文宫殿的一件极可宝贵的金钥匙。
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时下一般人误以为只要是谈
话写文之时一涉《红楼梦》小说的一鳞半爪，片语零句，那便都是“红学”行列
中人了。名目一到如此之宽泛而混乱的地步，使知真正的红学必然相对地稀少而
可贵起来了。
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这悲剧性何在？说来令人十分痛心。本文拟从
简略回顾“红学史”所角度来试行说明这个悲剧性的性质与原由。
㈠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
什么是“旧红学”与“新红学”？分别何在？得失若何？
“红学”本来无所谓新闷之分，今世俗论则以“五四”以前、蔡元培为代表的学
派为“旧”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为“新”的。旧的也称“索隐派”，新的又称
“考证派”。索隐的结果，由“顺治、董妃”说发展为“顺、康、雍三朝政治说
”，考证的结论则是“自（叙）传说”。
有一些文学理论批评者，对“新”“旧”红学都批判得很激烈，特别对胡适新红
学，更是历害。
也许由于这些批评者大抵只是“小说”文艺范围层次的人士，他们对中华大文化
以及“红学”存这个大文化的位置，自然不曾用功夫了解与思索一番，因此他们
的观点与结论，就未必十分完善，也会发生一些偏见和误解，给真“红学”带来
不小的影响与阻力，以致使这门学问多年来设有得到正常发展的应有进度与深度
。
“旧红学”的观点为什么产生而且至今流行甚盛？简而言之，是缘于中国小说的
本体性质。与西方对小说的“虚构”观念概念并不相同，我们本土小说是“史”
的一个支流，即非官方的对人和事的记载讲述，故谓之“野史”“稗史”“外史
”“别传”“外传”，即《三国》《水浒》起初都是叫“传”的，传即史传，史
书的纪传之义。这个概念无论在读者还有作者，是一致的，因此尽管小说要有“
烟幕”成“障眼法”，改名换姓，掩去年时，穿插拆借……但凡一部小说出来之
后，读者首先最为关切的不是别的，而是“本事”，大家一致手口自问互诘：“
这是写谁人谁家的事？”必待这一点讨论过了（无论弄清白了还是留下争论不休
），然后才去谈论这部书的文笔、才情、立意、主旨……之类的事情。
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评论者们弄得不甚了然，以为胡适批驳批倒蔡元培，是一
场水火冰炭的大“斗争”，双方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实际的事情“本质”
并非如此——他们正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石头记》这部小说的“本事
”，并无根本的分歧——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而胡先生则主张
曹雪芹是写“自己”。对此，我们应当首先体认清楚。
胡先生说“写自己”只是曹家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这样一个研究结论
，能让蔡先生心悦诚服吗？那太难想象了！蔡先生明明看到书中隐显透露的许多
“政治问题”的蛛丝马迹，怎么一概视而不见，硬说是“自叙传”呢？胡先生说
，把刘姥姥的外孙女青儿说成是“一捆韭菜”，外孙男板儿说成是“一枚（铜）
制钱”，还有什么宝玉是“传国玺”，还有什么林黛玉就是朱彝尊，妙玉是姜宸
英，还有高士奇、徐乾学……大观园众女群芳乃是康熙朝的一伙文士和大臣在斗
争……，这不是一大堆自编自设的“笨谜”而自己以为“猜中”了的自欺欺人，
又是什么呢？所以，双方真如“南山秋气”，两两相高，谁也不服气，不认输。
我们同意与同情哪一方呢？今日看来，事情的症结并不属于“文艺”范围之内，
已十分明显，这儿理解、认识、争论的发生，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华历史文化
的课题。这个“红学现象”本身便是一种悲剧性，因为当时第一流的大学者在这
个问题上的争论被后人淹没了它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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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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