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diyulove-007(野百合的光阴)
整理人: yerk(2003-03-24 22:37:4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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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随着江浙一带资产阶级的蒙芽和形成，依付在传统儒家上的中国古文学已然经脱离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接受群体的局限性脱离了大众化平民化对文学的颀赏觉悟性。面对如此迅速膨胀起来的社会需求，最初以评书形式出现的《水浒传》，以及《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也就相应的孕育而生，当然我们也不能排斥诸如明清十大禁书之类风月小说对中国新文学发展起的某些积极作用，在那个时代它们所推行的白话文形式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对有着数千年根基的中国旧体文学所产生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是具有震撼力的~！
几乎在与中国明清小说发展的同一时期，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欧洲也引发了一场文化旅行的运动。随着二个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整个欧洲又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人们又可以安心的旅行探险。那些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或是其他地方的贵族青年，由父母送往国外生活一至二年，目的就是学习新的语言和习俗。卢棱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到；“都是欧洲人，都有着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候的人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这种思想，文化或是政治上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就为随后发生的启蒙时代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启蒙时代对欧洲的影响绝不仅是停留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按照启蒙大师们的看法，在治理国家方面，科学比宗教更适合当参谋。自十七世纪以来，由于弗兰西斯，培根和牛顿等人的著作，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正是这种文学和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十八世纪中后期的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这也是整个启蒙时代西方文学发展最为伟大的产物和结晶。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切回到与西方启蒙时代同期的中国，随着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满清入关后，整个中国逐渐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战乱，战争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人民渴望过上平稳安宁的生活，从康熙起满清的统治者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定了“崇儒抑武”的治国方针，期望以儒学的归属感和正统意识，创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不可否认的是儒学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严重的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也导致了中国在十九世纪前期开始在军事，工业以及远洋等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现实。“鸦片战争”的失利导致了清王朝从天朝上国的文明大国沦落为东亚的病夫的悲剧，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帝国意识和民族优越感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仿佛离我们是如此的陌生和遥远。民族的失落感与悲愤力，在那个时代对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力是空前的。晚清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思想家视“开民智”为改革社会，振兴大清的关键所在。在整个改良运动中，论影响力最大的非谭嗣同莫属，在其著作《仁学》中，谭意图从中到西，从新到旧，从科学到宗教，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信仰，学说，哲学家的主张中，汲取合理有用的成份，以建立在自已的“仁学”体系中。如果以近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而言。开山大宗师非谭氏莫属。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戊戌六君子“的惨死，中国的知识份子们也似乎看到了新儒学并非能起到起衰救弊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学界，思想界需要更加彻底，更激烈的变革。“五，四”前后期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在当时看来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五，四”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在现在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西学革命。在西方的民主和文学思想模式中，英国注重的是传统，美国注重它的市民社会和抗衡力量，德国注重的是民族意识，而法国则是一种极端化的革命，。而在中国近代的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我们最深的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模式。思想革命的深入，必然会产生文学革命，就早期中国的新文学革命而言还是比较实际和相对平和的，以胡适为例，在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提出了文学改良“须走八事入手”，侧重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睛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但是，胡适的理论虽然也涉及了到文学的内容方面，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单纯的，仅是用白话作为一切文学的表达工具。至于思想内容方面他主张平缓的改革，注重传统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些精华部分。就思想模式而言他更倾向于英国的模式，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形式上的改良。而与之相反的是以陈独秀，周作人等人为首的激进派改良人士，由于深受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他们注重的是一种写实的文学表达形式，带有强烈的实证科学主义色彩。他们的改良运动已然脱离了单纯的文学改良，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领域上和价值观念上的改革。他们倡导反对一切传统，这是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反传统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浸透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近代思想。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道德范畴时代和价值观标准。毫无疑问“五，四”所倡导的人性解放，是空间的，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但就整体而言它是否过于偏激，过于矛盾了些呢？
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人文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主义的抗衡，对神权传统的抗衡，因而它反宗教，反自然。而中国的传统儒学人文在早期出现的时候就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在《易，系辞传》里面，所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抑则观像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然后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一个完全有涵盖性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具有儒家特色的独立人格思想的背景理由。这一背景理由的提出，事实上跟上世纪末期西方学术界里所提出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中知识份子的独特角色有着密切的相通关系。就塑造知识份子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历史使命感而言，中国的传统儒学是深刻的，是从人最初，最原始的本性上去构造的，是一个复杂且潜移默化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中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他们并没有在改革的过程中，正确的去对待传统文学上的精华部分。但可笑的却是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传统意识在相互矛盾中的同时爆发，难道他们那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吗？？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近代西方的文化大融合，并没有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没有改变日尔曼人的传统，没有改变凯尔特人的传统，因为它们都知道民族传统的重要性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将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而就“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在面对传统和西方而言，就有一种思想上困境的存在，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价值观念，也成为近代许多中国知识份子的价值观念。他们在更多的时候接受的并不是启蒙时代英国，或是荷兰的榜样，而是在自身冒进的基础上接受的是一种极端化的文学，思想理念。针对传统，该继承的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继承，该杨弃的，并没有充分的杨弃；而针对西方该引进，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引进，而该严格排斥的却成为了我们所效仿的对象。直至今日，使得人文精神在中国虽然说不上是荡然无存，但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摧残。
人文精神的远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上的真空和迷失。可以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次成功意义上的西学革命，而是在一种在浮燥心态下的思想蠢动。当今中国现存诸多的社会问题，论其根源，也许并不能归罪到新文学运动上来，但它所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诸多相互矛盾的理念，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是毋庸至疑的。想必大家都看过台湾导演李安所执导的《卧虎藏龙》，看完后就我个人情感而言，其在思想上给我的震撼是极具冲击力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在无奈的现实中发出了最后一声绝望的呐喊！
就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言，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发展和壮大，是建立在民族传统意识上的。多种文明的吸收和引进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种为传统服务的过程。特别是在全球化日益加快它进程的今天，与其说它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不如说它是一种文明吃掉另一种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能否继续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盲目的自惭形秽和推崇吸引，曾经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发展空间。今天的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角度上能不能反思过去我们所犯过的一些错误呢？正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正确的对待西方文明中利弊，才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条道路。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五，四”特有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需要新一轮的新文学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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