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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1)
发信人: yanhanxiang()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5 10:12:33), 站内信件

 生 命 季 刊
         杂志

                      第三卷
                                       第四期
                                                      Vol.3 No.4
                                                                    总
:第十二期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

汉芮 编写



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
府必然覆灭的命运。
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
念都在觉醒。伟大的
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
帝制,缔造共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
动中有杰出表现。
《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
信教之自由”。在国
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
和政体下的法律保
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
命并不彻底,军阀割
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 [顾1996,秦1989, 林1977,查1994]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
督教会)、巴色会
(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
人。继道济会自理之
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
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
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
立筲箕湾支堂,1911
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
理;1914年礼贤会自
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
完全走上自理的正
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李1989]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全国协会”。在全国
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查1994,陈1989
]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
控制国会 ,通过祀
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
。康有为写信给黎元
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
会的反击。1917年,
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查1994]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
表参加,占出席人数
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
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
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
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
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
年度的教会年鉴,为
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
挑战。民族主义的抬
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
些教会学校里,教育
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
为主殉道的基督徒,
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
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
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
恒切祷告。传教士们
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
命的更新。以前因为
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
的真正光景──遵守
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
交给主;并积极教导
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
时,一定需要大量熟
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玛1990]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
。该会的宗旨是“联
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
,高尚人类之知识,
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
,不为不正当的营
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
。[查1994]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 (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
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
领事企图强占天津
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对抗。次年,雷鸣远
以天津教区副主教的
身分支持中国民众。10月,法国士兵强行驻进老西开。雷鸣远与天津爱国士绅共
商对策,建议天津租
界的中国人联合罢工罢市,使租界陷于瘫痪。法国政府不得不归还老西开。为此
雷鸣远被法国主教逐
出教区,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时。1926年他再次来华,次年加入中国籍。抗日战
争爆发后,他带领中
国信徒180人组成救护队,救死扶伤,转战于 抗日前线。1940年6月,他积劳成疾
,医治无效,为中
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归 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标和
实践,他是中国天
主教本土化的先驱。[中1990,李1998]

1917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64所。同年,“中国基督教博医会”和“中国医学
会”在广州举行联
合会议,总结前几年的医疗工作,并积极推行预防传染病、禁止吸食吗啡鸦片、
提倡清洁运动与公共
卫生的事业,取得不凡的成绩。[查1994]

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及有关中国国情进行周
密详细的调查研究 
,各差会负责人及150多位通讯员参与其事。1921年 完成了大型报告书《中华归
主──中国基督教事
业统计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该调查报告包罗了中国在20世纪前20年中
 的全部国情,是一
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中国国情的详尽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8年,在华的教会学校计有幼稚园15所,初级小学5276所,高级小学575所,中
学233所,大专 院
校28所,师范院校56所,神道学校31所,职业学校40所,孤儿院49所。中国著名
的13所基督教大学,
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李1997]

1918年,蔡苏娟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派遣华人宣教士进入云南、黑龙江一
带传福音。[林1997]

1918年,基督教新教教徒从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
传教士大增;仅美
国通过“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就达2500余名。1901年有传
教士1500人,1914年
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传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个传教点。57%的
传教士分布在沿海地
区,27%分布于长江流域,17%分布于其它内陆省份。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长
足的发展:信徒从
1900年的74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199万人。1920年,外国神父达1500余人,中国神
父增加到1000人。
[顾1996]

1919年,五四运动。它使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出现新的格局,完全否定传统
儒家作为重建中国的
基础,希望以科学和民主来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
、思想、科学、教育
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新文化运动排斥基督教,却将西方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引
入中国,试图从中寻
找出路,社会仍然一片混乱。同年,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
,1920─1921年学会
展开宗教问题的讨论;其定论是科学万能,宗教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不需要宗
教。此时,知识分子
反基督教就不仅仅因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为它“不具有科学性”。这
场讨论因为它的时代
背景而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的初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
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
会”竟无视中国主
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悲愤、失望,中
国依然没有摆脱西方
列强的欺凌。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转而寻找更为激烈的救国之
路。1919年7月,苏
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社会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产
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反基督教被认为是反帝反资的一部分。于是,另一场非基督教的教难便不可避免
了。1921年,中国基
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评:“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唯
物的路线,是一条最
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
想影响它向前的冲
击,将是困难的。”但基督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
:自利玛窦起即有以
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及它所办的文教事业也提倡科学,反对
迷信;主张民主,反
对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反对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锢人个性发展
的思想。这一切不正
是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符吗?但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
生,甚至包括许多教
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
之下,中国救亡的迫
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
和爱国热情的洗礼。
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
国知识分子,产生了
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三是人们没有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及资
本主义区分开来,而
是因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认为反教是救国的行动,
造成了历史的误会。
四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创阶段,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
徒主持教会事务为数
极少,基督教还没有脱去“洋教”色彩,在社会上少有认同。 [林1996,赵1997,
李1997,顾1999,谢
1997,查1994,陈1989]

1919年夏,有“基督将军”美誉的冯玉祥邀请顾约拿单到他的军队中布道。11年
前,冯玉祥和他 的
军队都是信假神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
称为基督军队,不拿
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约拿单在冯
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
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何1985]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
“基督教会如何最
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
教灵性力量的投入,
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科学
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
”。次年,超宗派的
“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
。[查1994]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
成员有赵紫宸、吴
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回应新文化运
动的挑战,并见证基
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
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
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
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
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 督教运动也作了
迅速而猛烈的回应,
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
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
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林1996,李1998]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
,她主持伯特利 医
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
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
为传福音的护士。[查1983]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
永盛”一名,改 称
“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他以“
明道新民”为己任,
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
瑞典信徒毕胜道
(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 乃是
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
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
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
洁净的作为,王明道
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林1982,
王1985,玛1990]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
带领广学会走过 五
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
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
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
具规模。季理斐看到
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
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
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
心得、信徒传记等方
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
深受教会欢迎。民国
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
后出版《公民与社会
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
》、《自由的意
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
书籍。[魏1998,李
1997]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
教存在价值的批 
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
能为道德之基础”,
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
。谢洪赉早期的著作
《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
学一助》,“我开始
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
善的人生。”[林
1982,王1985]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他就赴法国在 
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
前途的大事,于是投
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晏阳
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
与平民运动相配合。
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
。教会主日学也推进
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
必须能读《圣经》,
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
的男子占60%,妇女
占40%。[李1997,陈1989]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
”)在山东成立 。
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
加生产劳动,更重要
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
7处耶稣家庭,大部
分在华北各省。[顾1996,金1977]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
..要从其中出来 ,
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
于是离开海军,凭信
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
、王峙、缪绍训、陆
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
内教会走向自立、自
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
帮助极大,她是倪
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
作发展迅速。后来
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
忠信在星马,魏光禧
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
有极大的影响。[查
1983,林1985]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
保教权的结束。 他
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1926年9月,刚
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
。他采取了一些措
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
名中国神父、3600名
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
合,且从它那里获得
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李1998]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
800余人;校青年会
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
“非基督教运动”对
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陈1989]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
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
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他学者与作家共76
4名代 表出席了会
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
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
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
听闻的非基督教运
动,诚属不幸。[查1983]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
同盟大会”即将在北
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
表宣言,称宗教与科
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
9日,在世界基督教
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
、厦门、武汉、长
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
国性的非基督教运
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
气,不讲道理”,不
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
的《真光杂志》也较
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王1959,李1998,林1996,李1989]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
张,并肯定了本色
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
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
立的传教士不乏其
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李1998,查1983]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
刊》,力倡有中国风
格的基督教。[查1983]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
国协会”正式成 
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
和妇女,根据耶稣基
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陈1989]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 
(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
姐妹,姐 姐冯贵珠
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
传教。盖群英年纪最
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
会服事。因听说甘
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
。她们联名要求差会
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
为基地,每年8个月
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
人。她们是最早穿越
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
市与无数的村落,进
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魏1998]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
教风潮;8月, 在
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
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
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
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李1998,
王1959]

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
道理,王明道怒不
可遏,当众抨击他轻视圣经的地位、曲解罪恶的意义,而且否认基督救赎的工作
。这是他首次公开对
新神学派宣战,是他早期事奉经历中的高潮。王明道在1954年撰写的《发烈怒的
摩西》一文中说:
“这二十九年之久,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发怒后悔,而且我对那些背道的理
论越来越深恶痛绝,
神赐给我的恩典与能力越来越增加。”中国教会的新神学派犯了西方自由派所犯
的过失。他们重视时
代的心态过于圣经的权威,将科学和理性凌驾在神的启示之上;他们既然采取了
一个圣经以外的标准
去判断圣经的正误,他们的释经方法便无法保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他们不信耶
稣的神性、神迹的历
史性、创造论、救赎观、主的再来、三位一体等教义,经他们处理过的基督教信
仰已经改变了本质,
诚如王明道所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林1982]

1924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
主要方向。余家 菊
着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
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
统一。[赵1997,李1998,顾1999]

1924年,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
议建议尽快成立 一
个自立的中国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
国神职班管理。[李
1998]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的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参加的人逐渐增多。他常被邀
请到各处讲道,25到
26年间,先后到过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绍兴等地。他讲道时
是“先从神得着一个
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
这个信息传给听众。
”他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出版扶持造就信徒的小册子。[林1982]

1925年,王治心等在南京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
等条约促进会。各地
基督徒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提出反帝、废约、挽回教权、三自革新等
要求,但各地的革新
都以失败告终。[中1990,朱1994]

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潮)。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
人的暴行。“五卅
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
次代表大会通过非
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
文章。非基督教同盟
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
面在学校、工厂、农
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
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
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赵1997,李1998,王
1959]

1926年,倪柝声在上海成立基督徒聚会处,以此为全国性工作中心。其后在各地
旅行布道,在南京、
汉口、山东等地建立地方教会的系统。地方教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吸引了许多
青年学生参加,也有
信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转向他们。倪柝声“一地方,一教会”的措施,引起很多人
的反感和批评,因为
这种教会观念带有排除异己的作风。至1949年,倪柝声领导的聚会处是发展最快
、规模最大的中国基
督徒团体。在华人教会历史中,倪柝声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神学思想深广地
影响了华人教会保守
派的路线。他的著作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也受到西方教会的欢迎。 [赵1997,查1
983,林1985]

1926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牧师领导
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
习。他在平民教育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宗教读本,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
系列专书,并从事其
他乡村教会文字工作。[李1997]

1926年7月,非基督教运动(第四次高潮)。其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
持的北洋军阀。北
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
。12月的圣诞周,革
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
,杀害6位传教士。
有武装的仇外思想导致了传教士大撤退。在华的传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
00名转移到沿海城
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手中。4月,第一次国共
合作破裂。年底,非
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李1998,王1959,林1996,玛1990]

1927年,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十数年的恒切祷告之后,一场蒙圣灵浇灌的大
复兴运动悄然兴起,
终于如强风般横扫了整个中国。在迄止于抗战之前的教会大复兴中,神拣选了许
多外国传教士,也兴
起了许多中国信徒为器皿,借他们把活水送到乾涸的中华大地,其中有挪威传教
士玛丽.孟森(Mary 
Monson)、丹麦传教士葛德存(Anna Christensen),有宋尚节、计志文、贾玉铭、
王明道。大复兴运
动揭露隐藏在教会以及所谓“好”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好”基督徒领袖──
背后的罪,坚持明确
重生的经历,为许多垂死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了新生命。 [玛1990,查1983]

1927年,王明道出版《灵食季刊》,是他对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贡献,曾促进不
少信徒对中国保守派
神学思想的认识。虽然每期印数只有2000册左右,但订户遍布全国28省,对一般
中国信徒颇具影响;
国外地区,包括香港、南洋、日本、菲律宾、欧美等地,也有它的读者。从1927
至1936年,他继续在
国内巡回主领聚会。1936年创立独立自主的教会“基督徒会堂”。 [林1982,赵1
997]

1927年,宋尚节博士自美国返回中国。他见到靠外国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中国几乎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只有中国基督徒才能肩负起这项使命,于是决心献身布道。他在信仰上自幼即得
益于他身为牧师的父
亲。宋尚节不接受外国教会的津贴,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要走遍中华大地传扬
主耶稣基督的名。他
先在福建沿海一带农村传教,后来带了五位青年基督徒一面训练他们读经,一面
旅行布道,走遍福建
省,三年间取得可喜的成绩。[顾1999,查1983]

192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总会,以促进在华基督教各宗派教会间的合一运
动。与会宗教团体,
计有美国系统的六个宗派(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总差会、大美国归正会、美国南
长老 会、基督同宣
会、大美复初会),英国系统的七个宗派(伦敦会、大英浸礼会、大英长老会、苏
格兰福音会、爱尔兰
长老会、纽系仑长老会、加拿大联合会)。诚敬怡出任中华基督教总 会首任会长
。中国基督教会开始
接过各宗派教会在华的发展、抚养和提携的责任权利,在自立与合一的路上踏出
了一大步。[查1983]

1927年,顾约拿单进入东三省,以四平市为中心,向南满铁路和内蒙古之间的广
阔地域传福音。 这
里有关内来的几百万移民,村庄和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32年,74岁高
龄的顾约拿单仍继续
外出,在布道地区的各中心主领奋兴会。这一年,共得信徒472人。1933年 ,顾
约拿单的双目都失明
了,仍能以他对圣经的熟稔,请他的中国同工翻到圣经的哪一章,念哪一节,然
后就对人谈道。接待
他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因他的见证很多信徒也变得加倍爱主。1933年,有778个成
人受洗;次年,又
有966个成人受洗。1934年,年逾古稀的顾约拿单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
挤满了流泪送行的
中国信徒。顾约拿单虽然看不见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在车窗后不住地向他们
点头。他把自己宝贵
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了中国,他的儿女中有4个病死并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最终他和
他的同工们一起在
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神的福音传开了。[何1985]

1928年,西教士翟辅民成立中国海外布道团,向安南、高棉、辽国、印尼等地传
福音。[林1997]

192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针对教会中由于世俗观念和怀疑论造
成的不洁与灵性 盲
目的现状,会议普遍认为,教会若要在大试炼中为主得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圣
灵深邃、更新、洁
净、复兴并叫人知罪的作为。当时有些信徒虽然在心理上相信福音的真实性,却
不具备福音所要求的
基本道德观念,为异教文化中的罪所累竟毫无感觉。会议决定发起一项“五年运
动”,口号是:“求
主复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玛1990,查1983]

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
到欢迎。在返回福
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
她倡议设立的“伯特
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
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
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 前往山东
布道,大得果效。后
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
归主。次年,布道团
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
、北平、天津等地。
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
湖南长沙等地传教。
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顾1999,查1983]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
新教各会发起“国难
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李
1998,陈1989]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
始为此祷告。祷 告
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
,大喜乐随之而来。
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
祷告和传福音的人。
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
甘肃,复兴之火熊熊
燃烧。[玛1990]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象。灵
恩运动是神召会于
1905年带入中国湖南的,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
10年,神召会的工作
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
30年,灵恩运动开始
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
的看法。1932年夏
天,他着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
不反对方言、神医、
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
谢神。但是我们要分
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查1983,林1985]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
英国的弟兄会运动,
其领袖寇斯(C.A. Coats)和达秘(J.N. Darby)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
年来, 倪柝声对传
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
传讲的一套主张,正
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
自满态度,使他感到
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
太少了!”倪柝声对
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
,他又与伦敦“基督
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Sparks)相识,两人有美
好的交通。[查1983,
金1977,林1985]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
华代表。蔡宁对 当
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
”,并在中日战争中
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徵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
社会活动中去。[顾
1996]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
广州和潮汕、闽 省
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
起开始海外传道事
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
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
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
37─1940年,他马不
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
州、西安、上海等地
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尼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
领人悔改归主。他是
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
,1944年8月病逝,
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 “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
稣救恩的福音,领
人得救”。[查1983,顾1999,宋1991,利1995]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John Kuhn)和杨宓贵灵(Isobel Miller Kuhn
)进入云南怒江河 
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
。他们利用每年三个
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
 经学校”年复一
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
年他们才撤离中国。
除内地会外,其他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
传教士。云南大部分
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魏1998]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
31年,由中华基 督
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
代表,组成“联合圣
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 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
 大。中国圣诗的创
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
赞》受到各教会的广
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
赞》,作为中国新文
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
。[李1997,查1983]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
金陵神学院教授、 
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
灵修学院迁往重庆,
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
活中体现出来。1948
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
,终生信守不移,勤
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
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
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 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
中流露出来的辉煌作
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查1983,赵
1997,林1982,中
1990]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
的属灵领袖;为数众
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
也是响导 ;中国调
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
助,成为独立的教
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他恩典
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
是更多。[玛199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
女青年会尤有贡献。
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
的考验。在沦陷区
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李1998,玛1990,查1994,陈1989]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
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
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王1959,李1998]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
医院
是教会办的。[秦1989](编按:此条在本刊总第11期《中国基督教记事.近代部
份》中,被误置在
1839年的条目下,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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