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zbhlazbhlz-w-001(准备好了)
整理人: yerk(2003-03-22 20:11:2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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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价值仅仅是肉体的价值吗？
前两天，手里拿到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全是人物记叙和评论，有些兴味索然。不过，其中师欣ＧＧ在《北大山鹰社遇难队员》里结尾的那一句：“我们总是习惯站在至高点，面对生命，衡量价值，反思意义，却鲜有考虑内在精神层面的问题，特别是相对于社会中个体的精神需求与寄托。”在我看来却非常有现实意义，堪称难得的亮点。
在论坛上，总有各种各样的汉奸冒出来找Ｋ，而如今他们习惯性的做法，正是此类“站在至高点，面对生命，衡量价值，反思意义，却鲜有考虑内在精神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鲜有”，甚至是刻意回避或掩盖，以实现其为“殖民主义”张目的动机。这其中，或明或暗的打着时髦的“自由主义”的旗帜，从里面抽出对“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来作为理论武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
所以，他们在总结反殖民战争／战役的得失时，时常以单纯的数据来全面概括历史，并将这些数据统计与“放弃抵抗后的零牺牲”进行对比。结果自然是“抵抗有罪”，因为任何对暴力的抵抗，总会伴随生命的陨落。这一类方式方法，其实早已不够新鲜热辣，可思想的历史总是在一拨又一拨人的头脑里轮回，尽管重复的水平不高，却具有十足的迷惑度、号召力——不批判不行啊！
诚然，生命的价值在自由主义那里高于一切，但其内涵却不单单是肉体的存在那么简单。汉奸们偷换概念，岂能逃过我的法眼？呵呵。
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首先为我们解答了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肉体尺度本身就包含着精神尺度。正是这样一组关系，使得生理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相伴相生。因此，在寻求生命价值时，忽略其中任何一者，都会异化为不真实。
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围绕着“自由”这个关键词展开的，如若丧失了意志乃至选择的自由，肉体的存在是否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目下的终极价值？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自由主义这里，肉体既不象基督教的“反自然道德”宣称的“相对灵魂而微不足道”，也不象汉奸统计学叫嚣的“可以超越其他一切价值标准”。人生而有意志，都会追求自由、追求自由选择--这些内容，均为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体系所涵盖。
回望多年前的反殖民战争／战役，抵抗者们按照自己的精神寄托去追求民族、国家，同时也包括个人的经济、政治自由，与当今北大山鹰社的那些个体追求相较，在价值标准上毫无高下之分——对此，周国平先生有非常恰当的描述：“在尼采看来，真正的强者不求自我保存，而求强力，为强力而不惜将生命孤注一掷，恰恰体现了生命意义之所在”。基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选择（哪怕是在“煽动”之下），历史的事实为抛弃肉体而追求精神寄托的人们，标注了生命价值的伟大印记。
一切强加的方式，哪怕是在经济、制度上有着优越性的灌输，都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为了满足民族里每个个体的自由追求，放弃自己的生命，乃至号召他人为抵抗而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对于这一判断，可能许多人难以理解，我且尝试作一番辩解：
其一，历史背景的因素。殖民者的军事力量几乎无一例外的强于被殖民者，相互较胜时，后者必须动用经济、军事之外的一切力量。挖掘精神潜能来动员更多的斗争力量、采用非常规的斗争方式，均为迫不得已。正是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作用，使得当时的“牺牲号召”在特定背景下有其特殊的合法性。
其二，民族归属的因素。“消极自由”的倡导者之一伯林，在阐述“自由”之外最值得人们追求的价值，就是“归属”。他认为，“我们归属于特定的群体，而最切实的群体，就是我们的民族”，因此，为民族自由而抛弃肉体的生命实践，毫无疑问的当属于民族文化脉络里最有价值的社会实践。另外，我个人进一步认为，面对有亡族之危的环境，在民族归属的感召下作出个人的牺牲并号召牺牲，不仅仅在其所属民族内部有价值，而是对于全人类、对于每一个民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应质疑的普适价值。
其三，非强迫的因素。每个人都有退避在个人空间里不被打扰以实现“消极自由”的权利，殖民者的压迫和强制正是这一权利的大敌。而作为“牺牲号召”，并不带有强迫性，仅仅是建立在自由选择基础上的“积极自由”。在当时的情形下，每个被殖民地人民都面临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消极自由”而放弃“消极自由”，要么通过“积极自由”来实现“消极自由”。很显然，后者是更为优化的选择。
为了消极自由的实现，为了归属的价值，为了生命价值内涵的丰富，任何超越肉体局限的选择都是一次“立足于自己生命力量的创造与评价而获得生命欢悦”的实践。这些行为，才是自由主义的真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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