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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01 20:01:1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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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儒家千年
儒家的创立人为孔子，孔子的出生也有极大的神话色彩，和佛教之祖释迦、道教之祖老子的出生一样，皆有神奇。"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礼·檀公正义引》）"孔子母征在游于大冢（或作泽）之坡，睡梦黑帝使请已。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御览三六一，又九五五引春秋纬演孔图）。此两则记载也略见一斑。虽然孔子是儒家的创立人，但儒家的思想并非孔子个人所创想出来，儒家的礼乐根源来之上古三皇五帝，思想萌芽于周朝，而孔子是将其系统与发挥下去。而儒家与道家在佛教未传、未形成规模之前，一直对立互补，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动力。
儒教，儒、道、释为三教这个说法由古就有了。而儒教又不同于释道两教，儒教面对是现实社会，所体现也是积极的，儒家的政治色彩也比之释道浓得多。儒家在汉武帝之后，更一直是封建王朝礼仪制度的有力支持，也是政治阶级的必学科目，亦是我国人民的生活规范。儒家自春秋孔子创立的学说到今天，其间与释、道互为我国哲学、文化、三大支柱，而此中儒家比例最重，是以研究中国哲学必不可以少了儒家。而儒家之所以为宗教，实是儒家也有祭天、拜祖、祀孔等宗教性活动，对我国传统社会产生过极大功能，历朝历代也有不少大儒家
力将儒家变为儒教，如董仲舒、韩愈、康有为等。
处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曾欣赏过"先王之乐"，《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乐，三月而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而《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处若是孔子没有亲自欣赏过舜乐《韶》，相信孔子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赞叹。如乐的社会功能，在孔子之前便有人采用，就《吕氏春秋》一书，便记黄帝、帝喾时的乐，并说乐有调节人与自然，实现天人合一等等功能。而西周，礼乐教化制度更加系统化，《论语·八佾》孔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里必须提到周公，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新语·无为》："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淮南子·诠言训》："周公……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田加每）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礼乐之所以为统治者所重视，是因为礼乐的正确施用有利于安定平和和巩固社会秩序，礼乐则所谓仁政。周未，诸侯国强大，周天子名存实亡，礼乐制度也为之失效，这是"礼崩乐坏"，也是后来诸子百家
思想产生的一个根源。孔子面对此现实，有些发即怒，《论语·八佾》："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希望诸侯能够克已复礼，能像古圣贤那样天下归仁。由于孔子这一想法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孔子便转向教育，创立他的学说，孔子以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弟子，此时的礼乐作为文化传统便成为纯粹的理论。
一，孔子认为礼乐在社会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衡量国家兴旺与刑罚的标准，如子路曾问孔子如果卫君请您治理国家，您将怎么入手？孔子说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足。"
二，孔子认为礼乐也是个人立身行事所必须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孔子在《泰伯》中留与后人的座右铭，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礼乐才能完成人格精神的修养。
三，孔子认为礼乐须以仁为基础。《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那么礼与乐对他也没什么作用，而没有仁作为礼义的内容，那么礼乐也不会起到好的作用。
孔子的观点，在荀子的《乐论》中得到了继承，并更加具体、深入，理论也更加完备。但荀子与孟子的思想有所分岐，孟子主张性善说，而荀子主张性恶说，两人的学说各有千秋，然而就学术及后世的影响来说，当推孟子。
这里不得不提道家，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而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在当时就"礼崩乐坏"这一现实的看法与采取的手段，同孔子的大相径庭。就功利来分，儒家是功利主义者，道家是超功利主义者。《老子》十八章中老子说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认为礼乐的产生，便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行为，提倡礼乐，并不能救国治世，还可能成为矫情与感官享乐的工具。《老子》十二章中便说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但实际上，儒道两家的最终归向
却是相同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老子的道，说到底（不加玄化或神化）是一种美、善的追求，老子虽然评击了礼乐治标不治本，但老子也曾说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十八章），而三十八章又说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只是两者所看到的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也不同，而最终目的却是相同的。而老子的学说，尤其在庄子的发挥之后，互补了儒家的礼乐诗教，使得儒家这一思想并没有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走上极端，而一直萌发生机的一个要素。
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献策，于建元五年设置诗、书、易、春秋、礼等五经博士，儒家也由此走上官学的道路，成为唯一的合法思想。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皇权的需要，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
事”。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异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实际上是一“善恶报应”思想的表现，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宗天神学，纵贯于汉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而且还鼓吹神仙方术。他在《春秋繁露》这一著作中，不仅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
义，而且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作法，集儒生、巫师、方士于一身。他将儒学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与方士合流。以董仲舒为前导，在汉王朝的支持下，谶纬之学逐渐兴起。“谶”是一种假托神意制造的政治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源出巫师和方士，由来已久。“纬”是以神意来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把儒家六经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超人的教主。二者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就其宗教神秘主义的实质来说，则是一样的。所以，“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合称谶纬之学。
董仲舒这种适应于统治者的学说无疑改变了儒家原来的面目，后来研究的汉儒于是又产生了两派对立的学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当时通行的、用隶书辑录的称为今文经，西汉中期陆续发掘的先秦古籍则是古文经。后汉儒家注重于注释经典，以训诂学探研经文的愿意，一扫今文学家阴阳谶纬的风气。东汉末年，郑玄重新注释儒家经书，以古文经为本，兼采今文经，集经学之大成，而成为一代大师。
魏晋人好谈玄时，每每士大夫乃至僧人经常聚在一起讲论三玄（老、庄、易），谈宇宙人生等哲学问题，产生了将老子与易经合论的风气，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也受到了老庄的思想所影响，如王弼注周易、何晏作论语集解等等，都含有老庄的思想色彩。至南北朝时，儒学有南北之分，北学以徐遵明为代表，著有春秋义章三十卷；南学以皇侃为代表，著有礼记义疏五十卷、论语义疏十卷等。
隋朝佛道并重，独轻儒生，虽然科举制度比之早先更加完善，但儒家的势力已明显不如佛道两家，是以隋未的农民起义中以儒生占多。唐代则是儒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唐代的孔颖达等儒家在重解五经时，多采南学一派的学说，统一了南北朝时留下来的儒学南北之分，成为唐科举考试的标准，"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虽然儒家已是天下公准的学说，为仕者"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词诗章为要事"，但唐代历代皇帝极尊道教，而武则天、韦氏两人则借佛教的势力夺取政权，所以在唐代，儒家的势力比之隋朝时更为弱。于是在唐宪宗时韩愈屡谏迎佛骨之事，撰《原道》一文，力陈先王之道，欲建立儒教之道统观，以对抗佛道二教。其实就唐代来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与僧道相交，并不多在谈理论哲，倒多是在诗书文章。所以韩愈的谏并无理论性建设，又多是旧调，反而开罪于宪宗，但韩愈的
学术却直接开启了后来的宋代儒学。
宋代是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儒家能人辈出，这又是宋代偏安之国及政治环境分不开来。宋代国力弱小，受到周边的国家侵扰，所以在学术上也务求学以致用，以有用无用的尺度来看事物，如胡瑗、李觏、周敦颐、张载等人，二程（程颢、程颐）更是走向极端。宋代的儒学又称宋学、道学、理学、理气学、性理学、朱子学、程朱学、新儒学等，重视于宇宙本体论与心性问题，并由理与气之形而上与形而下，讨论修身为人之道，以确立人类之道德伦理。对于传统儒学而言，宋学添加宗教性与哲学性，其所述的宇宙、心理等问题，也是先前儒家所罕见。宋代儒家虽然中兴儒教，意欲抵制佛道两教，但是无形之中又吸取了佛、道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佛教中的华严、禅宗，及道家的天道观等的影响，一方面批判佛道两教，又一方面向佛道两教调和。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大多也熟读佛道，对佛教的研究甚是深入，像程颢则同时致力于老庄与佛教，主张阴阳消长而生万物，是为天道，顺从天道即人道，其所体会为"天"’，成为宋明理学之中心观念；周颐敦更是着太极图说，表示宇宙万物由太极本体衍生，人为万物之灵，具五行善性，适当之发挥即为仁义；朱熹年轻时读过大慧宗杲、沩山灵祐、永明延寿等人的著作，也参禅打坐。继周颐敦之后，程颢、程颐、张载等阐扬理、气之学，成为北宋理学三派。南宋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主张‘道’属形而上，无形无影，乃抽象之原理或概念；‘器’属形而下，有情有状，为具体之事物。又‘理’为形而上之道，乃生物之本；‘气’为形而下之器，乃生物之具，故主张‘理、气’二元论。此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着四书集注，四书之名出此而来。当然，当时的陆九渊则是反对朱熹这一学说，主张"心即理"的一元论。
宋代儒家的思想对后代的影响颇深，就元明而看，元明的儒家学说莫出于宋时。元代的大儒家像金履祥、许衡等，崇尚程朱两人的学说。而明代的王守仁则是秉陆九渊的一元论，创立阴阳一派，和朱子一派对抗。明未清初的王夫之对宋明以来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以及佛、老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理论。王夫之的思想应该说是封建社会儒家的最高水平，他对理学、心学及佛老的理论，都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老子衍序》）。而清代的儒家，为了探究孔子学说的原来面目，对宋代的儒学大都不采取，学术的重心也成为考证、训诂等工作、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更是以严谨的考据批判朱子学说。当时的考证学者也是能人辈出，对于经典义理的阐明作出很大贡献，但是考证学者也陷入一字一句的考研之中，而对于整体思想没什么建树，也无法探讨孔学的整体思想性质，而被人讥讽为支离破碎之学。
到近代，学术思想界有排孔、尊孔的争论。民国初年的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孔教会，主张立儒家为国教（康有为本人也精通佛学，他的大同书，便是可以说是完全脱胎于佛教之十法界观）；而另方面，在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下，儒家思想受到严苛的批判（如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人），而部分儒家学者将儒家解释成为一种人文宗教，挽救以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儒家道统价值。这一时代，儒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作为传统儒家的社会生存条件，在新时代下逐渐消失，儒家的宗教功能角色也为之消失。只有到了现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哲学面临全盘文化反省的时刻，诸多学者如唐君毅、钱穆、张君劢、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对传统儒家、儒教的价值重新诠释、评估，他们会通中西方哲学，致力于阐扬儒家哲学思想，使儒家的二十世纪仍能萌发出新的生气，不为衰颓，这也是今天所说的新儒家。然而，古代用来规约人伦的儒教，在今天已变成一种指导哲学生活的精神信念。
现代儒家学者对传统儒家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考古学、训诂学等也十分完备，对儒家的思想也不再只追到孔子个人身上，或是周代的礼乐。如已故的周予同先生就指出儒家的根本思想，乃是发于生殖崇拜观念，而不是主张"严男女之大防"，不是禁欲的，不然中国人怎么会有多子多孙这一观念存在。"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一目了然地知道儒家是在用哲学而又文学的笔调，庄严地纯洁地描写本性的两性，歌颂本体的两性之性交，赞汉本体的两性之性交后的化育。"，而在《易传》和《易·系辞》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在其他古儒家经典也有此些文字。而儒家中的复古思想，也即"男女授受亲"、"严男女之大防"的思想也来源于周之前，详见（《左传·桓十八传》："女有家，男有室，毋相渎也，谓之礼。"《礼记·内则》："礼始谨于夫妇………（中略）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男女有涂。"这一思想的其实是原始社会时狩猎时期的两性禁忌的产物。
总观儒家的发展，其实无不付合阴阳二字，自其产生便与道家相对，而儒家每一发展高峰期，自身也产生两种几乎相对的学说，似乎说明儒家自身的协调和发展并没有一个极致，儒家始终是中国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人的根。
参考书籍：
《人文主义与宗教》（牟宗三）、、《中国哲学辞典》（韦政通）、《中国道教》（卿希泰主编）、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周予同）、《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石峻（等）编）
《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宪法与孔教》、《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
附：
儒家千年，小子几笔，实是有贻于大方之家。奈小子不喜也不擅于长篇大论，每每就简删繁，错遗漏误当是难免，见教见笑无妨，不见骂则吾尤喜焉。小子本想只追孔子思想之源，无奈涉及必是上古、必是三皇五帝之类，离题颇远；本又想只追历史，无奈漫漫岁月，人才辈出，学说纷多，分流众繁，力尤不足。是以简之又简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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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说教，唯无方可生有，唯外才能及内。
道里求道，唯自然是非虚，唯解脱知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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