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nxieh68(艾波涛)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24 18:28:5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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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通不过预审，在上海版也帖了报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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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气质等于宗教观吗？
“吸水器的“方”与“圆”：关于孔子的宗教观”一文的主旨在于想通过陈氏的的思路，结合其他研究专家的观点和李先生个人的体会，述说了关于：孔子的“宗教观”。接下来首先提出了 “道、天、上帝的相通”的命题，但这个观点，就连先生也以为，并非很新鲜，在中国学界目前岂止是还有争议，根本就是得不到认同。
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成中文，“上帝”一词完全是借用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叫法，致于准确与否没必要再去探讨了，因为它是已经具备了特定涵义的特殊名词了。在基督教里教外的人们的心目中，再也没有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那些涵义了，最起码在涉及到教会或信仰时是如此。当然，我们老百姓们经常说的“我的天哪”或“我的上帝”时还是保留着我们的经典涵义，这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与其说是语言上的局限，还不如说这是译者的主观故意的心态在起作用的结果。这么说也许是不恰当，不过，如果严格地从语言所指的宗教认知历史考察，我与先生一样认为译为“天主”更恰当，在这一点若有不少的基督教学者也这样认为的话，这其实也不是另一个问题，其实基督徒更常用的还是“主啊”这样的称呼，其实质涵义不在前边的天字上，而是后边的“主”这个字上，即承认它是主宰。而国人常说的天呀、道呀、上帝呀，并没有被认知为主宰这样的特质上。因此，“道”、“天”、“上帝”就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了，而是哲学的概念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另一个问题呢，也就是说“道”、“天”与“上帝”是相通的，而“道”、“天”与“天主”则是不通的。而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成中文，“上帝”一词完全是借用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叫法的主观故意，这也就导致了这一概念上的混乱。
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李先生在求证儒家的宗教观时，一步步地且战且退了，最终在原地上打了一个圈，其结论是：儒家的宗教气质是有，但不是我们一般普世意义上的宗教。它不是具备宗教组织、宗教信条、宗教行为的完整意义上的宗教。这一点，我又不同意一些宗教界和哲学界学者们的意见，我认为，儒家是“准宗教”，即具备部分的宗教气质与观念，其学说与信奉者具备了某种宗教追求的特征，但是总体上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有“宗教性”，而不是宗教之一种。
这可真是有意思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那一个学说中找他的宗教气质都不会太难的，不管是中西、现代或古代，我们随便地在任何一个体系里，一脚就能踢出几个宗教的倾向或宗教的气质来，供李先生去发掘他们的宗教观呀，什么马、列、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及其体系或者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还记得不前一阵子，一位网友还发帖指出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基督教趋向和情结呢。李先生的求证真是让人失望。李先生说，这个问题最后他还会提及，不知还有什么高论在酝嚷着呀，我们只好学学许由洗耳再恭听了。
我们看看李先生是如何一步步地求证，并最终得出上述结论的吧。
为了说明儒家的宗教观，李先生进而从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察见夏商周时代殷人的“上帝”只对“这个民族”好，对其他外族是不仁慈、不庇佑、不被崇拜的，这一点又与“《旧约》中的上帝”何其相似，简直如出一辙！因此就认为：可以说明，人类早期的宗教观念的指向，几乎是一个来源。周代商之后，“上帝”被另一个称号代替，这就是“天”。这个“天”完全不是唯物的，它是“哀于四民”覆盖“普天之下”能使“万类群生”“至高无上，从一大”的“天”，这与“上帝”有何质的区别？本质与基督教、犹太教中的“天主”又是一类的语言辞汇。好象是已经找到了共同点，为了更有力地证明儒家的宗教观，引用学者李申研究员认为足证在先秦儒家中，“天命”与“天道”是一样的含义。（见氏著《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上册；李氏直把“儒”在中国的历史定为“宗教”，此点，他是继承其师任继愈先生的观点的，并且声称：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直接支持和肯定，《中国学术》，2001年第四期，有一篇长篇文章评说李申这部百万字的巨著，首先肯定了作者把儒家定为宗教的正确取向。李先生并且认为认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这要看对宗教的定义，这就是说宗教的定义也是活的，不过李先生还是不敢随意下结论。但还是觉着可以去肯定，儒家绝对不是非宗教的学说，即使他们的思想家不相信有“偶像神”，但是，历史上的儒家在政治与民间信仰行为的层面上之表现，则是“准有神论”之一种，我认为没有疑问。关于“天命与上帝”的通境，李先生还从新儒家的体系立论上得到一番的旁证。唐君毅先生的绝唱《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从融会中外古今中，列出生命境界的“三观”与“九境”。
认为此等说法，具有明显而深厚的宗教情怀。即使不是一般普世宗教的样式，而其气质与神髓，却有宗教的功能与力量，有宗教的旨趣与雄心。当然，我们不可否定在具体的终极追求的名相与理论体系上差异颇大。
为了进退上的自如，李先生在续帖时还对发帖中的一段话做了专门的修正，将历史上儒家在政治与民间层面上的表现，则是“有神论宗教”之一种，我认为没有疑问。”。作重要更正：历史上的儒家在政治与民间层面上的表现，则是带有‘准有神论宗教’烙印的思想体系，我认为没有疑问。”这里，我们明现地看出李先生在向后退了一大步。
另外，李先生还对孔子语言观中的“言”与“意”的两立现象加以关注，认为孔子强调“慎言”，强调“行”多于强调“立言”，这是大有深意的。
好象从骨子里看到了孔子为什么是“慎言”的秘密：那就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智者，如果他只认为言语可以清楚一切的意识、现象和体验，那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认为“行”比“言”更本质更重要，那他大可以清楚地说出来，象一些宗教徒那样，表明修行是冥契于心，心明行果，言语只是一个中介。但是，《论语》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隐晦”“含混”的说法，特别是牵涉形而上的最后实体时，孔子的话显得特别“曲折”，并试举了几段大家熟悉的几段：认为全部牵涉语言问题，也就是在李先生看来，就是牵涉到把那个宗教的“神”作如何看的问题，说孔子都不肯直说，绝对直说。并把有人据此肯定地说：儒家是倾向唯物的，儒家没有宗教信仰，孔子骨子里是个无神论者等等的结论视为，事情没有这个表面。李先生还让我们看一段《公治长》中子贡的话，以证实他的一些想法：把孔子言论中的“性”与“天道”相提并论，是偶然的吗？而且夫子的文章中难道一点都没有性与天道？显然不会，但为什么是“不可得闻”？难道说真正“性”与“天道”是不能“言”，或者“言是有限”的？再看孔子那段著名的与子贡的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按道理，人之言与天之无言，是两回事，人欲无言与天之无言，何干？然夫子有此一说，把自己意欲无言的心境与“天”联系起来谈，是什么用意？难道它仅仅表明，这个“天”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曲折与后世的唯物主义者迥异。
但是，孔子一系列的言论，与他的“慎言”主张是一致的，于是“慎言”的范畴也就大致清楚了：它主要地是指对于“神、鬼、生、死、天道、仁爱”等问题。
于是，李先生就有理由相信，孔子认为通过人的语言、思想、仪式（禘是古天子祭祀的最高宗教仪式）来接近那个至高存在，是难的。我们不可以“人意”“人言”来测度他。“言”在此显露了它的局限性，“至高的天道”离“言”太远了，人凭着已有的能力和手段，搞不清，所以要“慎言”。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危机和缺陷，人对世上所有的东西，并不都能充满信心地去谈，有东西是不可谈的，不可说的，它的真理性不在我们“以为的”“熟悉的”的范畴之内，包括祭祀，都不是得到真相的有效手段。这样说，比那些认为孔子否定鬼神的存在，否定有高出人类世界的存在的观点，要实在得多，客观得多。孔子的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也只不过是一些托词罢了孔圣人的虚伪性在此可见一斑了。这一切都被李先生揭露的淋漓尽致，孔老先生也就原形毕露啦。这样李先生也就从孔子语言观中的“言”与“意”的对立中，反证了其不不肯直说，绝对直说，儒家根本就不是倾向唯物的，没有宗教信仰，孔子也更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骨子里是个无神论者等等命题。孔圣人也真够命苦的，招谁惹谁啦？他根本就没心思与比他晚两三千年的今人们比试谁的无神论观念更彻底更纯洁，难道必须是一个百分百的“无神论”者，还得和现代那些有了科学做盾牌的无神论者们一样，一点儿“存而不论”的模糊，都不许可吗？难怪有网友发帖感叹作无神论者难，做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更难。
对于孔子的宗教观的求证时，李先生引用了牟钟鉴等著的《中国宗教通史》认为，孔子也许是个无神论者，但绝非是个“非宗教论者”这个重要的命题，。不过，无神论是有非宗教论倾向的，但是非宗教论并不一定就得是无神论。孔子不热衷宗教祭祀与鬼神人事之关系纠缠，他认为“天”要定的东西，人知晓甚难，更是无法改变，所以，祭祀事奉鬼神，总体上不是解决人事的方法。所以，儒家的确不提倡大张旗鼓的“崇拜”“巫术”活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是一个非宗教论者才说得通，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求孔子肯定是个百分百的“无神论”者呢？为什么要拿现在的观念去要求孔子呢？即使他是大圣人也经不住这么苛求呀。
李先生进而肯定地说，孔子有宗教思想，这个宗教思想就是“天命观”，一个超越一切的、不是人的崇拜祭祀和语言、思想能够说得明白，看得真切的“神”！这个“神”没有形象，没有语言，没有给人以任何“证据”（如甲骨文中的占卦神启之类），它是一个“无”，但不是不存在，它是真实的，它是高居于人头上，又置于人间人心的。这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不是惊人的相似吗？这么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不是惊人的相似吗？还让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不就是为了向我们说明儒家其实和基督教是一样，有着这样思想和文化根基的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就应理所当然地与基督教合流了。儒家的这片天或天命、天道，与基督教的天主也没有了冲突。还是那句话，其情虽然可嘉，其事却是会事与愿违，到头来更会落的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因为无论是那一方（中、西文化或儒道释与基督）都不会有认同的态度。
李先生也承认：的确，孔子对人格神不感兴趣，乃至曲折地否定了这种“祭神”不是“应该和必需的”，但是又说，孔子又从没有正面反对敬神亲近神的活动和行为。这样的苛求他老人家这么受得了呢？再说了即使是现代的无神论也没有反对别人敬神亲近神的活动和行为呀，当代有信仰自由，为什么偏偏要求孔圣人不给别人自由呢？我们说：孔子的思想是属于“无神论”的范筹，根本就没必要将其打扮成现代的“无神论”。为什么非要求其达到现代基于“知识理性”而形成的无神论呢？，孔子思想追求的是“生命理性”，如《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正是儒家的共同追求，那么，孔子与儒家是属于“无神论”的范筹的学说的说法就不应是有什么争议的了。
最后李先身也不得不承认：当然，儒家的宗教气质是有，但不是我们一般普世意义上的宗教。它不是具备宗教组织、宗教信条、宗教行为的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李先生又大大的后退了一步。但李先生又不甘心就此作罢，在这一点上，他又不能同意一些宗教界和哲学界学者们的意见，因此就又勉勉强强要给儒家在宗教观上留下一个尾巴———认为儒家是“准宗教”，即具备部分的宗教气质与观念，其学说与信奉者具备了某种宗教追求的特征，但是总体上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并声称：儒家有“宗教性”，而不是宗教之一种。这个问题最后他还会提及。
也好，笔者只好等待先生的下文了，本人还想在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上回顾一下佛教融入中华文化体系的事体，或许能对现今的儒道释与基督文化融合找到一点儿可供借鉴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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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神须谢意
礼佛尝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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