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ooq(独觉瘦)
整理人: ybjing(2003-01-10 10:18:1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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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冯其庸先生的演讲：“论《红楼梦》的思想性”，我有话想说。虽然想说的不过是一些不成体统的话，但要忍住不说，自己实在不痛快得很。不痛快，或许是因为冯先生的演讲太成体统了。
请容许我描述一下看冯先生讲稿时候的心情。
有一次，培父亲参加他们工厂一位厂长的追悼会，名字什么的自然不记得了，情形却大致记得，也就是大家都见过的普通追悼会的情形。人们表情照例都庄严肃穆，音乐也庄严肃穆，连空气也同样肃穆得仿佛掉进冬天枯涸的水井一样，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排着队等待行礼的时候，我忽然非常冲动地——想笑！简直是从脚后根一下就涌到牙齿边上的那种冲动法。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紧牙关——看上不象在笑，更象是哭，好在那种时候没有谁看。追悼会这种场合，眼睛照例备而不用的。
说起来，这位领导的生平也罢、追悼会的现场也罢，录音机里播放的纲领性发言也罢，完全没有一点好笑的地方。但那时自己偏偏只想笑，想得浑身颤抖！那种难堪的煎熬到现在依然印象鲜明。
今天有幸，看到了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演讲。
冯先生的演讲头头是道，也许是太庄重了。庄重的极致，未免就透着有趣。譬如听领导训话、参加追悼会、看升旗仪式，那架势、那排场，常常让我疑心自己在看喜剧演员的演出，疑心这只是一场误会，大家不过在心照不宣地等待，包袱从某个地方抖落，然后一起大笑。包袱迟迟不抖，又只好一齐继续耐心地等，等着。
旗帜升天了，音乐停止了，冯先生关于红楼梦思想性的演讲，也收场了。所说的，从头到尾，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疑问，也没有意外，也没有什么好笑，对于我，等于听了一篇空话，白等一场，抬头看看同样空空如也的天空，恕我直言，太不痛快了。
那么，接下来，也谈一谈所谓红楼梦的什么什么，所谓思想？！
冯先生认为，红楼梦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封建的民族思想，不存在什么新思想”，而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思想”。这个结论，说是或者不是，一句话说不清楚。我感兴趣的是冯先生的一系列推导，太有意思了。
直说吧，我觉得，看冯先生的分析如坠云端，看结论如当头棒喝，一面看，我一面想，老大爷真幽默啊，这不是在和无知晚辈们讲笑话么？
例如，冯先生说（以下引文均有删节）：
“平等友爱思想。《红楼梦》中丫鬟们说宝二爷没上没下，高兴时与丫鬟、仆人们一起玩儿，有时还向我们赔不是。宝二爷不把丫鬟当奴婢看待，并说人都是平等的。封建大家庭中的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红楼梦》是批判的。这种平等友爱的思想，当时是不允许的。”
不知道二爷踹袭人的那一脚，先生怎么看，倘若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宝玉如何生气，也会不问缘由，一个“窝心脚”么？宝玉是十多岁的公子，贪玩，有一点女孩子气，从他的言行里寻找“平等友爱”思想，有爱屋及乌的嫌疑。在那样的环境，宝玉的脾性即使难能可贵，说一点不受等级观念影响，一点爷的习性没有，未必。
金陵十二钗虽不是严格按照社会地位划分，不过主从（副）大致不乱，独具“人人平等”思想云云，理直，气未必壮罢？
冯先生又说：
“宣传自由恋爱、婚姻自由。过去的小说也有这方面内容的，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最后也是皇帝赐婚，纳入礼教的轨道。《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从长期相处中相互了解，形成了恋爱关系。贾宝玉的选择不是轻而易举的，他选择的标准是俩人思想一致，情意相投，带有一种叛逆思想，这对封建时代“门当户对”的择婚标准是一种挑战。《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能混为一谈。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亲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带有现代人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
宝黛感情是一种挑战。时髦的说法，真感情是非理性的，无论时代变迁，大凡发自内心的感情，都可能挑战某种观念。有感情，自然想得偿所愿，想自由，也就是先生所谓“叛逆思想”，不独现代人才有，先生也说“过去小说也有”。但是，他们统统地——被招安了。宝黛有没有被招安的可能？我也但愿不会，但是，事实呢？到底红楼梦后四十回原本怎么说？先生又没有讲。倘若《西厢记》后半本没了，无可考据，我们不也可以说，王实甫也是宣传“婚姻恋爱自由”，也“带有现代人思想，很了不起”？如此比较，岂非偏爱？
先生还说：“《红楼梦》中真真假假，世上的人都把真的当假的，而把假的当真的，没才华的甄宝玉走上了仕途做了官；而有才华的贾宝玉却当不成官。”
这话太书生气了，即使放到今天，真宝玉的那个才华，做官也未必需要。
这一段更有趣，先生说：
“曹雪芹的思想是自觉的……曹雪芹的祖父希望子孙好好读书，走仕途道路，但曹雪芹违背前辈的教诲，我行我素。在《红楼梦》里有一段贾政毒打贾宝玉的场面，打得很惨，谁说情也不行，贾政一边打，一边说：我若不打你，你将来要。说明了曹雪芹是叛逆的，不听父亲的教导。我认为曹雪芹所表达的这些思想是从无意识发展到自觉的。”
例子不恰当，“杀父弑君”，是气头上的话。譬如乡下粗人教训孩子，一边打屁股，一遍浑骂：“你个狗日的小杂种”，难不成，他在怀疑那孩子的老娘举止不端？
如此总总，举不胜举。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不过只言片语。如此类推，老子真是中国人权宣言第一人了？呵呵。
红楼梦是小说，最适宜的读法，就是当成小说来读。冯先生说：“我们读《红楼梦》时，要把小说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搞清楚，这样读起来就感受不一样了。”，诚然不错，倘若冯先生的确是从自己演讲的一二看出——“曹雪芹是反对程朱理学、反对科举制度的反叛者”，“提出理想社会”，是“超前的思想家——这是看到了作家头上的一圈圈闪亮光环，眼光如此独特，不好说，只能说，太幽默了。
曹雪芹提出“理想社会”了吗？没有。
红楼梦中，作为没落世家子弟的曹雪芹，个性猖介，不图功名，对于“有背祖训”的自己，他也自承“不肖”，这并不完全是违心的，是为了“麻痹统治阶级”。红楼梦表现的思想，是作者感受到的——社会生活对于情感个性的压抑、自我追求与他人、社会认同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苦闷、忧伤，甚至悲观。对此，时代所限，曹雪芹想到的，更多是世俗佛教对于人生的理解。比如，“繁华如梦”，而感情是“情天孽海”、“前世姻缘”，等等。虽然后四十回的原本难考，从前八十回来看，如果非要说，作者指出一条人生的出路，那么，很可能就是出家、避世。的确是“把批判给了当时的社会”，至于“把希望寄于未来社会”云云，抱歉，看不出来。
难道非要将曹雪芹装点为“反封建自由斗士”、“超前的大思想家”，甚至还“指出理想社会” ，才有助于人们阅读《红楼梦》？才配得上对红楼的推崇？难道不能把精力集中在文学、小说的角度？费解。
不，不仅仅可笑，而且可怕。
凡是过于顺利地被解释的，都相当危险，因为太理所当然，太不容置疑了。譬如陷入势将吞没一切的巨大涡流之前，所感到的那种沉默的，无处可逃的压力。
自有红学以来，繁篇浩卷，莫衷一是。更多的，断章索隐、百般附会，不仅牵强，而且无聊。乡下说神棍、巫婆是“吃死人饭”，有时候也怀疑，以红学（据说现在还有钱钟书学）为职业、为职称、为学位的某些人，莫不是在“吃死人饭”？
好吧，说点认真的，来看看下面的话。
“麦克斯·布洛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即使卡夫卡学者们很想和他们的父亲保持距离，他们却从未走出后者给他们划出的地域。卡夫卡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通过无数的序，跋，笔记，传记和专题论文，学院报告和论文，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
一切关于卡夫卡的，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
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卡夫卡学不是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几乎仅仅在传记性的微观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书。
传记是理解作品意义的关键，作品唯一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传记的关键……卡夫卡学将卡夫卡—步步逐出美学领域。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研究作品的价值：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致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等等）；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隐喻是宗教性的：它们是精神分析式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测量员＝革命的象征，因为他着手对土地进行新的分配）；它们是政治的……
卡夫卡学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并不去寻找由一个巨型的想象所改变的真实世界；它是破译宗教的启示，解开哲学的隐语。”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够了，够了。
只不过，红楼梦是残本。对于红学教徒来说，供奉一部不完全的圣经，不幸在于莫衷一是，自娱自乐。幸运在于，有更多的余地跑马，可以滋生更多的论文，可以滋养更多的专家。
对于普通读者，借用昆德拉的话：
“见鬼去吧。圣—加尔达！它的被阉割的阴影隐去了所有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小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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