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winterbow(2002-09-28 21:09:1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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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余先生的原文，目的是为了说明两点：第一，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分析不仅借鉴了西方的理论，而且是非人文学科领域的理论来分析红学，这个结论的获得是得益于西方，西方理论的引入是可行的。只要经过严格的材料与事实的符合，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结论；第二，库恩的理论，清楚地说明一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时间段内有效的事，典范与危机深深地无处不在地存在于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观念中，要想在认识上前进，巩固与更新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在质变的前后，更新更加本质。
其实，余先生还有一篇名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其观点建立的理论思维也是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辩证法”观点。他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与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他在文章最后总结道：
“《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世间最大的悲剧。”
这个结论我认为于曹氏的原著中并没的直接体现出来，而要靠理论的分析，而分析的理论和逻辑，又显然不是中国原生而是借助了西方的“二律背反”的辩证法模式。这两“二个世界”的逻辑设计，较早见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名为诺斯替教，还有古希腊晚期的希腊哲学，如新柏拉图主义，他们认为世界由正邪两种力量同时创造和构成，人的身上存在着“灵魂”与“肉体”的对立斗争。这种观念后来被抽象化为一套辩证法的哲学，浮士德说：“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这与《红楼梦的两上世界》的立论在研究模式上，明显是一种师承关系。
这里，还有个证明，就是余先生文中引用了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的说法：《红楼梦》第七十六回黛玉与湘云中秋夜联诗，黛玉的最后一句是“冷月葬花魂”，这件事在小说中的作用相当于伊甸园的故事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与夏娃就从天堂堕落到人间。余先生引用另一位研究者宋淇先生的的评价，宋先生对夏志清先生的说法表示激赏，而余先生也表很是认同。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文明中的文学象征、物、情节、结构与原型理论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解读中活生生的运用，我个人深表敬服。这个中秋夜吟诗，寓示着大观园气数已尽。黛玉的诗句，如伊甸园里蛇的介入，整个世界将临面毁灭性的破坏。我认为夏先生此说，其与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理论方法，如出一辙！夏先生长年在国外，是国际著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他说这个观点时，正值结构主义最鼎盛、在国际学界影响最著的时刻。
除了这三个个案外，其实大家最熟悉的“阶级斗争说”“封建末落说”，其理论模式的根源全部都不在中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现代红学一开始就是在西潮撞击下的产物。它已经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中心思路之一，而且现在大有越来越“西化”的趋势，新一代的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脂本、程本、曹氏籍贯之类的问题，而径直拷问《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为何，这种追问的模式和思维，肯定大多是西方文学观的本土化改造，而不是中国原生文论的大面积复活。这里并没有民族文化的孰优孰劣问题，有的是现代性的人，对处于时代的精神建构和反思的延伸和改造。在以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研究探索上，除却比较专门的以文献考据为最大比重的学科外，艺术价值与艺术世界内含的探索，必要受当代文艺思潮的撞击，它构成当代文艺研究的一部分。尤其旬红学那样在现代社会中曾经广受关注、普及面广的作品研究，不可能仅仅是古典的某种再现，而无宁说本质上也是中国当代的现代性问题的某种反映。一部现代红学史，典型地是这样一部历史！
在这里，强分中西，是无甚意义的。只能说，西式的改造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原来作品，即多大程度上是与作品吻合的，在理论和实际中是说得通的。《红楼梦》的研究，其新的方向之一，就是西方艺术理论的进入，在视野上已经难分中西了。当然，另一方面，请不要误会我是在说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我的意思恰是西方理论一定要中国化才能适合《红楼梦》的实际研究。我们到底是要创造探索能够中国化的研究体系，而且不是一个，是许多个！但这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学术史就是一部不断完善、更新的知识运动史。这里的关键，反而不在西方，而在于我们的研究者的智慧，还有我们的知识界的环境和土壤了。在学术上，是不能强分中西的。要有自己的特色并等于是民族情感心理的作用，我说的完全不是这回事。在学术，特别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上，“无分中西”仍然是重要的。
我强调这个“无分中西”的文学视野的深层含义：这是一种学术规范，而不是个人的阅读立场和取向，两者的区别是本质性的。《红楼梦》的研究姑且可以以西方某种文学理论为大的理论框架，更何况《红楼梦》与《尤利西斯》的比较？《红楼梦》与《尤利西斯》的问题，暂时来说只能在此立足才是稳妥的，在学术范式上，这是种学术上的“优胜劣汰”，哪一种理论更完善，涵盖得更好，就用哪一套的，管它是美国佬的，还是阿拉伯的，是时髦的宠儿，还是秦朝的出土文物。当然，学术内也有争论，也有不同的立场和结论，这是肯定的。但是不等于就彻底否定其中的客观和公正，不等于就是多余的可笑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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