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winterbow(2002-09-28 21:09:1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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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就是余英时先生关于现代红学范式的研究。余英时先生现在仍然活跃于国际学界，他在七十年代写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等文章在红学界很有影响。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他以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S.Kuhn:The Structur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1970;中译本，我印象中有华夏出版社，1989年）的理论为指导，研究红学研究现代的三种模式，发前人所未发。在文中，他扼要介绍了库恩理论的主要观点“典范”（paradigm）和“危机”（crisis）并由此展开对近代以还中国红学研究史的剖析：
“根据库恩的理论，一切科学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牵涉到所谓的‘典范’的改变。典范究竟是什么意思？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典范’这个中心观念有极详细而复杂的讨论。但简单地说，‘典范’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称为‘学科的型范’（discuplinary matrix）。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 exe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学科的型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科学史上树立‘典范’的巨人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两种特征：第一，他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这种成就还起着示范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第二，他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但并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恰恰相反，他一方面开启了无穷的法门，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即所谓‘扫荡工作’mop-up work），因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在科学史上我们说‘哥白尼的天文学’或‘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因为哥白尼或弗洛伊德是建立‘典范’的开山宗师。……但是科学晚上的‘典范’并不能永远维持其‘典范’的地位。新的科学事实之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难题的方法失灵，而终至发生‘技术上的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这就是‘危机’一词的确切含义。科学史上‘危机’的成因很复杂骨外在的，也有内在的。……但就内在因素言，‘技术的崩溃’是一切科学危机的核心。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这时候就要应运而生。代替旧的‘典范’而为下一阶段科学研究的楷模了。”
余英时先生运用这个理模式用到红学研究史上模式与方向的更替研究上，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是索引派出现“技术崩溃”的产物，但是“新红学”的核心“自传说”（即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或“新自传说”，认为这部小说写的完全是曹家史）有着难于克服的内在矛盾，余氏认为“1953年，周汝昌的《新证》的出版，一方面固然是总结了‘考证派’的新红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则也暴露了红学的内在危机。五十年代中大陆上对‘自传说’的开始怀疑和海外红学‘索隐派’红学的复活（李杜韩按：以潘重规先生等为代表），其实并不是偶然的”。余先生是不赞成自传说的，他说：
“‘自传说’之陷于困境而无由自拔，即由于完全用原料来代替创作，想把《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以至一言一语都还原到曹雪芹的实际生活经验中去。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人物考》《地点问题》和《雪芹生卒和红楼年表》三章，尤其是‘自传说’发展的最高峰。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Virginia Moore（著The Life and Eager Death of Emily Bronte）和Edith E.Kinsley（著Pattern or Genius,1939）诸人研究Bronte姐妹和她们的家世，简直就把她们所写的小说Jane Eyre,Villette或Wuthering Heights看作是传记材料，径将小说中的假名字改成真名字，使小说和传记完全合一。这和‘自传说’的红学研究真可谓如出一辙。这种单纯从传记观点研究小说的办法，在西方已引起严厉的批评。而‘自传说’的红学，如我们在上下文的分析所显示的，也早到途穷将变的时候了。”（以上引文均见余英时《红楼梦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余英时先生与俞平伯后来的见解基本属于一个类型，即认为《红楼梦》就是小说，虽然其中不无作者和其家族的经历，但这只是原型，而不是事事都一致地写。小说就应该按小说去认识和研究。我个人相当赞成这个观点，红学就是走着一种不太正常的路子，好端端的把一部小说看成是作者的传记了。这个立足点，肯定有问题。关于此点日后再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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