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信人: lovelygirl_530(小魔女oO) 整理人: fantast(2003-04-04 20:19:33), 站内信件 |
| 宋代，泉州僧人造桥尤其突出，有利交通的发展，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弘扬佛教思想文化的一种手段。宋代泉州10座著名大石桥的兴建和修建，有7座与佛教僧人有关。如横跨泉州与惠安之间的洛阳江上的万安桥（俗称洛阳桥），全长834米，宽4.95米。桥的南北两端各造四座塔，其中一座婆罗门金涂式塔上，刻《偈菩月经》及释迦造像。桥堍上各有4尊石力神，守护桥头。这一切均按佛教的要求而为之。据乾隆《泉州府志》载，皇祐五年（1053年），僧人宗善等倡议造石桥，以后泉州太守蔡襄续之。安平桥，横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水头镇之间，据乾隆《泉州府志·水利桥渡》记，宋绍兴八年(1138年)，僧人祖派倡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泉州太郡赵令衿续之。桥长2251米，约五华里，俗呼“五里桥”。桥上建有佛教塔幢数座，桥头有石力神守护，桥的中亭祀观音。石笋桥，俗称浮桥，在泉州城临漳门外，横跨晋江下游。绍兴三十年（1160年），僧文会倡建石桥，全长约260多米，桥上南北两端各建有4座婆罗门金涂式石塔，塔上刻释氏成佛的故事，桥头有力士守护。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石笋桥采用“伸臂式”的砌筑方法，这是宋代泉州僧人的创造。凤屿盘光桥，在泉州东门外，横跨浔美、乌屿间，宝祐年间（1253?/FONT>1258年），僧人道询建（今于桥址筑跨海长堤），长1300多米。普利大通桥，在今石狮，绍兴十二年（1142年），僧人智资董其事，长600多米。玉澜桥，在府治东南20公里，横跨海港3300多米，绍兴年间（1131?/FONT>1162年），僧人仁惠修。苏埭桥，在晋江县海尾乡，长7200多米，以通泥难行处，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僧人守建。
此外，宁代泉州僧人还建造、修建许多石桥，几乎遍布各县，比较著名的有泉州临漳门外的龟山桥、棠阴桥和甘棠桥，皆庆元四年（1198年）僧人了性重修。登瀛桥，在十九都，僧人道询建。悲济桥，皇祐年间（1049?/FONT>1054年），僧人法超建。长264米。蚶江桥，在二十三都，元符年间（1098?/FONT>1100年），僧人怀应建。龙尾桥，在二十三都，僧道询建。吟啸桥，在三十都，咸平年中（998?/FONT>1003年）僧人行珍等易为石桥。濠市桥，在四十都，在观年间（1107?/FONT>1110年），僧人宗爽建。安济桥，在四十五六都，乾道八年（1172年），僧人了性建。康溪桥，在四十五六都，庆元二年（1196年），僧人绍杰建。濠溪桥，在四十五六都，大观年间（1107?/FONT>1110年），僧人宗爽建。金 #$%& 桥，在四十七都，淳熙八年（1181年），僧人白昕等建。金鸡桥，在南安九日山下，横跨晋江，嘉定年间（1208?/FONT>1224年），僧人惠魁重修。严浦桥，在二都，嘉定二年（1238年），僧人宗佑重修。惠安县獭窟屿桥，开禧年间（1205?/FONT>1207年），僧人道询建。 宋代，泉州佛教寺院出现一批著名僧人，他们或以佛理精通，或以道术精深，或能文善诗而著名。他们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如戒环禅师，晋江人，居开元寺，空寂自颐，深造妙道。曾作《法华经》、《楞严经》要解，又作认《般若经》、《法华经》和《楞严经》，为以后谈佛道者之宗。僧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有《去华》诗集行世。僧宗已，主资圣院，夏讲经听者千人，后又主持承天寺、千佛院、宝林院。僧法辉，晋江人，居广福院，禅余以诗自娱。本观禅师，晋江人，熙宁年间主开元寺粥院，又主持法华《语录》行世。招庆禅师，晋江人，道力深厚，广大微妙，无不通达。后为人说法，或以经论，或以老庄，或以卜筮，或以方药，下至俗谛，皆能随其根器。可知他是精通儒、道、释、巫、医的通才。僧普足，永春人，得法于大静山明禅师。无丰六年（1083年），居安溪清水岩，据传有祷雨、驱鬼异能。佛教僧人得法祈雨、斗鬼皆佛教受道教影响世俗化的表现。后累受封赐，名为清水祖师。庆老禅师，泉州人，能文而禅，疏释《宗密圆觉说补》。《僧宝传》。僧子琦，惠安人，讲贯群经，尤长于《楞严经》，有《五会语》传世。有朋禅师，南安人，元丰二年（1079年）主开元寺，有《两会语》惊世，《颂禅余咏》行世。僧宗达，晋江人，有诗名，居开元寺普贤院，后主崇福寺，考订佛经诸伪字，禅门宗之。僧太初，晋江人，住开元寺尊胜阁，严律行，兼能诗、古文，曾出《孟子·夜气章》以授学者，名《牛山经》，所作文章，如泉州《承天寺僧堂记》，简严有体。僧守净，有道术，嘉定年中(1208?/FONT>1224年)，镌石佛于安平岱峰山，刻“泉南佛国”四个大字于旁。其造金鸡石桥和镌岱峰山石佛同时兴工，法身双现，尤异事去。僧道询，惠安有，据传遇王阳仙人，授以粒丸，服之而得道术，能“朗悟内典，精勤戒行”。僧人服道仙丹而得道术，此又是一个宋代佛、道融合和佛教世俗化的传说。史公祖师，晋江人，隐于德化九仙山，殁后里塑像祀之，有驱蝗、驱疫异能。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宋代，泉州佛教与儒、道合一的表现。泉州南安九日山下有延福寺（太康年间建），寺内水陆堂祀民间俗神通远王。进士李邴作《延福寺水陆堂记》里，对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远王神祠的杀牲祭祀行为，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说“师以佛戒信于神，其有不信于人乎；神以佛戒惠于物，其有不惠于人乎？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这些都是佛教改造神仙信仰的例证。 从九日山延福寺的历史看，唐咸通年中（860?/FONT>873年），在延福寺里建灵乐神祠，祀通元王。宋元丰年间（1078?/FONT>1085年），开始在通远五神祠举行由地方官员主持的航海祈风典礼。宋绍兴元年（1131年），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世俗化道教的祀神仪式，美其名曰“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但是南宋泉州地方官员却不遵守此佛戒，他们仍然于每年夏、冬两次祈风于九日山通元王祠，又是“桂酒椒浆，为舟预请”，礼毕，又是“饮福”。如果从唐咸通以后延福寺发展的历史看，它实际是佛、道融合的发展见证，至北宋元丰以后，道教俗神通元王神的声誉，已远远超过延福寺的佛教，以致九日山摩崖尽是祀通远王神的祈风石刻。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祭大仙祈雨祝文》云，“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万灵之所命”，把仙、佛放到同等地位一起祷祝，这是宋代泉州儒、道、释合一的事例。 元代泉州的佛教 元朝的统治者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泉州出现世界多门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延在“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加强对佛教的管理。至大四年（1311年），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在地方“路、县设置僧录司、僧正都纲等”衙门。又严格僧尼剃度制度，以防止大量劳动力逃入寺院，逃避差役、赋税。《元典章·礼部》规定剃度僧尼给据。规定“不谙经教，不识斋戒，不曾谙练寺务，避役之人，用财买据”的僧人，当作违法行为。又规定“各处寺院里住持、长老”，必须具务“有德行、知佛法”，并且需要“众和尚保举的，经由有司”批准，方承认为合法的寺院主持。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宣政院功德使司刘鉴义，言于伯颜平章，奏合泉州开元寺120院为一禅刹，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又建法堂、寝堂，延请妙恩禅师住持，为开山第一世。三十年中，又建禅堂、双桂堂、檀樾祠。伽兰祠和祖师堂。延祐六年（1319年），僧契祖继住持大开元万寿禅寺，垂四十年，食常万指。可见元代泉州开元寺规模是很大的。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奉命率军征爪哇，从泉州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收其家财产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泉州城内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记说明舍资佛寺的原因，是“世祖薛禅皇帝，宣唤历朝，委用至今，圣恩莫报，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次冀亦黑迷失偕室中夫人茶茶，身宫康仄泰，寿命延长，福禄荣迁，子孙昌盛”。延祐三年（1316年），亦黑迷失给施舍的全国100所著名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文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著名的佛教寺院、庵、接待，依次有“五月”，泉州路承天寺、水陆寺、法石寺、招福寺”；“八月，泉州路开元寺、封崇寺”；“九月，泉州明心寺”；“看四大部经泉州清源洞”：“接待往来僧众泉州楞伽接待、清源齐支洞”：“点长明灯泉州清源洞”。碑记所载，泉州接受亦黑迷失施舍的寺院、庵、接待有17所，年19次。可知元朝泉州的佛教还是相当兴盛的。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达鲁花赤阿沙来监泉州，在碧霄岩“刻石为三世佛像，饰以金碧，构殿崇奉”。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年），晋江佛教善信凌恢甫，在泉州湾口石湖建六胜塔，通高31米。六胜塔既是佛教建筑，也是航标灯塔。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平章三旦八、御史帖木尔不花、宪使孙三宝。佥事释迦奴”与金陵僧人觉成，捐财雕刻弥陀瑞像，“易殿以石，建台塔，改堂宇”。1322年，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鄂都立克到泉州，看到泉州城“有很多善男信女的寺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在那里访问的一所寺院有3000和尚和1.2万尊偶像……我在供奉偶像的时刻到那儿去，好亲眼看看。其方式是这样的：所有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气上升到偶像的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的食品。但所有别的东西，他们会留给自己，并且狼吞虎咽掉。在这样做后，他们认为已很好地供养了他们的神”。鄂都立克的记载，一方面反映元代泉州佛教寺院规模之大，佛教势力之兴盛，另一方面却反映了元代泉州佛教的世俗化。 元代，泉州的佛教与道教进一步地合流，甚至佛教僧人也支持这种进程。如后至元四年(1338年)，泉州万安禅寺释用平、智泰撰《重建清源线纯阳洞记》，记载纯阳洞原为裴道人尸解处“邦人即其骨肖像事之，并创屋以祀群仙，匾曰纯阳”。可是道教徒“岁时兢携酒肴以渎之，箫筑以噪之”，把清净的纯阳洞闹城“花馆酒台”。因此佛教徒中有识之士，在纯阳洞左，“构殿以奉普陀大士，设箸龟筊以遗士庶之乞灵”。即以佛教菩萨和佛教世俗化的卜龟来刹住世俗化道教的一典型事例。对此佛、道互为补充的现实，碑记撰者释用平、智泰认为是“仙依佛而益显”，又是“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碑记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这就是元代泉州佛、道合流的理论依据。 泉州承天寺有一座元代石炉，炉盖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时大元至正丁未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四月吉日。化主实裕、住山实和敬题。”蒲力目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教徒，一位伊斯兰教徒，陪同他的佛教徒妻子泉州人李二娘仔，到佛寺施舍，祈求今世与来世康安幸福，这为伊斯兰教史上所罕见。但却表明了元代泉州中外姻之普遍，以及伊斯兰教与教并不绝对互相排斥。元代，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和平共处，于此可见。 元代泉州有不不著名僧人，其事迹收入乾隆《泉州府志》的有7人。僧如照，晋江人，“从开元袒膊院道符出家”。朝命赐号果宏觉大师。其弟子广漩，悉能洞彻《楞严经》。僧伯福，惠安人，砌开元寺大雄宝殿前右庭。为解决居民饮水难，在泉州城东、南、西、北闹市区凿井若干口，“众人甘之”。南安县蒙溪下游有大片可垦荒地，“福垦筑之，身乘四载，蒙精青鸟学”。曾赋诗曰：“不读东鲁书，不知西来意。”著有《梦观集》、《紫云开士传》。两书保存泉州开元寺大量史料，还记载元末泉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元代泉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是研究元代泉州地方史、佛教史等不可缺少的史料。僧介胜，南安人，捐资修金鸡桥。僧印空，同安人，“辟谷十余年，日食枣、粟、松实”，是一位佛、道兼修的僧人。 元末，元廷挑起的并直接指挥的，由福建行省、泉州地方官和泉州外商参与的泉州“亦思巴奚”战乱，长达十年之久。在战乱中，僧人被抓当民夫、当兵。释大圭《梦观集》的《吾郡》诗去：“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诗反映元末战乱中泉州出现吃人现象。《梦观集》里的《僧兵叹》、《筑城曲》、《僧兵守城行》等诗，反映了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中，僧人被抓强迫充当民夫和戍守城垣的惨况。在这十年战乱中，泉州开元寺大部分被焚毁，其他各门宗教的寺院也大都被毁，泉州的佛教受到严重的摧残。 明代泉州佛教的式微 明代泉州佛教进入衰落时期。洪武六年（1373年），泉州府设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僧纲司设都纲、副都纲各一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朝廷有旨，选派僧正映住持泉州开元寺，谕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尔，恶则毁谤尔。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故正映别号“清心洁已”。自此，“开堂演法，众志翕然”。又“竖法堂，建甘露戒坛”，百废俱修。成化、宏治年间（1465棗1505年），泉州开元寺出现“禅风不竟，云散四方，丛林规则，日就陵夷”，住持“主席久虚”。寺产被豪右强占，“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域者，十之七八矣”。 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泉州首当其冲。明军云屯泉州，驻军佛寺。后因随军火药匠、兵器匠急需工场，开元寺、承天寺遂为“硝冶二匠”的工场，“百灶云屯，烬土山积”。每逢佛诞节日，地方官员来寺顶礼，也只好“侧足伛偻灶下尘土旁，苟且终事”。在防倭的理由下，寺僧和地方官员对此随意进占佛寺的行为无可奈何。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泉州开元寺僧通楫、通全与里人陈实、赵用赞等人，请求云南副使黄文炳（献地建开元寺的唐朝黄守恭裔孙）出面，呈报观察使杨乾铭，要求从寺中驱出军匠及其眷属。杨乾铭“毅然独断”，下令尽驱逐之。此后50年，由地方官和寺僧发起多次重修，开元寺得以保存。但比起唐、五代的120支院规模，“仅存十一于千百之间而已”。 明代泉州佛教之式微，从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也反映出来。万历《泉州府志》载，嘉靖年间寇乱兵兴，财政匮缺，加紧对寺院搜括，“寺在僧存者，内将四分给僧焚修，六分抽饷”。泉州开元寺原有寺田园273顷又91亩，但因明代寺院衰微，为维持寺院计，寺田被变卖，有时官府征用，有时豪右大户强占，寺田在量减少。明政府财政无所出，嘉靖年间下令对寺田征税六（政府）四（寺院）分。万历年间竞规定八（政府）二（寺院）分。因克剥过分，僧人纷纷诉讼，政府则认为“奸僧寻端起衅”，“捕系置对，蔓引株连”。至明末，泉州开元寺田仅剩26顷又86亩，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寺院失赖以生存的寺田，泉州的佛教急剧地衰微了。 明代，在艰苦的环境下，泉州仍出现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在泉州宏扬佛教、兴建寺院和写《温陵开元寺志》，为佛教在泉州的传播做出一定贡献。如僧正映，抚州人，奉旨为泉州开元寺住持，百废俱修，宣德初（1462年），调南京，升为僧录司。僧本源，晋江人，习《法华经》、《楞严经》，永乐年间奉旨入京，屡受奖赏。僧法果，晋江人，每遇清明节，率其徒，沿途拾露骸，葬漏泽园，称义僧。僧吴容，同安人，习岐黄术，少游吴，还温陵，遂以方药济世。知为佛、道兼修僧人。僧正森，晋江人，颇通诗书，住法石寺、承天寺、清源南台岩，所到之处，整治场圃，不畜徒属，知其为主张一钵、一衲的僧人，称“一如和尚”。僧广轮，晋江人，戒行精严，三至江南，拜请藏经数万本，贮之戒坛，有《语录》行世。僧元贤，建阳人，崇祯九年（1636年）在泉州开元寺撰《大佛顶首楞严经略疏》10卷。崇祯十五年（1642年），来泉州开元寺结制，撰《温陵开元寺志》。 明代，继承宋代以来对佛教僧尼的管理制度。特别对僧尼实行考试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却提高了僧尼的质量。僧尼重视研究佛经也影响到世俗社会的文人居士。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形成了风气，泉州出现一些研究佛学的的名家。如李贽、李光缙。李贽以佛学思想来体会儒家经典的要旨，他认为儒、道、释三家学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明代佛教居士，有清信男和清信女，必须拜僧尼为皈依师父，并由师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 清代泉州的佛教 清代，泉州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员，管理佛教事务。顺治皇帝发愿崇信佛教，对清初佛教的恢复起一定的作用。雍正皇帝提出“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的统治原则，泉州佛教得到一定的复苏。如康熙初，僧维深创建开元寺东侧准提禅林，尊奉准提观音，宏传天台宗。僧为霖重修甘露戒坛。乾隆十年（1745年）、嘉庆十年（1805年），泉州开元寺又得到两次重修。康熙三十年（1691年），郡人施世 #$%& 重修承天寺。康熙年间（1662?/FONT>1722年），知府蒋毓英、提督蓝理等重修崇福寺。乾隆、嘉庆年间崇福寺又得到地方官员、里人和僧人多次重修。 由于明嘉庆年间，泉州寺院奉旨变卖寺田，“其存在僧者，或寺废僧亡，寺饷无着而卸累售主”。这种寺庙僧人被寺田所累的情况，延及清初而愈烈。雍正年间（1723?/FONT>1735年），晋江县令唐孝本“悯念民艰，设局清查，以一田不堪两赋，详情题豁而部驳不行”。一田两赋现象依然压在僧人头上，寺院失去寺田，反要交赋，寺废僧亡仍然延续着。 清代，泉州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僧人。如僧木庵，泉州人，追随隐元和尚到日本，住长崎福济寺，继隐元主日本新黄檗宗。在日本长崎万福寺独立法席。又善书、画。僧超宏，惠安人，黄檗系，著有《瘦松等》8卷。僧海印，德化人，黄檗系，奉命为僧录。著《周易说明德解》、《罗经集解》、《愧轩语录》、《雪关六言诗》1卷和南安县《雪峰志》4卷。僧宗标，同安人，黄檗系，居泉州开元寺，有《语录》8卷。僧太积，晋江人，有《一叶庵遗稿》留世。僧德萃，南安人，曹洞系，在泉州开元寺说法，环听者数千人。著有《春梦集诗草》9卷、《语录》6本。僧圆实，晋江人，著《禅余集》、《禅净鞭影》行世。 清代，泉州的佛教居士又有不同的名称和特点。如居家高佛堂，长斋奉佛的男居士，俗称“菜（斋）叔”；居家高佛堂，长斋奉佛的女居士，俗称“菜（斋）姑”。以后“菜姑”的名称演变为女众带发住持寺院者的专称，而把在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女居士，称为“菜友”。后来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较代，宗教意识较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以农禅的清苦生活为甘甜。 民国时期泉州佛化运动 民国初，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等还有开坛传戒的度僧尼仪式，1948年举行最后一次度僧尼仪式，但地点转移至厦门南普陀。幸亥革命后，随着新思想的传入，泉州出现一股破除迷信，革除陋俗，驱逐僧尼、道士，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泉州社会上一些僧俗人士，见到北平、上海一带正在开展佛化运动。为振兴佛教计，发函邀请北平、上海的高僧、居士来泉州弘扬佛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民国11年（1922年），在新加坡的泉州僧人转道、转逢，延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大师来泉州弘法。城区崇福寺、承天寺等都恢复法堂修持。1923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太虚的皈依弟子张宗载、宁达蕴等两位居士到泉州弘扬佛法。圆瑛大师住持开元寺，讲演佛法。在城内外一些较大佛寺恢复法堂修持。在两次弘扬佛法运动中，发展了一批知识青年为居士。如叶青眼、王拯邦、庄汉民、龚念平、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道、周子秀和黄谦。 1925年，僧转道创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后改名开元儿童教养院)。民国18年（1929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并邀请中国佛教会会长僧太虚和弘一大师连袂来泉州弘扬佛法，泉州佛化运动达到高潮。于是，佛学刊物、佛教组织和佛教义举遍及城区。1929年，居士叶青眼创办泉州妇女养老院，1934年又创办温陵养老院，1935年再创平民救济院。1930年，僧性愿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晋江佛教分会在开元寺设立佛经流通处。在家、出家佛教徒，在开元寺成立“念佛会”。在承天寺创办“鹦山义学”。僧元镇、常凯，在崇福寺设立“崇福诊疗所”。抗日战争初期，晋江佛教分会组织“义务掩埋队”、1941年，晋江佛教分会召开代表大会，有会员793个，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有寺庙149座。1948年，旅居菲律宾僧性愿，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吸收菜姑学习佛学理论和文化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洋侨汇恢复，泉州民间的佛事活动发展很快，民间的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份寺僧都参与佛事活动，佛学知识又趋谈化。一部分寺庙靠少数寺田过农禅生活，佛事活动成为多数寺院的僧尼、菜姑的重要经济来源。 民国时期泉州出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大都出洋弘扬佛法。尤为著名的是弘一大师，1929年，弘一大师首次来泉州弘传南山律宗。此后，先后住过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百源诚，晋江草庵、福林寺、澄亭院，南安小雪峰寺、慧泉寺、灵应寺，惠安净峰寺、灵瑞寺，永春普济寺等。跟他学律的有瑞今、广洽、圆拙、妙莲等人。1942年10月，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弘一大师在佛学、书法、金石、音乐、诗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80年代，《弘一法师全集》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之佛教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4年，召开泉州市第一届佛教徒代表大会，产生首届事事会。合作化期间，郊区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1958年，受“左”的思潮影响，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参加生产，并采取并寺集中办法，把未还俗的的僧尼、菜姑，集中指定寺庙居住，开办工厂，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泉州佛教被作为“四旧”而禁止，法器被没收，寺庙被占用，僧人、菜姑被驱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陆续退还寺庙，寺庙还都进行重修，僧尼和菜姑相继反寺住持，并先后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持。1982年以后，先后开放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海印寺、铜佛寺、龙山寺、南天寺、普济寺、清水岩、净峰寺、雪峰寺等。1983年，泉州佛教徒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第二届理事会，释妙莲任会长。 ---- 
Hello，^&^ If I sent you a smile, you would think it was nice~！ Have a Great Day my friends~！ ……… |
|
[关闭][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