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ianping-2(^小鸭嘎嘎)
整理人: huangtm2(2002-09-27 19:26:4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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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口众多,分布范围极广。由于它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特别是随着客家人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因而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晋宋说、唐末说、唐末至宋初说、五代至宋初说,以及宋末说、清代说等①。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从“六说”中可以看出,其中有四种说法都与宋代有关。对此,笔者颇感兴趣,现就客家形成于何时及一些与客家的形成、发展相关的问题,作些分析论述。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因此,研究客家的形成,应该从民族共同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考察、分析。比如,“客家”与历史上汉民族中的“客户”有何关系。唐代的主户、客户之别和“两税法”对“客户”纳税的规定,以及宋代户口统计中对“客户”户籍的认可,一再表明移自中原的汉人、流人、流民,皆纳入与汉民族原所共存的封建经济范畴后,才可能获得“客户”或“客民”的资格。“这当是汉民族共同体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民族要素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的集中体现”②。在客家人中,大都乐道自己的祖先原是“中原望族”或“中原士族”,他们或因官留居客地,或“衣冠避难”而来。鲜有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佃客”或“客户”。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在客家先民中的确有不少是属于士族官户或贵族之类者,但说客家先民绝大多数曾充当过佃客也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有的佃客、客户,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就拿宋代的“佃客”而言,其因无土地,只好依附于主户(即有土地的税户),或佃种官田、学田。然而,其不但拥有“一定的迁徙权”,而且封建国家还承认他们的“户籍权”③。他们虽然靠租佃为生,但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自然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其获得土地途径:一是在劳动力增加和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获得土地。例如宋政府在出卖绝户田时,往往让佃户优先买,“标示见佃户,依估纳钱买充永业”,“若见佃户无力收买,……方许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④。二是部分官田,因佃种“岁久,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业”,按期向官府交租税就是了。实际上已转化为私有。三是通过垦荒获得土地。宋初,政府已允许佃农对其所垦的土地有永业权。南宋政府更明确规定:佃户佃耕荒田,满三年或五年而不拖欠租税者,“与充己业”,并在地契上盖上官印,办理“割移”手续⑤。因而,这些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客户”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弄清有关“客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客家的形成。我们说佃客、客户,对客家的形成很有关系,是“因客家先民大多数为佃客之故”⑥,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佃客”、“客户”都能成为客家先民。“客户”也不是“客家”的代名词。清代是粤东客家地区的客家人向外播迁、发展时期,当时政府的簿册已不分主户、客户,客家势力已相当强大了。但从嘉庆元年所编撰的《增城县志》来看,当时仍有不少客家人因缺乏土地,或自己没有土地而离开家乡,去当佃客,他们被靠近广州的本地人称为“客民”。如该县志载称:“客民者,来增(按:即今广州东边的增城县)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叠见,民多弃田不耕”,康熙初,“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龙川等县的人亦稍稍至。由于来这里的佃民较容易得到土地,因而“益引嘉应州(即梅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⑦。这些“客民”大都是从客家地区梅州及英德、龙川等地播迁而来的,他们当然属于客家民系的范畴。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据光绪《嘉应州志》所言,“梅地古为畲所居”,那末这个原先属于畲族人所居的地方,从何时起成了客家人聚居的天地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有的论者见北宋初所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中载称:梅地之民“主为畲瑶,客为汉族”,便把这一史料当作客家形成于北宋初的一个重要依据。笔者以为这里的“主”与“客”,是指土生土长的当地民族与外地来的汉民族相对而言。从有关史料来看,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畲民,而不是汉民。因为该地区很偏僻,自然环境又恶劣,非不得已外地的汉人不会迁往此地的。据《宋史》记载,宋初,梅州“人稀土旷”,是宋政府明文规定的安置被贬官员、流放罪犯的“远恶州”。宋廷考虑到该地区“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⑧。可见,该地环境之恶劣,足令官人望而生畏。由于这里土旷人稀,因此自古生活在该地区的畲族人民大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山林。而那些从外地迁进来的汉民,起初他们人数较少,一般靠租种当地土著的土地为生。这也是宋初梅州的“主户”比“客户”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六十及光绪《嘉应州志》所载,宋初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也反映了宋初这里的主、客户的实际情况。与梅州相连的循州,也是主户多、客户少,“人多蛮僚”(按:此是当时对畲族的贬称),两地情况相似。再者,当时该地区的畲民专门从事农业者很少,大都以林业为主,兼营农副业,而且一般都是粗放式经营,因而史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⑨。这与以农为本的汉人社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说明当时该地区的汉人还很少。如果汉人占大多数的话,就不存在“业农者鲜”的社会状况。可见北宋初,梅州地区还未成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天地。但是,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这里的民户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梅州总户数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二户⑩,其中主户为五千八百二十四户(有者是由客户转化而来的),客户为六千五百四十八户 ⑾。客户已超过了主户。就“客户”而言,他们大都是从外地迁进来的汉人,这从有关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南宋时期,移居梅州从事农耕的客民就更多了。这从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0二《梅州》中可以看出来。其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王象之是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年轻时曾宦游四方,亲临江淮荆闽等地,见闻甚广。该书是他广集资料,参订谬误,吸取精华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巨著。其所记述的有关‘梅州”方面的内容,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因为梅州土地宽阔,而以往从事农业的人又很少,所以才吸引了众多的客民来此地营生。北宋末,特别是到南宋时,梅州的客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几乎完全垄断了当地的耕地。他们凭着自己人多、有先进的文化、先进的耕作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但改造了自然,而且还在这里创建家园,繁衍生息,使梅州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客家人的生活区域。因此,我们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符合当时的客观历史。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上面所言梅州土地“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汀赣地区来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汀赣地区、尤其是汀州宁化在客家形成发过程中,曾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当时,客家先民有者留居汀赣,有者向粤东等地转迁。特别是从北宋末到南宋时,这里的客家先民更是纷纷迁入粤东。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有关。从有关资料来看,宋以前“北人南迁,多至闽西汀州府,大多数经宁化石壁,而入粤者此时尚少。这时赣州、汀州人口较少且闭塞,正适避难移民安居,是移民安生之乐土” ⑿。据《旧唐书》所载,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汀州只有四千六百八十户 ⒀,到北宋末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则达到了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户 ⒁,而到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竟增至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户 ⒂。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自天宝至崇宁历时350余年,和原有户数相比才增长了七万六千七百多户;而从崇宁到隆庆2年(1164年)不过50年左右,户数和原来相比竟增长了九万三千多户。由于汀赣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因而又有许多人转到粤东,于是梅州的客户亦大增,并超过了主户。这些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北方人口的迁入。如所周知,北宋末至南宋是我国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的时代。特别是靖康至绍兴和议17年间,随着北方的沦陷,宋室南渡,北方士族百姓,被迫离开家园,像潮水般地涌向南方。正如史籍所言:“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⒃。这些被卷进流民队伍涌向南方的士民百姓,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有的土地财产,为了生存,抗击金兵的南侵,有相当多的人便走上了应募当兵的道路,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人,经过一番奔波后,又重新依附在土地上,靠种田维持生活。当时,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带,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士民,因而这次从中原迁入该地区的士民,其数量之多,自然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上述北宋末至南宋隆兴年间有关汀州户数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北宋末至南宋迁入该地区的北方移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此,笔者无意否定宋以前中原迁入该地的士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相当的关系)。这块三角地带,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交通闭塞,形成相对安定的地域,因此,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获得立脚、生息、发展之地,并在南宋时期,形成了具有客家特点的稳定的群体———客家民系。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在客家民系形成后,梅州境内仍生活着为数众多的畲族人民。他们为反对官府的压榨,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元末,畲民“啸聚”攻打州城梅塘。在元兵的血腥镇压下,众多的畲民被迫由梅南之畲坑向丰顺、潮汕地区及闽南漳州地带迁移。从此,他们离开了梅州地区。而一部分幸存的畲民被迫改族改姓保存下来,如“畲族蓝姓,改为汉族邓姓”,其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久而久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客家融合了。有极少数隐居深山避过屠杀的畲族,鉴于全境已为客族,他们怕遭世人岐视,更主要的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因而不敢公开自己本来的身份,这样,他们在长年月久中也成为汉族客家了 ⒄。而客家民系在发展过程中也就增加了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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