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leonard_soup(战神水中月)
整理人: leonard_soup(2002-08-11 16:12: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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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祥平
生态环境硬性制约着人类。生物圈二号失败之后，人类认识到只能在一个地球的范围内谋求生存和延续(参见第1-1节)。不但煤炭石油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即使可再生的资源也不容许人类采用直线发展模式无限地发展下去。例如木材，再生速率是有限的，粗略估计为每年60亿立方米[1]。如果每年采伐量超过60亿立方米，更新数小于砍伐数，森林面积就会按某一指数下降，直至成片成熟林小到不值得工业开采，就会出现资源危机。
20世纪70年代，每年砍伐数只不过25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却已大幅度下降。原因是发达国家不只砍成熟林木和过熟林木，而是在热带林区的林缘集中采伐，导致当地的多数人口利用采后的林地实施定耕农业，因此全世界森林面积锐减。
减少毁林的一个途径是只砍成熟林木和过熟林木，深入林区，在各小班中进行择伐。但是，这样做耗能较多，资金回收周期较长，与西方工商金融巨头的利益不符。
为了恢复生态，即使保守的林学家也主张在产权、价格、权力干预方面进行革新。例如对集中采伐课以重税、保护非集中管理的产权、在知识产权中应列入土著居民永续利用森林的知识条款、防止外来者肆意践踏、在价格中要计入生态价值、割断政府与木材利润的关联、取消一切与毁林相关的政府补贴、反过来课以重税(用于造林更新，不入政府财政)，等等[2]。
林学家面对自然科学的最复杂层面：动植物群落(参见图十)，也面对社会学科的最简单层面：初期社会人(现代的遗存大多生活在林区)。所以，全世界的林学家都认识到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人不是万能的，在全球生态环境面前，人类必须克制自己！
物理学家、无机化学家和克隆羊的发明家，知识结构都太简单，很难真确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知识结构就连活细胞的复杂性也认识不了[3]。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是精密科学的权威，是寻找基本因子建立模型的好手，近代以来的其他研究常常采用类似的理论结构，形成理障。理障就是理论体系障碍了对于实事复杂性的理解，甚至帮助科学家去理解被篡改的实事，就连享有百年信誉的权威科技杂志主编也会一理障智，不辨真事[4]。
近代以来从西方分科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理论学习不过是一种敲门砖和操作道具。真把理论当成尚方宝剑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反而不能经世治国，因为他们受到的理障比别人多。与此相反，凯恩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真知灼见并不是用理论推演出来的，而是把传统规范与复杂现实进行比较得到的。理论模型只是为真知灼见披上一层外衣：接受了西式分科教育的毕业生只认识按照物理化学定做出来的外衣。另一方面，真知灼见不可能脱离法制钱选过程中的复杂利益旋涡，难以自拔，所以也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样，很难真确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5]。
(*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都是测量：数是不考虑量纲的测量结果，物理测量都有量纲；也有人认为数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之母，实验是自然科学之父。
**分化之前的活细胞称为干细胞，低等生物的细胞不会分化。活细胞中都有奇怪吸引子，它使非平衡的系统呈现相对稳定的动态有序结构，在物理和化学的耗散结构现象中也可以识别出奇怪吸引子。有没有奇怪吸引子是简单现象与复杂现象的区别。参见张祥平：《确认·承认·兼认——科学研究的基础与研究方法的发展》，载《北京农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图十中的上下具有对应关系：初期社会人相当于物理学中的质点；口声语言是社会人之间的化合键；社会心理相当于有机化学；文化是社会的遗传基因；禁忌与环境相当于细胞膜决定细胞内部与环境如何沟通；拥有图腾或姓氏的小群体相当于活细胞；同一个群体之内分化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相当于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细胞分化；民族学相当于生物演化；经济行为相当于动物或植物的生理病理；组织管理相当于动植物群落。)
由于现代各国大多采用了西式的分科教育系统，所以必须重视林学家的认识。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林学家是专家！
林学家的一致忠告如上所述，其中的大部分都在德制学选制度中落实了，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重农抑商。分别来看，集中采伐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不受抑制的商业行为，必须抑制；非集中管理的产权，可选择的办法之一是落实到农民的宗族组织，世代不绝；保护土著居民永续利用森林的知识产权，最重要的是防止商人去利用；在价格中计入生态价值，可操作的方法之一是农村宗族把土地作为无价之宝，正如人类必须把地球看作无价之宝，宏观操作可采用提高土地价值，以土地作为社会信用保障的基础。政府征用宗族土地时，要另拨一块质量和面积大致相同的土地供有关宗族生存延续。
德制学选政府的基础在农不在商，较易割断政府与木材利润的关联，取消一切与毁林相关的政府补贴……
有一些激进的西方林学家，一方面认识到“市场化和边际收益最大化”是毁林的动因，另一方面不知道德制学选可以兼顾现代化，所以他们干脆反对现代化[6]，甚至主张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起自下层的生态学[7]。
人类不是万能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东亚的环境相对严酷，大一统社会直接与生态环境互动，“禁忌与环境”中的自我克制成分比较多(参见第4-2节图八和图九，以及本节图十)。欧洲宗教改革后十分类似于中国楚(神圣罗马帝国)汉(法国)相争时期，但是由于西欧环境相对宽松，小国各有独立的后备资源，联合起来能够防止大国(法国)吞并，所以形成外交均势，渔翁(英国)得利[8]。如果欧洲的环境像东亚一样，法王路易十四就是刘邦，英王只能像南粤王一样纳表称臣。处于外交均势中的任何一国都不是直接与生态环境互动，而是与周边各国互动，强力开发自然资源以增强国力便成了永无休止的直线延伸。
直接与生态环境互动的大一统社会面临最复杂的决策，因此儒家的最高学历是通才，而不是专家(见第1-4节引钱穆语)。要想成为通才，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寒窗苦读，这本身就是耗能很少的克制行为，同时又是认识复杂现象的必要过程。
即使是通才，也不可能既全面又透彻地认识人和环境的复杂关系，所以儒家的通才最重视实事及其系列和比较(述而不作)，而不是重视理论体系或主义，简而言之，重经史甚于重子集(参见第3-5节关于学理路径的讨论)，绝不能把社会拿来做实验。
在19～20世纪之间，许多人学了一点儿现代数学或物理，就以为世上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可以用一个或几个基本因子说清楚，还想用基本因子来总结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社会理论体系，进行宏观设计，大操大办地拿社会做实验，大哄大嗡，没有不碰壁的(参见第1-2节)。到了20世纪之末，由于一个又一个社会理论体系被证明为不过是乌托邦，不可能延续，所以这种人只剩下指责现有制度的缺点，没有丝毫的建设性[9](参见第2-5节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讨论)。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制度都有缺点。复杂现象总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绝不会是一片光明。自然演进的历史，是大环节套着小环节(参见图一)，小环节套着大大小小的细节。总有些细节是说不清的。想在现存制度中找缺点的人，完全可以把那些说不清的细节说成是缺点，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果把中庸之道本身算作理论体系，那么可以说，儒家理论体系的基本假设是：人不是万能的。
有了这个前提，就必须履行中庸之道：在人与环境之间不断权衡，没有什么一抓就灵的理论指导；在经济活力与群体稳定之间不断权衡，没有什么谁决定谁的理论规律；在物质金钱与亲情仁义之间不断权衡，绝不是哪一个万万不能的问题；在简单现象与复杂现象之间不断权衡，模型规律绝不是唯一的科学……
中国人和英国人在善于学习(知)、勇于实践(勇)和总结经验(温故而知新)的方面很少有差别，但是对于创新精神的理解差别较大。儒家志士认为中庸是恰到好处的创新，即在新旧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多次新的平衡之后，不排除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或同一层次甚至较低层次)上回到曾经有过的平衡；英美的自由主义者也是通才，不受专科约束，但是他们认为创新就要改造陈旧，推掉了陈旧才能创出全新，不断推陈，不断刷新。概括来说，中国人的创新是圆融型的，英国人的创新是直线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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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孤骛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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