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leonard_soup(水中月)
整理人: leonard_soup(2002-08-11 16:11:0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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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祥平
城市经济，不可独立
城市规模的第一次大发展是军事帝国出现之后的咸阳和罗马，第二次大发展是德制学选社会出现之后的长安(参见第7-2节)，第三次大发展是法制钱选社会之后的欧美：工业革命改变了城市的功能，使得城市迅速膨胀。
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主要是居住、贸易、文化教育、政治中心。工业革命之后，许多城市兼具生产中心的功能：城市不仅仅对受养人和相关服务人员具有吸引力，也对供养人中的生产者有吸引力。过去,人们因为拥有了财富、技艺、知识或权力而进城，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还因为谋生而进城。
城市承担起生产中心的功能之后，不仅人口急剧聚集，而且也使废料急剧聚集。工业生产的规模远大于农业生产，工业能源和原材料是传统农业无法比拟的。工业城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产着废气、废渣、废水、粉尘和噪声。再加上密集的人口增大了对于食品、日用品的摄取和代谢,城市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迁。这种变迁在光照、温度、水源、空气、地表、噪声、生物群落及地貌等各项生态因子方面都向人们显示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1]。
正如秦咸阳的负效果促成长安的规划(参见第7-2节)一样，工业的负效果促成了欧美的城市规划：1832年春天在巴黎爆发了严重的霍乱流行，导致1.8万人死亡，人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寻找原因和对策[2]。
即使在西方,城市经济也是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良性与恶性的概率持平。城市经济学一直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学派，有的学者甚至怀疑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能否写出一本全面的教材[3]。决策者通常不是根据经济学论证而是以其政治倾向来对城市经济采取干预或不干预的态度[4]。
法制钱选催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大发展，城市经济反过来挑战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这个回返型的事实系列显示：欧美直线发展模式(参见第4-2节和图八图九)接近了它的尽头，作为一种替代，不妨采用中国的圆融模式来进行决策：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业，而不是让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继续下去。
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城市规模不应该直线扩大，因为较小的落后城市具有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投资者向较小城市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
这在工业革命之前确是事实，如纺织和制铁常常从城市疏散到农村[5]；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理论与事实不符：只要水供应充足和交通方便，规模越大的城市往往更有吸引力，人才和投资的聚集越多，增长越快，而且也越少出现经济衰退。仿佛有一个“棘轮”，当城市规模要扩大时，阻力很小，而当城市规模要缩小时，被棘轮挡住了，经济学家称之为“棘轮作用”。
棘轮作用说明价格经济人的假设不可靠：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文化覆盖(参见第4-5节表二和第6-4节关于覆盖路径的讨论)，而不只是追求经济覆盖,简单交易量和金钱积累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参见第1-3节)。
棘轮作用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占用周边农地。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扩地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的“效率”降低了，吸引力就会减少。但是从真实的经济生活来看，当效率与覆盖有矛盾的时候，温饱之后的多数人都会舍效率，求覆盖。尽管大城市中的经济效率可能较低，可是在大城市中有较多的机会排他性地占有其他社会成员的时间，所以大城市仍然不断扩大。
城市扩地的约束条件不是效率，不是市场的内生因素，而是市场的外生因素：如果因城乡差异导致贫富分化和秩序紊乱，城市的发展就会受阻；如果城市扩地引发生态灾难，也会受阻。
欧美社会保护农民的生活和地位处于城市工人之上(参见第6-1节表三)，而且把生态灾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参见第1-1节)，所以城市的扩展尚未受到有力约束，仅仅发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失效,即误把经济覆盖当成人类行为的全部内驱力。
在法制钱选社会中，覆盖他人的方式主要是金钱：老板花钱雇一个人,每个星期可以占用雇员的35小时或40小时；一个厂家卖出去一万元的时装，顾客挣一万元钱的时间就被排他性地占用了。如果顾客只是为了抵抗寒冷或酷晒，通常不需要时装,任何一套不时髦的衣服都可以满足需要；可是如果为了覆盖他人，就需要时装：穿上名牌时装的人,可以在公共场合占用很多羡慕名牌者的时间……
羡慕名牌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出门，就不会穿名牌时装。即使大富翁，在家里也很少穿时装，因为不舒服。
羡慕名牌是一种商业文化。商业文化的特点是：一个人要想排他性地占有他人的时间，必须拥有金钱。
覆盖他人的方法有三大类：生理武力覆盖、经济覆盖、文化覆盖。法制钱选社会用经济覆盖替换军事帝国和其他暴力制度的武力覆盖，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可是法制钱选社会把人类社会内部的覆盖压力转嫁到生态环境，因此不可持续(参见第一章和第四章)。
城市中的文化覆盖比例较大，说明把城市作为生产中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用金钱满足文化覆盖是成本较大的方式，而且是不可持续的方式；用文化本身来满足文化覆盖，才可以持续，因为成本较小。中国自宋代开始把敬宗收族作为国策，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业，重农抑商，反而促进了高度繁荣的城市生活，就是明证——“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习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渐绌……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攫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驰。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后盛于前也)。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偶有以货殖见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既无特贵，亦无殊富(达到了共同富裕——引者)”[6]。
商人所得利润不多，所以不会全民皆商，其它行业也能敬业。利润不多不是没有利润,所以真正善于经营的商人仍有积极性。从整个社会来看，财富增长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太宗(赵匡义)在建国之初即曾夸耀已拥有两倍于唐代的财富(太宗之孙仁宗时约二三十倍[7])；而根据实际数字加以检验，也可以证明这个数量大体上没有错误……城市兴起……专门依靠商业交通的镇乡也出现了……自治性的行会制度也发展起来了……讲史、说书等的流行，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都市生活何等豪华，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以及《清明上河图》)等书(画)均有详细记载。宋徽宗皇帝(赵佶)游幸坊巷的事，是人所知晓的……出现了交钞和银两的使用……总之，中国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北宋的吕氏乡约、南宋的朱氏社仓法……民间自办的书院流行开来……在家庭之上保持氏族的团结……”“当时所输出的所谓宋钱，不仅在日本、朝鲜、安南等地出土，而且远至南洋群岛、非洲的东岸、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也有所发现……”[8]在兼具生产中心功能的城市中，有许多人不靠金钱而获得了较大的覆盖,例如一个明星“露一次脸”，可以占用许多追星人的时间。有的追星人自己也想当明星,覆盖别人。有的追星人没有希望当明星，只想沾沾明星的光，用这一点儿“光”去覆盖别人。如果这一点儿“光”覆盖不了别人，就不会去追星，这一类追星族一定是成伙儿成群，至少有两个好朋友都追,即使俩人追的星不一样，也可以相互交流(覆盖)。
近代以来炒作明星是商业行为(参见第1-3节)，有许多经济覆盖，可是最后要体现为文化覆盖说明人在温饱之后的需求是文化，不是金钱。
城市中最重要的文化覆盖源于市政当局，用中国话来说,源于领导：一个领导花一点儿时间，就可以占用许多部下的许多时间。组织管理机构的上层，总是能够有效地覆盖下层。在工业革命之后，城市领导的覆盖度大大地增加了——城市经济中公共经济成分增多，使得政府官员拥有较大的权力来干预城市土地规划、交通住房、环境、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经济在城市经济中的比例,在工业革命之后曾一度减少，但自二次大战之后重又扩大：英国在七十年代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9%，美国同期城市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受雇于各级政府。
即使在西方,城市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也是相当有限的，公共经济和土地规划职能使得政府官员独立于“看不见的手(市场)”之外，可以伸出“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一定要通过金钱来实现覆盖度，看得见的手却主要通过文化来实现覆盖度。
市政官员的决策权不是凭借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决定的，而是凭借个人拥有多少威望、知识或社会关系来决定。看不见的手可以比较快地淘汰企业，却很难淘汰城市。
城市经济很难独立，有两重含义，一是基本的物质保障不能离开农村；二是复杂关联的程度远远大于企业。企业破产对社会秩序的干扰,远远小于城市湮灭对社会秩序的干扰。
尽管土地利用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总结出“交通费用最小理论”、“交通费用与房舍费用权衡理论”、“房舍最大支出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是科学理论，不具有普适的可重复性。即使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完全自由的城市土地市场也是不现实的，无论私有制的美国和日本，还是租借制的英国，城市土地使用方式都受到公众和政府官员的干预，必须符合城市的土地规划。公共经济的其它方面更有利于官员获取覆盖度。例如，当原有公路收费导致交通流量发生分布上的较大改变之后，不但要修改分区收费的界限以减少新的拥挤，同时又要顾及征收人员的开支不致过巨，以及被排挤的出行者对整个城市的经济生活不能影响太大。再如,住房总量扩大却产生了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状况，导致贫富悬殊时，就有必要设置“公平租金”的水平，同时又不致对业主造成沉重打击。又如,向污染者收费所导致的城市生产功能下降和从业人员生活下降等，都要进行适度控制[9]。
作为生产中心的城市，生活于其中的多数市民,覆盖度并不大(参见第6-1节表三)。
欧美社会的中产阶级人数超过蓝领和贫民之后，城市中的多数居民才有了较大的覆盖度，但也不是只靠金钱达到，而是要靠宗教、艺术、俱乐部等非经济形式(参见第1-3节关于高品味的讨论)。例如，一个作者写一本好书，可以占用许多读者的阅读时间，读者愿意被占用,有的为了学习占用方法,有的为了在同伴中炫耀，占用同伴的时间,还有的为了在故事中获得占用的快乐,把“赋闲”变得更积极,更不像“偷懒”。
这些社会效益不必以城市经济为依托。如果直线发展的经济模式危及到人类的生态环境，就应该放弃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却不必放弃多数社会成员能够享受的文明生活。
中国很难把生态灾难转嫁到其它国家(参见第4-1节)，所以要超越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探索新模式：中国的传统资源显示出，一个可选择的可持续均衡点是以宗族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保险制度和择优教育制度(参见第2-1节图五)，减少城乡差异和贫富分化(参见第五章)。中国需要重点建设农村，经济增长点来自宗族的经济需求,即把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建设中的良性经验用于建设聚族而居的村落，而不是盲目地建设中小城市(参见第6-5节)。
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模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从直线型转为圆融型,从不可持续转为可持续。人类能够学会克制自己,既能由俭入奢，又能由奢入俭；既保护生态环境(参见第一章)，又享受覆盖度很大的文明生活(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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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孤骛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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