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peddrluo(诚之)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26 22:25:3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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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了，前苏联亦参加了此次环保大会。该次环保大会的主持人莫里斯·史强（MauriceStrong），即现在所谓的当代环保运动的创始者，拟定了一个宣言，该宣言的基本认识是：人类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发展是有限制的。那时罗马俱乐部的发展限制的报告已经出来了。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有限制的。就这两条，还有其他的一些论说。1972年中国还处在“文革”期间，中国代表团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拒绝签署世界环保共同宣言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反对环保的理由可以归约为两句话：第一句说人类的发展是无限的，“人定胜天”，愚公可以移山，我们人类可以充分掌握世界；第二句说，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限的，科学是万能的。所谓科学技术无限，那就是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限制。基于上述两点认识，所以中国的代表团不肯签署，而当时前苏联的代表都签署了。这种观念和“启蒙心态”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有很密切的关系。工具理性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健康，我们的理性光芒如果向前照射，所有的黑暗都可以被它驱除掉。比如说这个宇宙就像这个房间，只要有强烈的启蒙光芒--理性的光芒，这个宇宙的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里面有什么家具，有什么人，我们都一目了然。这是从“启蒙心态”发展起来的我称之为理智的傲慢--即一切都能了解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与现代科学的最大不同是：现代科学认为，随着我们理性的发展，黑暗不仅没被驱除，无知更是随着我们的理解和知识的发展向前发展。我们知道得越多，想要知道的、能够知道的和应该知道的距离就越是没有办法弥补，不管你是研究电脑、研究生物、研究各种领域的，这一点都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克隆，但是我们对人的理解，以最简单的疼痛经验为例，就很难充分掌握。既是化学的问题，又是生物的问题，又是生理的问题，又是心理的问题，又是认知的问题。我们要医治我们的头痛，医治我们人的各种不同的疾病，但在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我们的很多无知就暴露出来了。以前，在儒家传统里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智慧观点，就是说，能够知道你不知道，了解到你不能了解，这才是智慧。你以为你可以用理智的光照亮一切，所有的都知道，按照社会工程来设计，这会出很大的毛病。
另外，李慎之先生还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的影响是讲仁道的，但这个仁道的观点在现代的中国，从痛打落水狗，对敌人要狠，一直到后来对自己亲戚朋友的温情也要能够冷得下来，你才能够真正地进人革命的大行列。这种观点的发生、出现，把仁道当作不值一顾的温情主义的观点，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震荡。基本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依赖，一种基本的礼貌和从不忍--不忍我的父母、“兄弟、子女受苦受难而推己及人，推到忍，这种很多很多在传统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都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文化传统中非常缺乏传统文化的资源，主要是和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那种反神学、掠夺自然的人文精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到底儒家的人文精神--传统意义下的人文精神，对西方的“启蒙心态”能不能进行反思，甚至进行批判？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在与国内的一些学者交流时谈到这一问题，他们中有些人认为这是痴人说梦。儒家所代表的是封建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进入现代，不要说是后现代了，你用前现代的一些封建意识、价值对启蒙这一西方最重要的价值进行反思，进行批判，这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的工作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我们的启蒙还要补课，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启蒙，还需要“新启蒙’，或者是“新新启蒙”，如果你对这一新启蒙还没有任何了解，就要对他进行批判，这是非常荒谬的。问题在这儿，到底现在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间所带来的强势“启蒙心态”，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让我们面对21世纪，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充分发挥作用？很明显，这一种意识形态，不管你认为它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累积，文化能力的培养，伦理精神价值的陶养都不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发展民主和科学，所以现在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何发扬民族传统中的符合科学和民主的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知识选择，要用科学和民主的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检查，进行一种反思，表面上看这是非常合理非常合情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来看，民主。科学是西方文明创造出来的两个重要价值，而“五四”的知识精英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不管是属于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自由主义的胡适之，还有大文豪鲁迅，大家得出的共识是科学和民主是中华民族没有开发出来的，必须向西方世界加以借鉴的文化资源。假如以这两种资源为标准，又对传统的文化进行仔细检查，那么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则特别多。这意思是说，在传统文化里面能够符合西方意义下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如民本思想、有些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面对现代西方所发展的科学和民主，都是非常薄弱的，并不先进。假如我们以这个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必然会把传统文化的价值都边缘化了。那么，传统文化中的哪些价值面对现代的问题它还有生命力，它还可以发展？这些价值正好和累积社会资本，提高文化能力，培养伦理，发展精神价值、精神资源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除了科学技术，除了民主，乃至于市场经济这些从西方带来的机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源必须开发。如果这些资源不能充分开发，我们不说反民主，不说反自由，反市场经济，而是说仅仅发展民主，发展自由，发展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还不够，我们还要发展很多精神文明和文化资源。那么，传统文化里面所具有的精神资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可以站在儒家人文精神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启蒙心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作一个反思，作一个批判。
从1993年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一场全球伦理的讨论。这场全球伦理的最初讨论就在1993年的世界宗教广义会上展开的。当时，世界主要宗教的代表，如基督教的、回教的、佛教的各方面的宗教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如果有全球社群的出现，地球村的出现，哪一种伦理够得上是全球伦理？有哪一些价值、哪一些重要的论点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当时他们得到两个原则（当时我虽被邀请但没参加），这两个原则我认为可以是儒家的原则（当然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第一个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他们当时得出的叫“恕道原则”，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家汉斯·孔（HansKung）提出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能不能和平共存的消极原则。有的人说这可以和“己所欲，施于人”配套。有的学者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己所欲，施于人”是忠道，是可以配合的。是不是可以配套我不知道，但是大半的学者（当时有一百多的学者）形成的共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消极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人道原则，把人当人看，不要把他当物看，即使是敌人也要承认他是人。这个观点即人道原则我们可以翻译为儒家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是把人当作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不把人当作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正因为他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人的尊严是必须保障的。孔子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就是说我的学习是为了自己，为了发展自己的人格，为了人格的尊严。所有的人权价值的讨论，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起点。但是人格的尊严，人和其他的人必须有沟通理性。正因为我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我的发展一定意味着要帮助其他人的发展。这与零和游戏大相径庭。所谓零和游戏就是一百点，我拿了二十点，其他只剩下八十点；你拿了七十点，其他只剩下三十点，而沟通这个观点是双赢，我的发展可以使你发展，你的发展也可以使我发展。实际上，儒家的恕道和忠道原则可以与这种观点配合。这两个原则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们代表儒家传统的基本原则。
《地球大宪章》也是从1972年开始就有的。很多学者说，我们不仅考虑人类社会如何自存共存的问题，还要考虑人类与自然如何取得协调，如何取得和谐的问题。一位深度心理学家名叫汤玛士·别瑞（TomasBerry），他提出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也是儒家的原则。说它是儒家原则是因为他本身提出来的就是儒家原则，如第一个原则是差等的爱，爱有差等，不是兼爱，不是博爱，而是爱有差等。在什么意思下爱有差等呢？每一个人，他所拥有的具体感情是有限的，他不经过修炼，不经过陶养，不经过发展，他的同情心、他的侧隐之情就像火之始燃，泉之始达，不能够充分体现。一个小孩刚出世不久，他有强烈的依赖性，只能认他自己的母亲。人要慢慢地通过陶冶才能培养出一定的同情心，才能使他认识到，如果你只顾自己的利益，就无法与人相处。就家庭而言，我自己就是私，我的家庭是公，尽管我的家庭只有三五个人，我为了我家庭的“公’我应该不只是完全体现我自己的私，我应该把我的私能够逐渐地转化，我的感情还得与家庭的人密切联系，这便是从私到公；家庭是私，比家庭更大的社会才是公，假如我们只突出家庭的价值而将社会的价值加以消解，那么这不是儒家的伦理而是黑手党的伦理。面对国家全体来讲，社会是私，国家全体是公；面对人类社群来讲，国家是私，人类社群是公。而人类社群面对整个字宙时是私，整个宇宙是公；我们所处的太阳系是私，面对整个更大的行星系一直可以向前扩展。这种观念即是如何综合根源性和全球性的一个很平实的、普通的、常识意义下的观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观点的价值，这个观点使得我们了解到在儒家观点上从不忍到忍，我不忍我的亲戚挨饿受冻，但是我可以忍一个路人；如果我慢慢地推到对一个路人挨饿受冻也能不忍，这是我的侧隐之情向外推展，这就是仁爱的仁。这种差等的爱就是把一种具体体现的爱和普世的爱能够协调起来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二原则就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一体之仁”。程颢曾说“麻木不仁”，麻木不仁是从医学角度来了解什么叫仁。麻木不仁，就是你的血不能贯穿到你的手，不能贯穿到你的脚，你就变得麻木不仁了。人的感性体悟是无限的，人的心量能够感到最遥远的行星对我们还有关系。我们人的心量能够有足够的能力与人、物，与天地万物联合为一体，这种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之仁和前面所讲的差等之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而这个矛盾的统一又使我们看出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平实地发展。这和王阳明谈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照先天未化前’是同样的观点。也就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在一个平实的生活世界，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能够搞好，这种关系就可以储蓄极浓厚的社会资本。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地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基本精神资源。另外，也是在90年代，有好几个政治学家，还有政治家，共同讨论除了人权宣言之外，应该有个“责任宣言”。他们这个“责任宣言”最后所得到的两个基本原则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现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普适伦理的讨论把各家各派的哲学家联合起来一起来讨论，在巴黎和那波里开过两次会，明年五月要到北京召开中国伦理和世界伦理关系讨论会，此前曾在汉城召开过东方伦理和西方伦理的讨论会。这些讨论都意味着全球伦理的出现和全球伦理的发展，可以充分地调动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或人文资源。
为什么传统的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在面向21世纪时从各种不同的文明对话或者比较学的基础上，它可以有一些大家所借鉴的人文价值？因为这个人文精神是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而和“启蒙”之后发展起来的排斥性的人文精神有极大的不同。所谓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它有四个侧面要同时顾及：一个是自我的问题，一个是群体问题，一个是自然问题，还有一个是天道问题。如果要用陆象山的话来讲，就是要“十字打开”。一个基本原则是：个人与群体应该通过怎么样的渠道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群体不只是国家、社会而已，群体是从个人到国家到人类的社群到整个宇宙的过程中间的每一个中介。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有群体的问题。如何处理群体的问题不能只简单地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的关系，所有的这些关系都要去处理。人类和自然之间要长期地取得和谐、协调的关系。假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的话，这叫做长期的慢性自杀。人心和天道的关系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如何取得天人合一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课题，如个人的灵与肉问题、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心和天道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向度。但它的客观存在所展示出来的人文图像是一个涵盖性的，这个涵盖性的图像不排斥宗教，不排斥神性，不排斥终极关怀，同时要和自然保持和谐，这与启蒙以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心灵里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的那种人文精神--狭隘的人文精神、排斥性的人文精神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在我们心里面发生重大影响的人文精神乃是整个对精神文明，对宗教，对整个终极关怀的课题不闻不问的人文精神，它对自然采取的是一种掠夺的和冲突的态度。如果说要重新发掘传统资源，最重要的课题是怎么让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如大乘佛教、道家、道教、比较属于精神性的儒家等这一类的传统能够得到现代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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