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tormyboy(往事随风)
整理人: stormyboy(2002-07-21 16:20:1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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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载自chinafinance版eterna的《山城“棒棒军”与所谓“比较优势”理论》★
原载于7月5日《中国产经新闻报》 作者：卢周来
不久前，我和一位同事到西南搞田野调查。离开重庆时，两个人的行李加起来足有三百多斤。尽管接待单位有公车送到码头，但从码头到上轮船这段几百米路程如果提着行李走还是让我们发怵。正在这当口，好几个拿着扁担的挑夫围上来，问我们要不要帮忙将行李送上船。我和同事就和送我们的司机商量。我们觉得，如果请一个挑夫，至少要跑两趟，所以，不如请两个挑夫，一趟就行。在价钱方面，我们觉得每一个挑夫给五元就可以了。送我们的司机则嘲笑我们不是本地人，很外行。他让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他就行。最后，他帮我们请了一个挑夫，一趟挑完，而且就五元钱，还有十几个挑夫争着干。
跟在那个中年挑夫后面，看他吃力地将几百斤重的担子担在肩上蹒跚着的样子，我得承认我心中的一种不忍与内疚，尽管这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虚伪。到了船上，安顿好了。我让同事看着行李，我送这个中年挑夫到船头，给了他二十元钱，没有让他找零，然后趁开船前还有的几十分钟与他聊起来。
他不过是浪迹于重庆山城内有名的“棒棒军”中的一员。一根扁担，一副绳索是他全部家当，全凭力气帮人家担东西挣些钱养家。他说这种活非常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苦，还受人家欺负。有一次，他一个人将人家冰箱从一楼背到了七楼，结果仅仅因为冰箱放下时，将人家装修后的墙壁蹭了一道痕，结果，三元钱没有拿到，还被对方打了一顿。再有，就是价钱越来越低，其原因不仅仅是事主往下压价，还因为进入“棒棒军”队伍的农村人越来越多，为抢到生意自个儿就往下压价，直到低到不能再低为至。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找一些其他事做？这位中年挑夫说：“我没有其他本事，就这一身力气可以用。”说完，又赶紧补了一句：“你不是北京来的吗？我那小子就在北京读书，我是想他将来也象你们这些人一样，靠书本吃饭。”
不知怎么的，听完中年挑夫一席话，我突然想起贸易经济学中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是基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在1919年、俄林在1933年所说的资源禀赋说。这一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的劳动资源丰富，有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的资本资源丰富。如果各个国家都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获得最大的福利。而使用本国最丰富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也就是本国相对于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我之所以由挑夫的话想到这一理论，是因为：挑夫与事主之间的交易，其实也是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挑夫最丰富的甚至是惟一的资源就是一身的力气，他的比较优势产品就是挑担子，相当于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而事主一般都是知识者或有钱人，他的比较优势产品是知识或资本，相当于具有丰富的技术或资本要素的国家。两者交易，前者挣了钱，后者省了力。相当于前者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而后者出口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各获所需，表面上看，皆大欢喜。
但真是皆大欢喜吗？事实并非如此。“棒棒军”在与他们的事主进行交易过程中，明显处于“不平等位置”。对于“棒棒军”一方：由于他们所提供的是力气活，而能提供力气活的农民很多，这样的结果，一方面，用经济学术语讲，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可替代性强”，所以，在生活中，事主常说，“你不给我挑，想给我挑东西的人有的是”、“你要五元钱，有人还原意出四元钱给我干呢”，来压低产品价格，而且很凑效；另一方面，用经济学术语讲，他们几乎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能干这种力气活的供给方几乎是无限的，所以，最后，力气活的价格仅相当于成本，也没有任何利润可言。而对于事主一方：由于事主身上的金钱对于“棒棒军”团成员来说绝对是稀缺资源，更由于象我一样的一个事主身处在十几个“棒棒军”成员之中，相当于在市场上处于一种买方垄断地位，所以，我完全可以操纵价格。这样的交易结果，“棒棒军”团与事主之间在交易中不平等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其实，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过程，就相当于山城“棒棒军”与他们的事主之间的交易。的确，当前的世界各国基本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其中，发展中国家一般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而缺乏技术与资本，因此，资源以及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国际生产与贸易分工基本结构就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表面上看，这一过程也是平等的，但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美国人说：“你中国可以生产服装，东南亚国家也都可以生产。”），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以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处于买方垄断的地位，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具备无限压低发展中国家产品价格的能力；而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一个卖方垄断的市场，即替代性很低（美国人又说：“我可以生产芯片与视窗软件，而别国却生产不了。”），因此，发达国家又具备了无限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的能力。国际间不平等贸易就这样形成了。
国际间不平等的贸易秩序，使得“比较优势理论”已被某些身处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戏改为“比较劣势理论”。萨米尔阿明等人就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真正按“比较优势理论”去做，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就是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这一国家将被动地锁定在只能生产初级产品的低端，永远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压迫。因此，发展中国家真要发展，首先必须摆脱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
但就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政治正确性”的时候，在当下中国经济学界，不少大腕经济学界却在拼命鼓吹“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他们看来，中国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很廉价，所以，中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发挥这一产品的“比较优势”，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纺织业、服装业、初级加工业，至多还有初级制造业；而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不应该发展。那应该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发展。中国只要拿土豆片去换人家芯片，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才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惟一出路。
这些大腕经济学家的这种理论，如果还是山城“棒棒军”作比喻，就等于他们在说：中国在世界上就只有给城里的有钱人挑担子卖苦力的资格，而且中国还必须自觉到乐于作一个世界“棒棒军团”中一员，不要有非分之想，才符合经济学理论。
但我觉得这些大腕经济学家们比不上“棒棒军团”中那些穷苦人有志气。尽管这些穷人也知道他们惟一能做的是出卖力气，但他们至少还寄希望如下代人能出卖知识或技术。正如替我挑担的那位中年人所梦想的：他的小子将来兴许可以成为“文化人”，靠知识与技术吃饭。也就是说，他们骨子里头还是想摆脱“棒棒军”成员的命运，而中国这些大腕经济学家们，在一些他们眼中不入流的经济学者提出“越是全球化，越要发展民族战略产业”，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时，他们还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嘲笑后者不懂得“比较优势理论”，不配与他们同座经济学家的位置。亏他们也是中国的一员。
不过，在重庆我也了解到，“棒棒军团”中个别“有出息”者，自己不做“棒棒军”了，专门做“棒棒军”成员与事主之间的掮客，表面上他也是作为“棒棒军”一员，替大家招揽生意，背后是专门替事主压价，收取中间回扣，还让“棒棒军”中大家感谢他。请恕我作诛心之论：这些大腕经济学家，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大概就充当了就相当于这种掮客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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