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houchunhong2002(寒江雪)
整理人: winterbow(2002-07-03 15:16: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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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又是一个说腻了却又说不完的话题。
知道《红楼梦》的都知道林黛玉。欣赏《红楼梦》的大都欣赏林黛玉。但２００多年以来，人们的欣赏却是多义的流动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不同教养甚至不同心态中的读者，其阐释各有各的兴奋点。姑不论“贾府上的焦大”“北极的爱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以及“健全好社会中人”是“不爱林妹妹”也“不会懂得林黛玉型”［①］，即使年代与阅历十分相近的人们之间，由于人生遭际审美习惯以及性情心绪的差异，也往往说不到一块去［②］。
这是林黛玉性格的丰厚性所致。
然而，在历代文化人中间，除了共同拥有的怜惜与同情之外，还有同声同气的赞美和冷静客观的推重。后者，又毕竟是一个多数（这里说的多数与历代择偶问卷中的少数甚至“零票”并不抵牾）。
赞美与推重的着眼点，又不能不受到大文化背景的制约。比如从清代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精辟精当精彩的论断为证（参见一粟的《红楼梦卷》与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本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大都将林黛玉放到社会历史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震撼读者启示后人的论著为证［③］。８０年代以后，大开放大包容的氛围促进了思维习惯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衡估天平与批评模式的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一系列以深细妥贴的文化透视为特征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④］。在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与把握林黛玉性格的浩瀚著述中，以５０年代后期出现的“封建叛逆者”说影响最为深远，是近４０年间林黛玉阐释中的主旋律。
早在５０年代后期，在大学专题课的课堂上，笔者就由衷地接受了何其芳先生的“一对叛逆者”说，尤其喜欢“不幸的结局之不可避免，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因为那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一结论，即双重叛逆的双重悲剧说。后来，自己有幸也登上讲台，便把这一掷地有声的结论连同自己趋于简单化的理解连同自己对作品的某些细小体验，热忱地传授给了学生，直到７０年代初都不曾犹疑过。
文革中，由于某种特殊因素的激发，重新细读何其芳《论红楼梦》一书，猛然发现，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早在提出叛逆说的同时，就对这一论断作出了极明确极重要的补充：“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如果只用笼统的叛逆者来说明，那就未免更过于简单了。”对此，在以往的听课与读书中竟然忽略了。以此次发现与自省为契机，越来越觉得“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性格，的确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换言之，试图以“叛逆者”诠释林黛玉型，动辄会遇到麻烦。退一步说，即便不追求“封建叛逆者”的历史性内涵，仅仅把她放到与贾宝玉的比较中考察，也不难发现，在价值取向、人际关系、情恋方式等主要方面，她与她的知己之间也有一个不小的距离。甚至有某种质的差异。
首先是价值取向上的距离。
贾宝玉不论对亲权与祖训多么敬畏，他毕竟发表过一些有点大逆不道色彩的言论，还有一些诸如不喜读仕进之书、不搞与仕进有关的社交、不关心家族兴衰荣辱、不打算尽辅国安民责任的行为。
林黛玉如何？小说中从未正面展示过她对类似上述问题的见解，在男人或女人价值取向这个大范畴内，作家没让林黛玉说过什么反传统的或具有逆反心态的话。只有一次，在与贾宝玉的对话中赞赏过探春理家并借题发挥地说：“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看来，她对贾府经济拮据状况远比贾宝玉清醒，对贾府的未来命运也远比贾宝玉关心。只此而已，似不能作为叛逆与否的重要依据。那么，为什么贾宝玉在众多出类拔萃的女儿中偏偏视林黛玉为知己呢？这是因为，林黛玉从不曾劝谏他去走什么仕途经济学问之路，对他背离传统价值的“无事忙”的人生态度不问不闻听之任之的缘故。和林黛玉在一起，尽管小儿女感情纠葛不断，但在如何做男人这一点上，没有压迫感。她带给他一种宽松空气。在贾宝玉看来，这十分珍贵。对贾宝玉至亲至爱的人们往往是以孟母和乐羊子妻的方式（尽管远不及她们执著）去关心他的，甚至干脆施之以斥责加棍棒政策。在这种“关爱”的背景上，贾母那有原则的呵护，林黛玉那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了：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林姑娘从未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第三十二回）
以上两处文字，正是“共同叛逆说”的事实依据。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事实。有必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和事实的相互联系中一并思索。比如第九回，宝玉为与秦钟亲近而重入家塾时曾特意向黛玉道别。黛玉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从黛玉的口吻看，她的这番话是有不确定性的，既可理解为善意的调侃，也可理解为亦庄亦谐的祝愿，因此不必过于认真。但黛玉毕竟把上学读书与蟾宫折桂挂上了钩，这不能不启发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假如贾宝玉此去，果真或半真半假地寒窗苦读起来，果真或游戏人生似地弄个举人进士当当，林黛玉就由此与他貌合神离分道扬镳了吗？细读全书与全人，似读不出这种可能。
再看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后的对话。如果说上面的话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境中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那么，下面的话却是在目睹了两种价值观的直面较量之后，语重心长地说出来的：“你从此可都改了吧！”话虽简短，但包孕丰厚，字字倾注了对贾宝玉今生今后如何生存的价值期待。这种期待虽说混合着诸多呵护与诸多无奈，然其文化属性并不含糊。它明确传达了林黛玉对贾宝玉现存生活方式的怀疑以及对此次挨打的两大诱因（罪状）的认同。她期盼贾宝玉从此换一个活法。“可都改了吧！”即劝导他不要依然故我，即劝导他改弦更张。
贾宝玉对此十分敏感，他断然驳回了林黛玉的劝导：“你别说这些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宝黛价值观之差异，可见一斑。
勿须给林黛玉一顶叛逆者或正统派的帽子。老实说，她的价值取向处于不自觉不恒定状态，有较显豁的随意性与可变性。第四十二回中因行酒令引用《西厢记》《牡丹亭》句典而受到宝钗的善意训戒时，意忏悔“失于检点”，“差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对宝钗的一大篇关于如何做男人又如何做女人的善意说教，更是“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可是，一旦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中的《蒲东寺》《梅花观》两首受到薛宝钗非议时，她又与探春李纨联手抗争，并抢先表示：“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上述材料，是极好的旁证，它说明林黛玉的价值观确有可塑性与不确定性。与棒打也不悔改的贾宝玉之间似不宜划上等号。
其次，宝黛还有等级观念上的差异。不论贾宝玉在行动上是多么滞后而且软弱无能，他毕竟有许多无视门第无视等级无视主仆贵贱之别的弥足珍贵的言谈作为。林黛玉则不然。在人际关系中，她自知地守护着世袭侯门（祖辈）与钟鼎之家（父辈）的少女的尊严。作家并不为贤者讳。起初，作家在述说林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性格的同时，就已泛泛交代了一般小丫头们对她的疏离。接下去，发生了因湘云无心道出龄官扮相“象林姐姐”而引发的宝黛湘之间关于贵族小姐与平民丫头之争的轩然大波。接下去，又强调了小红坠儿们对林黛玉特有的那种畏远。接下去，又出现了林黛玉将刘姥姥称作“母蝗虫”、把史太君两宴刘姥姥称为“携蝗大嚼图”的冷酷的幽默……可以见得，林黛玉的“目无下尘”脾性绝不仅仅是对人品档次的取舍，也包含了对贵族平民之别的超常敏感与热心。
有趣的是，由于对高贵门第与名媛身分的过于在乎以及由此派生的过分自矜，不仅强化了林黛玉的等级贵贱意识，而且也制约着她在大观园内，在与众姐妹交游中的日常行止。从而，使本来相当自我相当率真的一位世外仙姝般的人物，竟也不时暴露出胶柱鼓瑟、矫揉造作的那一面来。
怡红夜宴，是大观园小儿女们一大创造，是一潇洒酣畅的人文景观。连少年老成的花袭人也史无前例地投入了那放达忘我之境并做出了“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顽也不及昨儿这一顽”的历史结论。人人都很尽兴。在其乐融融的夜宴开始之际，却有过一个不和谐音，那就是林黛玉的惶惑与警钟：“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如果脱离规定情景与特定人群，林黛玉的话无疑是很有使命感的，她说出了“修身”方能“齐家”，“正己”方能“正人”的辩证法则；然而，一旦把这话放到具体环境氛围中去体味，就会直觉地认为，它是很有点煞风景的。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贾宝玉在薛姨妈那里吃酒吃得正欢的当口，李嬷嬷突发式地敲起警钟说“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的那种架式。而且，比李嬷嬷的忧虑更加无的放矢，小题大作。
由此又联想起芦雪庵烧吃鹿肉时的集体亮相。那也是一道淳美亮丽的风景。贾宝玉史湘云自不待言，贾探春、平儿、薛宝琴、凤姐等都参与得十分欢快执著。薛宝钗虽然不曾投入，但对宝琴的少见多怪及时给予疏导并鼓励她去同吃同乐。在忘情忘形的野餐中，只有一人冷眼旁观并俏语评点，那正是林黛玉。她说：“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或以为这是对林黛玉孤洁与幽默的赞赏，窃以为不然。作家在这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这等孤洁幽默的保护或张扬意向，否则，他
不会当即让史湘云以“冷笑”面孔与冷言冷语给林黛玉以无情还击了：“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由此又联想起贾探春为邢岫烟、平儿、宝琴等人做生日时的肆无忌惮，大吃大嚼，“喝三么四，喊七叫八，红飞翠舞，玉动金摇”场面。更联想起这个小姑娘头上曾经拥有过的不同品种的帽子。愈加感受到《红楼梦》人物那种难以一语道破的多姿多彩与光怪陆离的魅力。林黛玉在恪守传统女德风范方面的既有保留又有认同的状态，也正是这一典型得以鲜活得以永恒的小小支撑点。
最后，还有爱情。林黛玉生命的主要内容与支柱。尽管爱情主题已被琢磨了千百年，但在中国文学中，在同一世纪的世界文坛上，惟有林黛玉的出现，才把那份人人熟悉的感情的天然合理天理纯粹天然微妙几乎尽善尽美地传达出来并且真正彻底地升华为一种莫可名状的高级精神活动。
然而，其表现方式，其传统负荷，却又比以往文学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性格都要保守与沉重。造成如此沉重与保守的外部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大环境与小环境的过错。然而，在从亲情到爱情再到婚姻的路上，林黛玉的名门闺秀风范，她的“‘有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⑤］，她从所受教育与习俗中养成的自我控制行为，害苦了她。换句话说，她“并不孜孜以求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界限，也不想重新调整价值观，她满足于拘束在其原有疆界与法律维持不变的世界中来展现她的反叛”［⑥］。无怪乎清人感叹说：“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眼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⑦］“欲近而反疏，欲亲而反戚，胸鬲间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⑧］说到底不外乎是封建制度封建家族封建教育封建习俗的罪过，但林黛玉毕竟被动地吸纳承袭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负面并主动地自知地（当然并非全盘地）恪守着它并帮着它来折磨自己了。因此，就与封建淑女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同一性，而与叛逆者本义有了距离感。
顺便说一句，在争取实现相悦成婚的过程中，贾宝玉也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只是在表述心迹方面比林黛玉主动坦荡透亮些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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