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儒”梁漱溟琐记
炎黄春秋
池南
R.M.里尔克在一首诗中写道：每当时代想最终总结自己的价值时，这个人
总会生还。
他举起时代的全部重任，掷入自己的胸渊。
用这段话作为对梁漱溟先生在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地位的评价，是
再恰当不过了。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的所有重大事件。关于他的富
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是与非，历史自有公论，非本文所要涉及。在这里，我想
要提供给读者的是梁漱溟先生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以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审视
这位人称“最后的大儒”的哲人的品性和人格。
桂林梁氏梁漱溟的一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从祖父开始才离开桂林迁至北京。
从血统上说，梁氏一族本是元朝宗室。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
举人或进士出身做官。外祖父也是由进士而入宦的。他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
少书，能为诗文。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是出身于一个“世宦之家”。
但因他的祖父，一个著名的诗人和将领，过早地故去，使得他的家道从此中落，
备经寒苦。
对梁漱溟的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父亲梁济。1918年11月8日，梁济自
沉于积水潭净业湖，在他的遗书里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
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
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自杀，在当时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旧两派的人物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
意。这种精神，在梁漱溟的身上有着完整的体现。
在梁济的影响下，梁漱溟从14岁以后，便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他
后来能在任何场合坚持自己的见解，从不动摇，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无法分开
的。
少年师友
1906年，梁漱溟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北京城另一端的顺天中学。在顺天中学
里，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国文课上的作文，他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
见，以至一位教师警告他：“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当时的顺天中学是一所新式学校。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梁漱溟很早就成为
各种学生运动的中坚。在1907年抵制美货运动中，梁漱溟甚至还和同学们冲进
附近店铺查寻过违禁美货。
在梁漱溟的众多同学中，郭晓峰是一个很有抱负和才气的人。他是后来共
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朋友，并且曾和毛泽东、李大钊一起在北大图书馆
工作。那时，郭晓峰对儒道两家的经典以及《易经》已颇有心得，并且是谭嗣
同《仁学》的热情宣传者。为此，梁漱溟非常崇拜郭晓峰，他将郭晓峰的谈话
逐字记在专门的本子上，并题名为“郭师语录”。这种亦步亦趋的行为很快受
到了同学们的讥笑，称他们俩为“梁贤人、郭圣人”。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也可
以看出梁漱溟早年的志向和抱负。
企图自杀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
屡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源于他对现实世界
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
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
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
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另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勉强
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面
都沾满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种种的黑暗
现实，造成了他对人生的厌弃。
梁漱溟的这种社会关怀，很可以和他以后的种种行为联系起来。30年代初，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
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不许他的家人去看。他体会了农村的种
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两次婚姻
1912年，梁漱溟开始信奉菩提，并发誓一生食素、终身不娶。这一决定甚至
在他母亲临终前的殷切叮咛下也并未有所动摇。然而，1918年梁济的自杀却使他
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他在文章里公开责备自己说：“呜呼!痛已!儿子之罪
，
罪弥天地已!”他为自己忽视了中国文化和父亲的教诲忏悔不已。
1921年5月，当梁漱溟表示要献身儒学时，他随即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由一个虔诚的佛徒变成一个虔诚的儒者。而对于梁漱溟来说，结婚是一个显著的
标志。梁漱溟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这是两次风格迥然不同的婚姻。
1921年冬天，梁漱溟在军界的朋友伍庸伯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妹，一位姓黄
的满族姑娘。这个姑娘并不十分动人，同时也并不聪明，为人似乎也缺乏热情。
而且由于出身贵族，从未学习过烹调和理家。梁漱溟也并不特别倾心于她；但他
显然不想让伍庸伯为难，同时也不想多费周折，于是毫不犹豫地娶了她。这一年
冬天，他终于成了一个孝子：“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
1934年在邹平去世。梁漱溟为此写下了一首平淡之中透着哀婉的诗：我和她结婚
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
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
，
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与前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
1943年夏季，梁漱溟偶然遇到了比他年轻6岁的桂林教员陈淑芬，梁漱溟深
深地爱上了她。他们的爱情成了一件闻名广西全省的事情。桂林的报纸以幽默的
口吻大量地报道这段颇具浪漫色彩的恋情。
“究竟谁追求谁?”这个问题成了舆论注意的焦点。记者们为此往来穿梭于陈
淑芬和梁漱溟之间。当人们向陈女士祝贺她赢得了梁漱溟的爱情时，她回答说：
是他深深地感动了我，“敲开了我心灵的大门”。由此引出了这样的报道：“新
双城记?”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漱溟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他的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
男子汉。梁漱溟否认了这些谣传，他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
子的。”梁漱溟的朋友们也对此事大事渲染，他们打趣说：梁漱溟“为我们这些
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耀”。
1944年1月，梁漱溟和陈淑芬在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当时在桂林的
文艺界和学界名流大都参加了庆祝仪式。李济深将军是宴会的主持人，著名的剧
作家田汉还为此写了一首极富幽默感的长诗。
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在宴会上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梁先生原籍桂林，
……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
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
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来宾发言结束以后，纷纷要求梁漱溟报告恋爱经过。梁漱溟答应了大家的
要求：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
有花过一分钱。我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
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
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了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
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
坐了一会儿。
梁漱溟说这样的话，在他的一生中，怕是绝无仅有的了。由此可以想见这
次恋情对他的影响。
在婚礼上，梁漱溟还当场唱了一段“黄天霸”。而后对来宾说了声“我去
也”，便挽着新娘兴冲冲地走了。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
十分完满的。
佛
还是儒梁漱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但是他的行为却又自始至终表现得超乎
寻常的一贯。梁漱溟曾经自称自己是：1.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
2.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3.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
大学；4.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
尽管梁漱溟一生以承继儒家的道统自任，但当人们把他作为儒学第三期复
兴的象征而与熊十力并提时，他却又极认真地将自己与熊十力加以区别：我与
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
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在这里，我们无法对他的深层思想背景加以分析，我们只想说，无论梁漱
溟如何地倾心于佛家思想，从他一生的行迹看，他最终还是一个“志伊尹之志”
的真正的儒者，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
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
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
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
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
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1973年，梁漱溟出席政协的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
文章批判孔子，而这正是梁漱溟坚决拒绝的。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
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
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难道真的如某些学者
所认为的，是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了吗?梁漱溟真的竟是“最后
的儒家”?这看来只有等待时间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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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原地 踏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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