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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iamtrueman(2000-10-15 23:52:1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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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
丁 东
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在
北京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与一匹又一匹野马相遇。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
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如果在我原来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难见到了。
我见到的第一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林贤治。和他只有两次接触，一次
是我去广州，一次是他来北京。林贤治年龄比我大一些，我没有问他是哪年出生
，但我觉得他也是老三届。后来我看介绍文字说，他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医生，
没有读过大学。他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以诗人的角色步入文坛，后来倾心研究鲁迅
。近年来，逐渐为读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过信，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
初，当时他“偏激”的言论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
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实他也很尊重邵先生
。在同代作家当中，能够像邵先生那样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偌大中国也找
不出几位。否则，林贤治也不会找邵先生一起编《散文与人》。但他对邵先生的
文章还是不满意。从内心讲，我得承认林贤治的话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
世外桃源发言，他和我们同样处于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环境。把真话和淡话掺在
一块儿，人家还嫌他这杯酒度数太高，如果一点儿淡话都不掺，他的文章还发得
出来么?可林贤治不这么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标准。淡话说多了，就会成为习惯
。有意用淡话包装真话，久而久之，就会把淡话当成真话。林贤治这样苛求邵先
生，他自己确实把不掺水的烈酒勾兑了出来，这就是他那篇题为《胡风集团案：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后说，半年以内不会出现
更好的文章了。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几次跟我说，你不要迷信“学者”，也
不要当什么“学者”；崔卫平把学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学者是阐释
别人的学问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学问的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国知
识分子缺乏的就是原创性。对于原创性，我们虽不能至，也该心向往之。
第二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认识他其实比林贤治早。他八十年
代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时，就以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沪上成名。他原来很可能被训
练成学术界的一匹良驹，后来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为堵塞，他别无
选择地成了野马。学院的学者可以是民间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
价值取向。李劼虽然在大学还有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是民间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比如八十年代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个中国
知识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他提出了问题，又由于某些原因退出了讨论。
但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我觉得，这同样适
用于评价李劼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内容已经远远溢出
了文学批评的常规格局，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告别文学批评的一次亮相。如果说
，他讨论《红楼梦》还与文学批评有关，那么，他评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
晚近历史，评论斯宾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
，就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有文学界的朋友为李劼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批评而
到这些陌生的领域肆意驰骋而惋惜，我却十分理解李劼的选择。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
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
、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
。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
，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
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
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
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
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
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最后认识的是最年轻的野马余杰。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和余杰深谈，一共和他
只匆匆见了两面，一次在《方法》编辑部，一次在国林风书店讨论他的新书《铁
屋中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为被驯马场森严的规矩拒之门
外，那么余杰则是因为他开始写作生涯时还没有进入驯马场之内，所以驯马场的
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影响他的表达方式，因而对他没有约束力。他的文字被称为“
抽屉文学”，本来就不是为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写作，只是留给自己备忘，至多给
二三好友传看。后来朋友资助他油印成小册子，才渐渐流传开来。
今日之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现象。在这
种环境中，谁的大脑能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够一
语道破皇帝光着屁股，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维能力，仅仅因为他还没有染上世
故。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看出来也不敢说，就算有个把人想说
出真相，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虑措词的策略上，所以说出来也吞吞吐吐，含而
糊之，云山雾嶂。读余杰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无忌的快意。这种魅力
，在老到的作家学者笔下是没有的。要说与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惭愧的是
，年龄给了我世故，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能力。
当然，余杰也面临着四重压力。第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第二重是商业社
会的压力，第三重是学术规范的压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压力。我不担心他在
前两重压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后两重压力是更大的考验。尤其是朋友们又
请你在他的媒体上亮相，又求你收敛思想锋芒，作一些违背初衷的妥协，你还能
始终如一地保持野马的品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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