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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Netease(2000-10-18 00:32:3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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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的知识和理想
单世联
现代社会并非光华遍披地降临人间，从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对于经济扩
张、金钱主宰的咒语一直萦绕着西方文明，并成为各种不平之音的实际根源。当
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虽然其锋芒所向主要是以法西斯为代表的现代集权
体制和美国文化工业表征的“大众社会”，但集权恐怖以经济控制为基础、文化
工业以利润动机为驱力，“随着生产设施的合理化及其功能的多样化，所有的统
治都采取了管理的形式。而在这种统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集中的经济力量
把人完全吞没了”。(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中译本第69页)但当代批判理论的
核心仍然不是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在经济
危机已能克服、公民走向富裕、革命难以发生的条件下，批判理论家们没有沉迷
于资本主义的歌舞升平、没有眩惑于技术进步的迷人景观，而是以不妥协的倔强
在主体意识的深层、在文化艺术的幻象中发掘否定性、批判性的力量，确实有其
过人敏感和历史依据。然而如果“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
着统治，并为其辩护”(同上第71页)，那么没有经济学批判的现代批判理论就必
然是跛足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波洛克、格罗其曼、博克瑙、曼德鲍姆等人
都以其经济分析著称，但他们的成果没有被整合进批判理论的核心，以至于人们
认为批判理论家们也保留着德国哲学长期以来对世俗世界的厌恶。构成当代社会
批判核心的，毫无疑问是哲学—社会学，再加上美学、心理学。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缺失似乎也有示范性。九十年代以来，从揭发“人
文精神的失落”到呼吁“抵抗投降”，中国知识界并不惮于否定和拒绝，他们的
基本立场无疑值得认同，但这一意向尚未切中现代性的核心。如果说法兰克福学
派还有充分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具体研究的话，那么中国的批判
话语连这些也都付之阙如。这使我们很难建立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很难对高歌猛
进的现代性做出理性的、有意义的精神反应，当然也就不足以对世俗实利社会提
供现实的校正尺度。
我们正在进入的是一个价值取向上以经济为主导的新环境，由于中国的经济
发展是以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为背景的，是由贫困了数千年蕴积了无边
欲望的主体来进行的，所以在市场体制的衣装下经济活动其实并无相应的制度建
设和公正秩序，这里积聚了数十年来体制性顽症和转型以后的新病态。这一方面
说明任何不谈论经济学、不探讨社会学的文化讨论和精神批判都可能是不得要领
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学研究在中国不能不是批判性的。何清涟也非常强调人
文精神的价值，她断言“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
人们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
耻追求。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
。”这些言论与人文学界遥相呼应。然而何清涟不是对社会转型以后价值理想缺
乏的悲叹，她无意分析人文精神的现状，而是揭示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危机和
病态。她的立场是批判性、人文性的，她的方法则是实证性、经验性的，没有前
一方面，是“无心的”也即“无人的”经济学；没有后一方面，则是我们听惯了
的空洞议论，而当代知识界的问题恰恰是这两方面的分离，他们都不能描绘当代
中国的真实图景，发出清醒之音。何清涟的思路是要对中国实际发生的变化进行
理论梳理，其依据不是任何一种西方理论，而是充分的个例调查和深刻的实际体
验，通过梳理来考察我们走过的路和这条路的延伸方向，特别是为什么走的是这
一条路而非其他路。正是在这研究中，她不但对当代中国经济做出了独创性报道
，也为当代人文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经济学
研究者，何清涟没有陷入经济决定论，相反她反复告诉我们，当代所有的经济问
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包括人文精神。这与人文
学界的某些议论相反：不是市场经济崛起导致精神文化的衰弱，而恰恰是包括精
神文化在内的社会总体性失调和紊乱，加剧了经济行为的无规范和非道德。当代
中国对金钱的张扬已到了可以蔑视任何法律和伦理的程度，全民性的拜金主义决
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更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正是由于我们精神上的败血症、文
化上的实用主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的经济活动才只能是这样，而不可能
更好。何清涟在此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经济行为与人文精神是互动的，对任何
一个现象和领域的研究，都必须是总体性的。
与人文学界的诗化作风相对应，经济学界却又走向科学化，在研究中国经济
时无视其政治内涵，并在经济伦理上持虚无主义。很多人提供的一大堆规律、机
制、模型和数据表现出与人文学者一样的蹈空之风。何清涟的总体性研究紧紧抓
住中国经济的“给定背景”，这就是“权力市场化”，而她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就是向这个“政治之癌”宣战。计划经济本是一种政治结构的设计，政府权力看
守着十多亿人四十年积累的财富，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是在很多看守人缺乏有
效监督的情况下开始的，政治特权并未因改革而稍解，而是在很多情况下肆意进
入市场参与分配，经济活动成为“权势者的盛宴”，控制中国经济的不是“看不
见的手”，而是一只严重变形的特权巨掌。“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
市场化。正是权力市场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
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但中国经济的困难并不表明改革的失败，而只是表明改
革决非经济改革，现代化决非经济现代化。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经济行为作为人
的自觉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自我运行，而是受制于全部社会情境。
这一点，当然不是何清涟把自己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判断比附为经济学研究的
结论，她的出发点就是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经济学是‘文化’的而
非‘自然’的科学，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而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
，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何清涟认
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只能属于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考
虑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必须将经济学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
必须既见物又见人，必须对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伦理评价。经济发展应以人
为中心，现代化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否则中国的经济可能是充满风险的，而不
能稳定增长，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可能是意大利式的、西班牙式的、巴西式的等
等，而不可能是法治化的、理性化的现代“公民社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可能
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不是现代的文明人。
从经济研究进入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何清涟所从事的不是冷学问，而是热
思想。她坦承她受到六十年代红卫兵理想主义和十八世纪启蒙文学的启蒙，可见
为后现代攻击的“理想”和“启蒙”并不真的是洪水猛兽，也说明革命时代的精
神品格除了是今天反省的对象外，也可以以一种转化了的形态成为当代社会关怀
的一种动力和起源。“红卫兵”早已和她所降生的浩劫岁月一起受到唾弃，当年
的狂热已转为告别革命、解构启蒙的冷漠。矫枉过正诚然有根有据，但有一点是
明确的，要为“文革”灾难负责的，首先是当时的政治权威，而非听从号召、受
到利用的青春热情。如果否定乌托邦理想就一定要否定社会理想，否定造反就一
定要闭眼漠对现实，否定“文革”就一定要把红色变为白色，这不但无益于总结
历史，也会听凭现实延续过去的灾难；无批判地接受现状只能是把一切公共事务
交给不受公众监督的自私分子、贪官污吏，中国社会永远无法进步。何清涟说：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道德理想国的存在，但道德理想却赋予了人类以生
存意义与追求目标，一些民族对其不懈地追求，终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较为理
想；而另一些奉行功利主义的民族却受到了惩罚。”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者，法兰
克福学派的弗洛姆说道：“他可能是一个‘只身在荒野中呼唤的人’，但是，只
要这种呼声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就会变成良田。”(《自为的人》中译本第
220页)这话可能过于乐观，但可以肯定，没有理想的呼声，荒野决不会变成良田
的。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为名，何清涟率先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
学，为人文批判补上经济学之维，为经济研究补上政治之维，这是一个富有希望
的开始。
单世联，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人与梦》、《反抗现代性》以及译
著《法兰克福学派史》等多种。
《现代化的陷阱》编辑手记
许 明
何清涟的这部著作完稿于1996年底，到现在已有整整一年了。书稿送到我们
手中，也有一段时日。为了决定是否出版它，我们踌躇再三。这部书的立意、材
料、文字均好，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仍是不能决定。这主要关涉到如何估计改革
的大趋势，如何估计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及问题，“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改革十八年来,我们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伴随着各种思想的论争。各种观点的尖
锐对立是明摆着的，我们回避不了各种理论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何清涟这部
书是谈问题的，而且是尖锐地谈问题的。在改革取得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就时，我
们出版这样一部肯定会引起关注和争议的著作，为了什么呢？
首先，盛世不能不讲“危言”。这是十五大报告的一个观点，也是众多的历
史教训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到党的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时，语重
心长，言之铿锵：党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将党的建设已经遇到
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危害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文革”灾祸中，明明是百业凋废，人心不齐，偏偏要讲“形势大好”，“一天比
一天好，”等我们睁眼看世界，自己已处在崩溃的边缘。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实
事求是，十五大报告坚决贯彻了这个精神，在肯定改革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
同时，郑重指出：党内也存在问题，而且问题已发展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程
度。何种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腐败！腐败不除，改革无望。这是全体公民的呼
声。本书利用公开披露的材料，从理论上剖析了这个问题的种种复杂性、危险性
。这无疑是一种盛世危言。危言并非耸听，诸君读完全书，就可以了解，出版这
部著作，从作者到编者、出版者，何等用心良苦。
第二，本书的一个基本立意是呼唤市场机制中的人文关怀。我们完全支持这
一正确的必要的观点，这可能会引起一部分经济学家的不满。有的经济学者主张
或以为，铁的无情的市场规则会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港湾。从这点出发，他们甚
至为改革中出现的大面积的腐败做辩护。这种“腐败有理”论不除，中国的改革
绝无希望。请诸位睁眼看看一些腐败分子如何利用改革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中必然会产生的“空隙”，贪婪地掠取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足可以掩卷警思了
！在“过程”中产生腐败是必然的，因为公众一般而言不会天生懂得遵守法律和
信守道义。但是，像陈希同这样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的腐败则绝不是必然的，这也
不可能是必然的。
没有许许多多优秀者的忘我奋斗，中国的改革不会取得今日的成就。在制度
不成熟时造成的种种可能和机遇面前，只有一小撮立场不坚定者成为腐败者。所
以，在体制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历史发展中，需要一批坚定的爱国者甚至是职业
革命家去堵塞这个体制的漏洞。需要一大批人，这批人在领导者的岗位上，具有
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不只是作为“利益”的代言人，从而去影响和带动全民族走向
继续发展的改革轨道。本书的这种立意，我们是支持的。
第三，这本书对阻碍改革深层发展的主要问题，即“权力寻租”进行了剖析
。腐败者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却危害深远。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寻
租活动，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败坏了社会风气，加深了社会矛盾，最终，会将改
革引向毁灭。本书的妙处不在于泛泛地进行道德讨伐，而是仔细地层层剥离，让
这些热衷于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好奇的读
者一定想知道，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怎么会七拐八弯，最终变成外商的囊中
之物？那些在杯盘交错、灯红酒绿之中张开血盆大口吞食国有财产的现代江洋大
盗，不管挂着什么名头，作者都无情地将他们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好不快哉！
同时，作者也做出了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展望。其主要观点是：将过分集中
的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使经济活动按照有机的市场规则运作，达到
公正和法治的社会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佩服作者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出发
，切中时弊地揭示了在传统体制形成的格局中“权力资本”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
中的恶的历史作用。但作者似乎过多地对“权力的剥离”倾注了理想主义的热情
。因为，权力从过度地干涉经济活动到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全确立，这一定是个很
长的历史过程；同时，在任何时候，政府及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宏观的或
局部微观的)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所以这不是解决
目前问题的“最终方案”。这个问题本身具有的难度和实践品格，即使再写一本
书恐怕也难以透彻地说明，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这个历史过程 中，权力可以产
生腐败，权力也可以将运动引向良性发展，这要看什么人掌握权力了。
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在此不可能一一加以详述。如作者对贪渎行为
的文化分析就很有新意，能使人认真地考虑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影响，这也令
人认真地去分析，我们的改革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的特殊性。
同时，本书提出的警告也是十分鲜明的，社会财富占有份额的两极分化，不
劳而获成为巨富的阶层的形成，种种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失业增加和黑社会的勃
兴……都足以告诫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才能引导改革继续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
是，作者在对现实深层考察中所感到的切肤之痛，在披露
“恶”的方面做到了不遗余力，然而针砭之笔有时难免偏颇，相信读者能够
理解作者对于民族前途命运的拳拳之心。
作者是研究经济学的，她清醒地了解到，不管目前有多少种方案，对于中国
的改革来讲，总是一个过程的过渡，由于我们的法制基础太弱，公民素质有待提
升，政体改革还未走上正轨，制度创新过程远未完成，一切均在试验之中，十五
大开创了改革发展的一个新的广阔的可能，然而，再好的政策和方略也需要人去
实现。所以，作者在本书中呼吁：“建立道德与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转轨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
忠言并不逆耳。我们期盼一切关注中国改革命运的有志之士有此共识。
本书的学术特点也颇给人启发。近几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界不断有人提倡
远离中心，回到书斋。不说是考据学派复辟，也可说是乾嘉传统回潮。这不是说
，在中国的学术发展中，考据工作不需要人去做，问题在于：研究和解决紧迫的
现实问题，这更需要，更艰难，更学术。清三百年考据之风大盛，义理之学中断
。十七世纪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以“利炮坚船”拉开了扩张的序幕。世界历史以
一日千里之速度突变，而此时的中国文人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匍匐在科举、八股
和考据之学中枉度年华——当然，这种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延误责在于政治和
历史条件；但问题在于：历史一旦成为惯性，似乎就成为真理，中国的文化人似
乎就该这样生活。然而近十几年来，学术界所掀起的一股中国文化热中，也有一
股清新之气。一些明白之士重在开掘中华文化的义理之精髓，思考传统文化的现
代转型，为今日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寻找历史文化的依据；同时，对现实深层问题
的研究、思考也屡有突破。这些，正是《中国问题报告》丛书所追求的目标。何
清涟女士的这部著作正是对于中国具体问题独立思考的结果，的确是学界的一股
清新之风，它的重大价值是毋须置疑的。
许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人文理性的展望》、《轻拂那新理性
的风》等多种。
用生命点燃爱和智慧之火
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经历一年半艰难的出版途程后终于出版。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术
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基
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地为统治者着想，所提的对策一般立足于减缓社会
危机。二是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社会本
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未来
社会为名，反省现存的社会及一切不义的现存秩序本质，同时还规划出一个宏伟
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
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如
英、美两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技术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
者则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二十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和苦难。这种民族的苦
难，造就了这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
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源于二十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为自
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也再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深深屈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身份出现，
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着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承担
着把意见转变成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只是求得生
活的满足，而是思考人的存在意义。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每一时期的批判方法
有变，本世纪前半世纪主要以意识形态(历史)批判为主，从五十年代开始，批判
的声音越来越弱，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了以技术批判为主、道德批判为
辅的社会批判。而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历史)批判，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出现。而社会批判的严重缺位，大大延缓了社会的进步。令人感到安慰的
是不管社会条件如何变化，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批判精神的血脉却一直顽强地
存在，即使在“文革”时期，这一血脉也还以非常惨厉的形式延续下来，如顾准
就是一位“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思想者。我们今天思想的权利，正是顾准这
样的思想家与遇罗克、李九莲这些敢于对现实质疑并进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们前
头承担了牺牲和不幸，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争取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
这份权利并加以善用。但到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力度正在逐渐减弱，这
固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立场及道德勇气有关，但还有一个批判能力日益弱化
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重新寻找思想资源。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德
理想担当的知识精英在做着这些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胸中激荡的批判精神，来
源于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原则的信仰。这种知识人格使他们在深信某种制度是违
背正义公平等人类原则的时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试图改
变这种制度结构而竭尽绵薄。
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中的
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清楚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
期问题的分析家，我当然懂得一个学者应在与现实保持一定知识距离的同时，对
现实做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
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
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
长，即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
。而哲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
人在过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
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些工作需要一代思想家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在这本书长达一年半的漫长且跌宕起伏的出版途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思想界
朋友们所表现出来的道义精神，在充满荆棘的思想之路上我并不孤独。徐友渔、
朱学勤、秦晖、尤西林等朋友为这本书的出版所倾注的心血，已难形诸笔墨。直
到1998年春节，友渔在电话里告知，国内版的样书已送到他手中，并用“看起来
不错，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来形容他的欣喜之情。就在那一刻，我才感到，
对友渔这种兄长般的道义关怀，要表达感激竟会是一种亵渎。我深知他这一年多
来为这书牵肠挂肚，到后来都不忍心再用坏消息去破坏他的心境，但他对此书的
关心于一件小事可见一斑：1997年12月我们在香港与广州曾有两次会面，他临别
时的殷殷叮嘱竟都是关于这本书的事：“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一定要随
时通知我，大家继续想办法。”
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一件事情：1997年春节前夕，上海某国家级出版社
在三校稿都看完以后又改变决定，放弃出版。一直在为此书出版努力的萧功秦得
知出书再次受阻的消息后，心中的难受无以排遣，竟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从上
海西南角他的住所出发，换乘几趟公共汽车，赶到位于东北五角场附近的朱学勤
家里，去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当学勤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沉默了半晌，
眼泪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以后一想到这件事，我眼前就浮现出书呆子气十足的功
秦全身沾满雪花，裹着一身寒气敲学勤家门的情景。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这批
思想界的朋友因遭际不同而散处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朋友间的深情厚谊却不因
大家对社会的看法不同与主张各异而有所影响。相距虽然千山万水，大家几年难
得见上一面，只有从文章中感受到大家还在坚持着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但正是这
种共同的信念，使这种奠基于道义责任之上的深厚友谊，虽经时间的淘洗，散发
出来的韵致芳香却愈益浓烈。
我与广州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既无师门渊源，也没有工作关系，只
是应邀去中山大学讲过学而已。但袁伟时、张华夏等前辈学者及陈少明、李扬、
吴重庆、单世联等诸位朋友却将这本书的出版及介绍当作他们自己的责任。记得
国外版刚送到他们手中，大家连夜碰头，星期天也未休息，为这本书做了一个“
中国一百年，危言五本书”的专题，发表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岭南文化
时报》上。他们做这些事并非为了私谊，只因他们认为我一直在从事十分艰苦的
社会批判，而这种批判于民族前途有益。“中国问题报告”这套丛书的总顾问、
主编、总策划为这本书所费的一片苦心，也令我深为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
努力与勇气，这本写给中国人看的书没有可能在国内出版。也因了这本书，我认
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如许医农、石小敏、邹东涛、王炜等，他们的职业不同，承
担的社会职责各异，但在看过这部书的打印稿后，就都开始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各
种努力。
身处深圳，我确实常常感到一种伤害人的寂寞；但每每想到朋友们的道义支
持，我就觉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世俗化潮流浩浩荡荡之际，身处
非功利化友谊日益难觅的地方，这种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理解和道义支持，成为一
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寂寞的思想之旅。因了他们的鼓励，也因为时刻感受到
他们胸中鼓荡的社会责任感，我才能将这项耗时巨大、需要在资料上下许多功夫
，且没有任何世俗利益的扎根式研究坚持下去。即便就在深圳，随着岁月推移，
理解我的朋友也日渐增多。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时，中文大学副校
长金耀基先生、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政治学系教授兼香港廉政公署顾问
关信基先生都曾先后多次与我讨论过中国的改革，他们不约而同地问过我一个同
样的问题：最能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是什么？我当时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是这样
一句话：希望在于中国有一批具有道德理想的担当者，在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复
到“文革”时期十亿人民一个大脑那样的愚昧状态。因为这批社会精英从不放弃
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点燃爱和智慧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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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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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敲棋子落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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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月光软件站 http://www.moon-soft.com．[FROM: 202.96.1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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