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yerk()
整理人: stranger(1999-07-23 15:21:2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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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
“读书”是我们现代人类生活的
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所谓现代
化的“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中
文盲较少，人民的文化水平一般较
高——但现在的情况则有所变化：
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看电视代替了
“读书”，因而“半文盲”化的趋势在
增长。40年代我住在西欧的时候，
大多数的家庭妇女晚上都读书，一
般是小说——而且是比较严肃的小
说，因而写小说的作家也多，出版
社和图书馆也多。这种情况直接影
响到创作和艺术表现形式。如长篇
小说多，比短篇小说吃香，出版社
都愿意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只
是作为搭配或对某一位作家的特殊
照顾，以便能拉住他或她的长篇小
说稿子。
为什么长篇小说吃香呢?因为
一个家庭妇女或一个公司的职员，
晚上要打发睡觉前的两、三个钟头，
一般都喜欢坐在一个清静角落里的
立灯下读小说。小说最好有连续
性，今晚读了，还希望明晚再继续
读。这就非长篇小说莫属。但“长”
也得有一个限度——最好长得足够
填满一星期的晚上时间。这里有个
经济问题。因为这类“大众”读者一
般不藏书；所以也很少买书。他或
她每晚读的小说是从街道图书
馆——这类的图书馆在发达的国家
中随处都有——借来的，借期一周，
借贷不多，但必须按期归还，在归
还前借阅者当然希望把小说读完，
而不留一个令人遗憾的尾巴。
我在英国用英文写小说的时
候，我的出版社对题材、写法及政
治倾向不太关注。他们所要求的是
文字必须有一定的欣赏价值——这
是传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要
求，如英、法、意、德和西班牙，
美国就不一定了，如斯丹贝克的《愤，
怒的葡萄；俚语,俗语一大堆,连
美国人读起都费劲，如果这样的原
稿首次送到英国的出版社，也许不
一定能被接受。其次，也是最重要
的，就是“长”度最好不超过22万字，
印出来约250页一一当然如托尔斯
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士的《逝
水流年》那样的作品可以例外。起
初我对于这种篇幅的限制不太理
解，认为片面性太大。
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这种限制
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防止作者随
心所欲地、无政府主义地大写特写，
搞出又奥又长的东西；鼓励作者写
出文字简练的、组织结构紧凑的真
正“小说”。附带提一笔，我们的小
说出国受阻，长度也是一个因素：
有些作品并无《战争与和平》那种气
魄所需的长度，但写出的成品却往
往超过这类作品的字数——可能我
们的稿酬制度也促使这种现象的出
规。此外，这种限制与繁荣创作也
有密切关系。现代人一周的业余时
间只能读完一部250页左右的长篇。
一般为群众服务的图书馆就根据这
个尺度定货。象英国那么大小的国
家，据估计全国约有3000多个这样
的图书馆，每个馆订购一本小说，
那么基本印数就可以有3000册了，
出版社可以保本，还略有赢余。由
于这种订购，是为了结读者借阅，
一本小说不到一年大概就磨损得差
不多了，出版社也就可以重版。重
版不需太大的投资，出版社从重版
中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
样，周而复始，再加之出版不同的
版本，如袖珍版，普及版，等等，
一部作品就成了出版社的固定资
产，作者也可以同样不断得到一定
的收入，从而保证他再生产，写出
新的作品。从国家来说，这也是文
化“积累”。没有这种积累，一个国
家的文化就不一定谈得．上“繁荣”
了：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作家
多，名小说多，
无关系。
我们由于国情不同，作者、出
版社、图书馆和读者的关系也与这
不同。我们的出版“事业”基本上是
一次性的。比如象琼瑶写的那类小
说，发行部门可以初版一次订购5
万、10万册，大捞一笔“经济效益”。
至于以后，就不考虑了，严肃的作
品更是如此——在当前的情况下，
这类严肃的读物甚至“一次性”的机
会都没有。这当然谈不上“再生产”。
至于说“文化积累”，那就是较遥远
的事了。已有的“积累”，看“五四”
以来的许多名篇，甚至如“中国文
化界的伟人”鲁迅，现在的年轻人
知之甚少，至于他的作品更是不知
道了——我们的推销部门已经许多
年不推销他的书了。当代作家，由
于出版“一次性”的作法，他们的作
品也大都是县花一现，转眼即烟消
云散——如果他们有幸运使他们的
作品得以出版的话。在这种情形下，
一般读者自然很难养成“读书”的习
惯，至于提高欣赏趣味、格调和精
神素质，那就只能算是奢望了。由
那些“一次性”的畅销书所培养出的
欣赏趣味，总的说来是不值得称赞
的，至于在读者“情操”上所产生的
后果，则可能还令人忧虑。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下榻乌克
兰旅馆。晚上不知怎的，思绪万千，
不能入寐，于是我就起来在走廊上
散散步——走廊上铺有地毯，步子
未能发出声音，因而也不妨碍别人
的睡眠。我忽然发现在走廊的一端，
有一位金发女郎正在低头读书。我
走过去和她交换了几句话。她把她
读的书递给我看。那是普希金的
《叶甫益尼·奥涅金》。她是一个值
夜班的女服务员。看来，她读此书
入了迷。书中的情节和文字显然吸
引住了她的全部感情。那是我第二
次访问苏联，感想很多——这也是
我未能入寐的一个原因，但使我难
忘的还是这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她
那全神贯注的读书精神，既可爱，
又令人羡慕。这种读书精神自然非
一朝一夕所养成。、我想我们不能由
此推测她是出自“书香之家”。出版、发行,图书馆,和以发行、图书馆和作家以
及由此所形
成的整个社会文化风气，都与象她
这样的女服务员的读书习惯有关。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出版社和象新华
书店这样的全国性图书总推销单位
能加一把劲，象50年代那样，普及
好的书，逐步把已经滑坡了的欣赏
趣味重新提高起来，帮助建立好的
文化风气，促使我们的精神文明与
物质文明齐步前进。
(1990年12月7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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