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hujia88()
整理人: zhengw(1999-11-21 18:38:2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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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
我国于1998年10月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该《公约》第14条规定被追诉人“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和强
迫承认犯罪”。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呢？笔者
持否定观点。
沉默权在法律上确立于17世纪的英国，后为美国宪法修正案所吸收。其最初
只适用于审判阶段，1996年米兰达一案后，被扩大到任何机构都不得强迫任何人
自认其罪。其确切含义是，以沉默方式反对强行要求和可能导致刑罚或者更重刑
罚的供述的权利。但我国刑事诉讼中不宜确立沉默权，主要由以下理由：
第一，沉默权不尽适合于我国的诉讼模式。沉默权产生于英国、流行于美国
不是偶然的，在对抗制诉讼中，诉讼被视为政府与个人的争讼，为了限制政府的
权力并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该诉讼模式注重攻击与防御的作用与反作用。而我
国刑事诉讼模式是兼顾法官纠问式与对抗式，其与对抗式诉讼模式有着明显的基
础性差异，不科学的引进，只能对基础功能造成破坏。
第二、沉默权的科学性尚需研究。同样是加入《公约》的英国，一九九四年
修改《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改变了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传统做法，代之以
要求嫌疑人回答讯问，否则允许法官和陪审团做出不利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推断。这种改变反应了西方国家对沉默权问题的重新思考，以表明制定于1966年
的《公约》中相应的观点值得探讨。鉴于沉默权大大限制了侦破犯罪的基本的能
力，而真正无罪的人是不怕陈述的，因此我国应对此持慎重态度。
第三，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值得怀疑。有的学者认为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
为了堵死刑讯逼供的后路，这明显是从过分倚重口供的极端走向抛弃证据的最佳
验证方法的极端，其意味着奖赏被告人，而没有惩治违法取证的司法人员。针对
刑讯逼供，我国除了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禁止性规定外，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进一步规定，凡经查证属实
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人、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不能
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监狱法分别规定在，
相关司法人员有刑讯逼供和体罚、虐待、侮辱犯罪行为人、被告人行为的，应当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有针对性地严厉处分违
法取证的司法工作人员，远比矫枉过正的赋予被告人带有强烈对抗色彩的沉默权
要好得多。
第四，对于《公约》中所用“强迫”一词的理解不宜过宽。将犯罪嫌疑人被
羁押的环境理解为逼迫环境，这是不合适的。美国学者霍尔兹教授在其《刑事证
据大全》中谈到“要求嫌疑犯讲真话，不能被考虑为逼迫”。笔者认为，强迫与
非强迫应以刑讯逼供、威胁为限，引诱和欺骗可算作间接性强迫。司法工作人员
应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为标准，禁止违法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提取
口供的合法方式（包括在羁押场所的强制环境）不应视为“强迫”，由此可以避
免与《公约》的冲突。
第五，我国刑事诉讼法不能过分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权利而付出
太多的社会代价。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有以下积极意义
：一、可以使有罪、无罪的证据公平的得以发现，是刑事诉讼得以胜利进行的有
效保证；二、是否如实陈述，反映了被追诉刑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悔改程度
，因而成为定罪量刑时的酌定情节之一，可以体现出我国刑法的评价和引导功能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民群众对于犯罪嫌疑
人的憎恶感，盲目的移植西方国家的沉默权规定，以停留在“价值面”（其实是
形式）上的权利，牺牲实体真实的巨大价值，有悖于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不宜也不应确立沉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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