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huiwanger(水王二)
整理人: dannylu(2002-07-14 02:07:2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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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傅斯年先生，1949年之前在中国是大大的有名，但现在年轻的朋友已经不大有知道的了。所以我先略略介绍一下：先生字孟真（1896~1950），早先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七年（1920~1926），历任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作为中国首届院士，他的学问当然是不错的，但又并非是只知学问的象牙塔中人士，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政论文章，参与社会活动。如他在三十年代《大公报》上发表的《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意思。
首先，他认为：“凡是政府所提倡的道德，每每不外下列两事：其一，宗法时代的仪文及其相关连事物；其二，法律所应当制裁而在中国则不能制裁的，转去乞灵于所谓道德。就前一项看，每似无知之表现，就后一项看，更觉无聊了。所以自民国成立以来，每次政府在那里制礼作乐，太息于世道人心之日下，而以一纸空文提倡道德，不特在正面所得结果直等于零，且在旁面适足以助成伪善与虚饰之增长而已。”
接下去，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第一，近代国家决不能以宗法主义为建设国家组织社会之大原则。……”，“第二，所谓公德与私德之分，本是一个绝对不通的流行观念。……”，“第三，中国人所缺乏者，是国民训练，不是抽象道德名词。……”。
最后，他这么作结：“以我所见，自北平至南京，是不是有开代的气象，我愧不敢说。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的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如此的政治的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如果一面如此‘帅天下’，一面又制礼作乐，昭显德化，我恐所增进者，只是伪善与乡愿，希意与承旨，所没落者，转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耳。”
孔夫子在《礼记》中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是说当官的有特权，而是说“凡治君子，以御其心，所以厉之以廉耻之节也”、“其有大罪……跪而自裁”（《孔子家语·五刑解》），用不着等刑律来制裁；小民呢，只需遵守法律所规定的界限就可以了。如果对小民也作道德的要求，那么就要闹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惨事来。
当然，这些都是老皇历了，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守法才是第一要义。要是对当官的只做道德的要求，而没有法律的高压线，一旦其死抱〈厚黑经〉、不愿接受道德的约束时，将如何处置？是按照现有法律不予处置，还是另立一些道德处罚条例呢？而这些条例是高于法律的“法律”吗？既如此，又置法律于何地？还怎么标榜自己是法治社会？还有，倘若统治者一面骄奢淫欲为所欲为，践法律于脚底；一面又强令小民遵守比法律更为苛刻的道德——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多次，小民们的答案也是现成的。
那么，现今的在职官员、选拔官员与其道德水准的关系如何呢，“出现吏治腐败，一些干部道德沦丧，原因何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即在某些地方、某些机关部门根本没有党内民主，更勿论社会民主和群众监督，有的只是‘一人化’领导——某个长官说了算。于是善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惯于阳奉阴违、谄上欺下之辈，那些人格卑污、心地不善的人便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弹冠相庆，信义不隐身而泣？”（鄢烈山《“刑不上大夫”的真义》）
上面傅斯年的文字，转引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史家随笔丛书〉的傅斯年卷《出入史门》一书，在这本书中注这篇文章是发表于1932年11月25日的《大公报》；但是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还有另一个说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的《傅斯年选集》中，在书后的〈附录：主要著述年表〉中认为是1934年11月发表的。
对此，笔者因查找不到原文，故此存疑，以待方家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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