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meipeng(原来)
整理人: i_am_trueman(2002-07-01 00:05:5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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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到秦晖先生的文章,是《南方周末》2000年开设的秦晖专栏,看了之后并没有什么感觉,也许是当时的知识水平还有局限吧。再次看到秦晖先生的文章时,我已经跨进了武汉大学这所知名学府,在浩如烟海的藏书中觅得一本《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其中第二部分摘录了学术界中“张何之争”的精华,秦晖先生本不是故事的主角,却因为被张曙光先生定性为何清涟女士的追随者,而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说几句话。
我不是专家,不敢对那场辩论妄加评论,却禁不住在心中掂量这位秦晖先生在学术界中的分量。数日之后在阅览室偶得一本《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便坐下来认真品读。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秦晖先生的感觉,也由最初的模糊最终到了仰慕的阶段。
之所以仰慕秦晖先生,是因为他首先解开了在我心中缠绕许久的信仰问题之结。记得在千禧之年西方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名列榜首。当时我曾就这个现象与中国的现实做过比较,为什么在中国居然连**功这样的邪教还能发展,但我始终不能抓住某些核心的问题。
但秦晖先生却给了我一个经典的解说:“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主义’、‘信仰’或‘意识形态’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信仰能够成为强制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信仰。”尽管我不得不说理解这样的学术语言让我十分吃力,但我仍想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即便马克思注意这样伟大的学说,或者说信仰,也仍然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学习,尤其是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这样的精髓,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虔诚的信仰者。不知秦晖先生能否同意?
之所以仰慕秦晖先生,也因为作为一名学者,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所存在的真问题的注视和研究。现今中国学者众多,但很有一些学者整天围着“全球化”、“WTO”这样的热门词汇转。比如9-11事件一发生,他们就马上开始关注美国经济衰退、民众和投资信心受损等等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都是一样的,美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深沪股市的涨落和纽约股市的涨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计算得出来的联系。
秦晖先生则不然,虽然他在其他领域包括全球化这样的领域也多有建树,但他几篇最有代表性和震撼力的文章如《什么“农民”什么“问题”》《从卖方缺位看产权改革》却无一不是瞄准中国的特色问题:改革、腐败、农民。
而在这其中,秦晖先生对农民问题的研究,秦晖先生在多篇文章中,从历史、文化、社会、改革等多角度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剖析,这是引起我最强烈共鸣的一个论题。
记得我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曾有意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生活在城镇,处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使我对农村-----这个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的关注。但我的想法遭到了几乎所有人包括家长、老师、朋友的一致反对。即便现在和大学的同学谈论起来,听到的也都是反对的声音。
他们反对我大体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农村太穷,农村发展得再好能赶上城市吗;二是农村太乱,乱收费乱集资,这些都不是个人能够发挥作用就解决的;三是农村人始终就是受歧视,尤其是户籍制度还没有彻底的打破的今天。
但我却在想:没有了农村,中国的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农村建设好了,中国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问题上,秦晖先生的文章给了我许多的支持,他在提到改革和农民问题时,多次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最初能顺利转型,以及后来20年的辉煌,很大程度是改革初期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后期的乡镇企业发展所造就的,而且他还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让我又对农村问题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写到这里,不禁想问秦晖先生一句:如果我高考填报志愿时您在场,您是否会赞同我的选择呢?
秦晖先生对于改革是有高度的责任感的,而在他关于中国改革问题的文章中,出现得最多的莫过于公平二字了。在他眼中过去改革的成功,一是改革前的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二是改革过程中较好的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在他眼中当今的中国,以起点平等、规则公平为标志的社会公正与效率是统一的,不能借口效率来损害公平。
的确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增加,利益调整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不管是党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或是企业经营者,乃至普通百姓,都应该给社会多添进一些公平的空气清新剂。人们都说2001年中国国运昌盛,除去中国入世,申奥成功和足球出线三大喜事外,中国经济在9-11事件后仍保持良好的态势,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的高水平,当之无愧是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上呢,还是多拿一些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医疗制度改革这样调节社会公正的润滑剂上?我想国家已经出台或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会给予我们答案,相信秦晖先生和我都会对中国的改革有更多的期望,更坚定的信心。
之所以仰慕秦晖先生,还因为他是一个造诣颇深的大师,对很多问题有他独特的见解。秦晖先生虽然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但也是社会学家。他在《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一文中的接见便是糅合了这两种学科而形成的一种锐利的见解,一方面他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电视剧《雍正王朝》肆意篡改历史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雍正王朝》之所以收视火暴,是因为改革进入到现在这样的微妙阶段,人们普遍产生的对某种“改革皇帝”的期待,这种说法让人耳目一新。《以权敛钱不等于权钱交易》、《从卖方缺位看产权改革》是两篇脍炙人口的评论,针对当今热点问题,秦晖先生的分析和论述都堪称大师之作。
以上是我读了秦晖先生的文章之后的一点感悟,作为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不敢称自己对所有文章都理解得很深刻,但我之所以不吝惜用大量溢美之词称赞秦晖先生,全是出于自己对他的思想的理解和尊重。不过正如我同样也经历了对他的一个认知过程,也请读者们能自己到秦晖先生的著作中品味。正如秦晖先生所说:“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认为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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