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date_999(基督的仆人)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3 16:03:1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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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光启在崇祯朝中的发展
崇祯帝即位之初，力挽狂澜，黜斥在天启朝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天启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焕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启为詹事府詹事。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更升授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十二月，徐光启的好友韩爌也被召还为首辅。
在此一新的政治局势下，徐光启乃于崇祯二年正月自请练兵，其疏有言：
乞先与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选士、车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备，再加训练。择封疆急切之处，惟皇上所使，臣请身居行间，或战或守，必立效以报命。既有成效，然后计算增添……然马步战锋精兵，终不过三万人……此为用寡节费万全必效之计。
四月，徐氏升授礼部左侍郎，但其自请练兵的建议则未受重视。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因东江（鸭绿江口众小岛之总称，其中以皮岛最大）毛文龙跋扈难制，假阅兵之名将其斩首。十一月，后金军入关，京师戒严。孙承宗以知兵被复起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氏先前经略辽东时的部属，如总兵满桂、祖大寿以及督师袁崇焕等人，多成为防御的主力，而原先遭闲置或入狱者（如鹿善继、茅元仪等）亦次第获重用。
二年十一月，崇祯帝召廷臣问方略，徐光启即以先前辽阳和宁远之役为例，建议应凭城用炮，而不应冒险在北京城外列营防守，几经讨论后，遂纳其议。徐光启更奉旨与李建泰一同负责京营的「指挥训练」。在徐氏当时所上的〈守城条议〉中，他除细述城守应注意的事项外，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其中有云：
以礼房东朝为议事所，掌詹事府尚书钱象坤愿与城守谋议之事，宜令专住本所……西洋大铳并贡目未到，其归化陪臣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 1565-1655)、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 1576-1630)虽不与兵事，极精于度数，可资守御，亦日轮一人，与象坤同住，以便谘议。
此因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虽于崇祯元年七月奉旨至澳门购募炮师和大铳，但这批人员和武器却一直未抵京，徐光启眼见局势危急，遂建议起用在京的龙、邓两耶稣会士以协助城守。
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所购募的炮师和大铳，乃于崇祯二年二月在都司孙学诗的督护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 1561-1633)的伴同之下自广州进发，此一队伍包括由公沙的西劳(Gonc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
惟因大铳体重难行，以致行程屡稽迟，迄二年十月，始行至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破北直隶的遵化等城，兵部于是奉旨差官前来催趱，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因闻敌兵逼近都城，公沙等亟行制药铸弹，预备御敌，二十六日，知州陆燧传达兵部所奉之上谕，中称：「西铳选发兵将护运前来，仍侦探的确，相度进止，尔部万分加慎，不得□忽，钦此钦遵」，知此一部队和火器颇受当局重视。十二月初一日，此一队伍在抵琉璃河时，闻悉良乡已破（从涿州至北京，须渡越琉璃河，并经过良乡），因前无据守之地，只得回转涿州，由于回车急迫，炮车的轮辐遭损，大铳几至不保。比时，州城内外士民怖贼势凶，咸思束装逃避，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乃会同知州陆燧及乡宦冯铨（原任大学士）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推车登城拒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声似轰雷，敌军闻声因而不敢南下，随后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祯皇帝因中后金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在愤怒惊惧之极乃率辽兵东返。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旋又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的新军，也先后败没。在此一极为不利的战局下，公沙所率的铳师和大铳，终于三年正月抵京效命。明朝政府答应支付领队公沙每年一百五十两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之人则年支一百两，每月另给十两的伙食钱，此一条件相当优渥。正月四日，京营总督李守锜和同提协诸臣奉旨在都城各要冲安置这些西洋大炮，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
三年四月，徐光启奏准遣中书姜云龙同陆若汉等再度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并聘取善炮的西洋人来京。徐光启此一积极引进洋兵的做法引起许多抨击，五月，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即疏称：
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后能扬威武哉？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其心叵测……时而外示恭顺，时而肆逞凶残。其借铳与我也，不曰彼自效忠，而曰汉朝求我，其鸣得意于异域也！不曰寓澳通商，而曰已割重地，悖逆之状，不可名言。
并称招用三百澳门军士，所费不赀，不如将此钱粮在闽粤鸠工铸造大铳数百具，至于装药置弹及点放的方法，卢氏也宣称早已备悉，无需劳驾外人指导，以免使远夷「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卢兆龙并将天主教比同白莲等邪教，且夸张地称：「京师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
由于后金已于五月十三日出关东归，故卢氏在前疏中更建议：
（西人）未来者当止而勿取，见在者当严为防闲。如皇上怀柔异类，念彼远来，则止可厚其赏赉，发回本澳。前日涿州运炮，压毙二夷，但当敕地方官厚葬，以服远人之心。若夫澳中筑舍筑台、添课添米等事，彼或徼功陈乞，弗可轻许，以贻后忧也。
徐光启随即针对此疏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声称：「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并称仅需招用三百葡兵即可当做「进取于东，问罪于北」的前锋，且期约两年就能「威服诸边」。
卢兆龙因此于三年六月再度上疏，反驳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改过迁善、省身克己之事，经文备之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与所谓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乞皇上责成光启，始终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勿因臣言以为卸担，则臣之言未必非他山之助也。
卢氏强调己所反对者乃西人、西教，而非西洋火器，且其内心也不信徐光启有可能在两年之内解决东事。
卢兆龙，字本潜，广东香山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性严毅，不畏权要，多所建白」，崇祯帝对其相当宠异，尝御书「刚大精神，直方气骨」赐赠。他尝于崇祯初疏劾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衰庸，迫使其自行引去，而何氏对天主教相当友善，曾序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之《西学凡》（《天学初函》本），并替天启三年澳人进铳时因膛炸而殉职的若翰哥里亚(Joao Correa, ?-1623)撰写墓志铭。
卢氏在前引各疏中强烈流露出「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然而他对澳夷的担心，也颇可理解，如葡人在澳门多次筑城的企图，即曾引发严重疑忌。当时与卢氏抱持类似想法者并不乏人，如在庞尚鹏（广州府南海县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中，即有云：「若一旦豺狼改虑，拥众入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祸诚有不忍言者」。
徐光启虽然极力分辨澳夷与红夷的不同，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均同被视为「非我族类」。尤其自天启二年起，荷兰人即窃据澎湖，屯兵千余，且「坚城列铳，盘踞雄崖，巨舰利兵，游移内地」，致使「商渔举遭荼毒，村落相顾惊逃」，成为「全闽一大患害」，直至四年五月始在围攻之下拆城乞降并夜遁。当时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尝在奏疏中称：「彭湖为海滨要害……自红夷弄兵其上，我兵将不敢窥左足于汛地，商渔不啻堕鱼腹于重渊，浸假而数年之后，根穴日固，扫除更难。小之，则粤东香山澳；大之，则辽左抚顺城也」，即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荷兰人在澎湖筑城以及满人攻占抚顺三事相提并论。崇祯四年正月，皇帝召问曾任广东左布政使的陆问礼有关澳夷之事，陆氏亦回称：「火器可用，人未可信」。
崇祯三年七月，徐光启升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所荐举的耶稣会士罗雅谷(Jacques Rho, 1592-1638)，也已于稍后朝见并派至历局供事。八月，奉旨监炮的徐光启以样炮二具呈览，帝嘉其「任事精勤」，并命其速将炮造进。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会亟欲透过治理历法和火器两事，以争取朝廷对西教西人的优遇。
三年十月，在陆若汉的积极奔走下，Pedro Cordeiro以及Antonio Rodrigues del Campo合率一百多名葡国军士（另加约两百名的随从）自澳门出发来华助战。由于当时澳门的总人口不过一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仅约一千人，故从此一远征军的人数，即可窥知澳门当局对援明之事的积极态度，他们深盼能藉此一天赐良机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较密切的关系。稍早，澳门当局除在启、祯两朝多次以大炮和铳师支持明廷外，也曾在崇祯二年海寇李芝奇侵扰广东时，出借大铳给明朝守军，以为冲锋之用。
陆若汉早先一直在日本德川幕府中担任通译，协助处理当时频繁的海外关系，由于他在政坛中颇具影响力，致使耶稣会得以因其协助，而从长崎和澳门间的海上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且护持其宣教活动。惟因他在处理传教和通商事宜时，得罪了一些异教和天主教其它传教会的人士，也与幕府中的权贵发生利益冲突，加以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商船，从1610年起相继进入日本，打破了葡萄牙在日本海外贸易上的长期垄断局面，陆若汉终在对手持续且激烈的抨击之下，于1612年被放逐至澳门。
落魄的陆若汉在澳门的新环境中，甚少有可资发挥的空间，明廷向澳门借兵对抗后金一事，因此成为其欲开创个人新事业所亟于把握的契机。由于西洋火器曾在日本诸藩与欧人接触时扮演重要角色，深知当权者渴望借重新式武器心理的陆若汉，于是满怀憧憬地率葡兵和火炮北上助战，并在崇祯三年进呈明廷的奏疏中，称己为「西洋住澳劝义报效耶稣会掌教」，且谓「臣汉自本国与先臣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辈，前后航海至澳已伍拾余年」，其实，他在日本居留三十三年之后，仅在澳门待了十八年，且其亦不曾担任「耶稣会掌教」一职，此一自抬身份且扭曲事实的现象，充分显露出他在显赫一时之后不甘于平凡的强烈企图心。
教会当局也充分利用葡军助战的机会，突破「南京教案」以来的禁教状态，如时任耶稣会在日本和中国视察员(Visitator)的Andre Palmeiro(1569-1635)，即于崇祯二年混杂在先前由公沙所率领的部队中入华，以巡视该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三年十月，新募的葡军来华时，也有五名耶稣会士被挟带入华，禁教令在朝廷对西洋火器的倚重之下于是渐同虚设。
三年十二月，卢兆龙再度上言抨击招募澳兵一事，指称葡人以出兵与否多方要挟，如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请求允许其多买米粮并免岁输地租一万两，请拨广州对海之地以建营房等，幸经两广总督王尊德坚持弗允。卢氏并称七月间原本已拨六万两饷银，且稍后亦续给粮米若干，但澳兵却又要求另发安家银每人三百两。疏中对徐光启派赴澳门处理此事的姜云龙指斥尤厉，称因澳兵迟至八月底仍未起程，致使王尊德以忧国而郁卒，「通粤民心哄然，思食云龙之肉」，并指云龙贪渎冒饷，所经手的钱粮，一半为其克扣。姜云龙因此被革任回籍，且命详查议罪。
四年二月，已升授登莱巡抚的孙元化（详见后），因坚持起用葡兵，亦遭卢兆龙疏劾，卢氏以为澳人「畜谋不轨」，担心若以之为前驱，恐其「观衅生心，反戈相向」。此一澳门远征军在抵达南昌后，即因战情趋缓以及卢兆龙等人的激烈反对而遭遣返，但陆若汉仍以进贡武器为辞，北上回京陛见，并辩解绝无筑城台、撤参将等要挟之事。徐光启在此次葡军遭遣返之后，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积极过问兵事，惟其门生孙元化则渐成为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四、孙元化在崇祯朝中的起落
崇祯元年，原遭阉党排挤的孙元化，重被起用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未几，升授职方司郎中。稍后，再因督师袁崇焕之荐而获授宁前兵备道。三年正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在城头四周设红夷炮五十余具和灭虏炮二千余具，由于布置甚为严整，令当时入关后所向披靡的后金军队不敢攻坚，孙元化当时除「安辑关外八城」外，还「斩获首虏八百有奇」。三月，以「深入敌营」功，加山东按察副使。
三年五月，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元化素为跋扈的东江署前协事刘兴治所惮，特破格荐用孙元化为登莱巡抚，除巡抚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恢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七月，孙元化以病废辞新命，其疏曰：
盖内廷向以登莱为虚抚，东岛为虚兵。今欲以臣实其虚，而户部不给全饷，工部不给军需，兵部不给马匹，则兵仍虚，兵虚而援恢亦虚，援恢虚而抚亦虚……且勿论岛将之反侧，戎索又未易言已。臣即不病，尚不可承，况病而且甚，不能跨鞍，不能捉笔者乎！
但由此疏的字里行间，知元化对此一任命并非毫无兴趣，他其实较在意能否获得充分的支持，以施展抱负。奉旨应速到任的孙元化，于是率领以辽人为主的八千名军队至登莱履任。公沙的西劳等人则被分派在孙元化麾下效命，张焘当时亦在鹿岛担任赞画游击。
前引文中所谓「岛将之反侧」，乃指崇祯三年五月刘兴治叛变一事，当时署东江各岛之副总兵陈继盛等均为叛兵所杀，元化在上任后，即建议速发饷银并预借粮米以招抚。四年三月，刘兴治因遣使与后金约降，而为岛将张焘、沉世魁等所杀，负责接应刘兴治的佟养性军，亦被杀散。后金于是兴师一万二千余人来攻，并向朝鲜借战船，朝鲜因与明朝有深谊而加以婉拒，后金军遂自海边搜得船十一艘，分屯身弥、宣沙和都致等处，预备攻皮岛（又名南海岛，今名椴岛）。其时，总兵黄龙出镇皮岛，闻后金来袭，遂命赞画副总兵张焘出战。六月，张焘督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并令公沙的西劳等十三名随军葡人发西洋大炮，计发射十九次，打死敌兵约六、七百名，大贝勒代善的第五子巴喇玛亦中炮死，时人称之为「麻线馆之捷」，辽东巡抚丘禾嘉更形容此役乃「海外从来一大捷」。
四年闰十一月，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责其背盟供给皮岛食粮，并暗助明军登岸侦探，且在皮岛之役中不允借船只，皇太极称：「莫非王意谓张焘之谋、祖帅之勇，败我师兵，克复湾、永，所以巧作其辞，而索觅间隙？」，其言将张焘与名将祖大寿相提并论，且明白承认张焘曾击败后金的军队。
先前，孙元化尝遣人向朝鲜求买战船，但因朝鲜为防御后金的军队，而一直未果。在后金于四年七月引兵北归后，朝鲜乃送四十艘战船予元化。是月，朝鲜陈奏使郑斗源自北京归，上献其国王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物，这些都是陆若汉相赠的。陆若汉或欲藉此开展与朝鲜的关系，以便将来能有机会将天主教传入该国。郑氏在回国后，朝鲜国王曾问询其对孙元化的评价，对曰：「清俭□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知郑斗源似曾会晤孙元化。
被超擢为登莱巡抚的孙元化，初颇得皇帝支持，如其尝以恢复辽东为由，请马价二万两，崇祯帝喜其「实心任事」，乃许以速发，虽然太仆寺卿郑宗周于三年十月上疏诘之曰：「元化称马价军需，难以急应，故先请二万，不知今日二万之价，即可恢金州否？……不知暂用若干马价，方可恢辽？」，但得旨：「军机、马政各有攸责，宗周不必越俎代谋，致掣疆臣之肘，所请马价，遵旨即与措发」，孙元化因此积极购置军备。四年正月，工部尚书曹珍等以登镇制器尚缺银二万两，而库藏如洗，更建议特准其分用户部的加派银，以济急需。
孙元化就任不久即更定营制，其麾下在登莱共有众八千人，此外东江各岛上的三万余兵，亦归其统帅。在徐光启的军事改革计划中，希望能「尽用西术」，并成立十五支精锐火器营，每营的配置如下：
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甲冑及执把器械，凡军中所需，一一备具。
徐氏认为「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部队即为此类火器营的样板。
然而孙元化恢辽的构想，亦引起许多负面的反应，如户科给事中史应聘即曾于四年五月上言称：「登莱额兵数万，徒作河上之逍遥，东江一旅，且为海徼之跋扈」，他以孙元化所率均属「敲骨吸髓」的「无益之士」，认为如能「罢不急之戍，简无用之兵」，则虽不加赋，饷已可足。七月，户科给事中冯元飙亦疏称恢辽之事应以关、蓟为主，而今登莱巡抚岁费即八十余万，如将其裁撤，即可令百姓所承担每年约一百四十余万的加派钱，大为减轻。云南道试御史张宸极也称登莱设兵原为防海之用，但后金从不曾自海路进兵，故无异将「有用之兵委之无用之地」，因此建议将半数军队仍守海防，余则移往山海关御敌。
崇祯四年二月，孙元化举荐丁忧服满的天主教徒王征出任辽海监军道，信奉天主教的王征为天启二年进士，他之所以愿屈就为举人出身的孙元化的下属，乃因两人是以「道义相许」的好友，如孙元化于天启七年遭罢归时，「不避嫌忌，座视行色」的故交，仅王征一人，王征在赠别诗中即颇高元化，其文曰：
上林休休暂归田，欲赋闲居孝敬全。堂上萱花颜色驻，林中桂树露华偏。抡才曾识骅骝种，定策能清边塞烟。未久明王应有梦，重修勋业勒燕然。
此故孙氏在临终前尝记王征答应鼎助一事曰：「翁才望高出一时，长安以势要相许者，不亚于余之道义，而余不顾势要之足夺与否，毅然请之，亦心知翁之自必不以势要夺也」。当时教会中人对此一奉教官员的组合，想必抱持相当高的期望。而王征在接任之初，亦曾起意荐举李之藻，但李氏旋于三年九月去世而未果。
孙元化在治兵时，除引用同教的王征和张焘等人外，其亲族也颇多随侍左右或投身行伍者，如他的三子和鼎、和斗、和京即一直交替在侧，而当孙氏于天启年间在边外负责造铳筑台时，亦屡携外甥沈卜琦同往，卜琦自幼即从孙元化游学。此外，孙和鼎的表姊夫潘云柱和潘氏的内弟沈履素，也被元化授为都司，分护敕印和符验。同样地，王征在监军登莱时亦多亲族随侍，如其侄永年即左右其间，而其从弟王桂，也担任登莱抚标都司，屡立战功。
王征在出任监军后尝于四年六月疏奏建议：
计莫如收集见在辽人，令善将兵者，精择其勇壮而训练之……即辽人补辽兵，便可省征调召募之费……辽兵守辽地，尤可坚故乡故土之思……以辽地储辽粮，亦可渐减加添节省之投。于攘外之中得安内之道，此或可为今日东事之要着乎！
此一用辽人守辽地的主张，与孙元化同出一辙。四年六月，对西学西教相当倾心的熊明遇被起为兵部尚书，熊氏也同样主张「关外文武将士，惟辽人可用」。
四年八月，金帝亲攻大凌河，围祖大寿于城内。十月，张焘奉孙元化之命，率舟师一千三百人撤离皮岛，黄龙则借口巡视义州而迟留不去，孙元化于是命其率兵登岸牵制后金，然黄龙却仅虚张声势而未发兵。黄龙个性贪墨跋扈，如在朝鲜的史料中即称其「专废军政，贪黩无厌。凡除将官，必皆受赂，西来钱粮，不以给军。孙军门（笔者按：指孙元化）求买舡只，送鸟铳、铜锅等物，而亦皆自占」，十一月，黄龙因隐没兵士的赏银，且扣克月饷，致引起哗变，众兵于是拘黄龙于私第，然因朝鲜移檄问罪，岛众担心食粮遭断绝，且被朝廷视做叛逆，遂杀带头倡乱者，扶黄龙复出视事。
黄龙在崇祯三年五月收复泺州之役中战功第一，素为孙元化所倚重，孙元化出任登莱巡抚后，即特别要求调派黄龙以总兵官的身份至皮岛，专理恢剿事宜，但他稍后的表现却令人怀疑孙元化的知人之明。
皮岛兵变令孙元化在朝中备受抨击，如户科给事中吕黄钟即于闰十一月疏劾孙元化曰：
登抚孙元化碌碌无能，冒兵糜饷，于敌人之西入也，绝不闻牵制之能，于岛帅之见辱也，渺不见弹压之略，则亦木偶人耳！论东海地形，原有天堑之险，只设一道臣守之，可恃以无恐，亦乌用此年年充位之人为哉！
同月，江西道试御史刘宗祥亦疏告孙元化有四罪状：一、纵放逃兵入海；二、不禁硝黄入敌；三、凌围日久，竟乏救援牵制之奇；四、兵哗将辱，漫无消弭节制之略。
吏科给事中熊开元也指斥孙元化「冒饷」。礼部尚书黄汝良亦质称皮岛自毛文龙开镇以来，「十余年间曾得其半矢之用否？」，是「徒以有限之财，填无穷之壑」，且如黄龙的冒饷跋扈，早已成例行故事，故建议将皮岛、登莱抚镇尽行罢撤。
对孙元化的攻讦也成为打击首辅周延儒的重要借口，如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即严辞曰：
如登抚孙元化者，岁费金钱八十余万，叱之毛文龙之旧已数倍矣！料理两年，无论复四州、援大凌，即岛兵两变，亦且充耳无闻。且登兵号二万之众，调赴关宁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尽如此破绽，罪已滔天，业经自简，而延儒何以坚护不休，则以同乡入幕，参貂、白镪每月一至耳。然臣非无据也之言也，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叙杀刘兴治之功，侈及文都【郁】，隔海叙功，不敢遗其家奴，其谄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
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也称周延儒因受孙元化所赠的貂参金珠，因此始终曲为护持。
以厚礼相赠上官，应属当时的习尚，如孙元化即尝于初授兵部司务时，置备精致的布帛赠送拔举他的孙承宗，但承宗以元化的宦囊并不丰而婉辞，仅希望他能早日自边外还朝，以便能「朝夕闻快语」。孙元化在出任宁前兵备道时，曾有意矫正此一官场中的恶习，在其奏疏中有云：「欲使关东将吏，自仪物迄于呈揭，自宴会迄于送迎，谢绝虚糜，惜时省费，以共图实事」，但他仍很可能为求办事方便，而循俗按月送厚礼与周延儒。至于周延儒对孙元化的护持，除因元化的「孝敬」甚丰之外，也或还因两人之间存在许多关系，如他们有同年举江南乡试之谊，而周延儒的亲族周文郁，也与孙元化十分相熟，文郁曾于天启间在辽东经略孙承宗幕中与元化共事多年。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孙元化的下属孔有德在吴桥叛变，对明与后金间的军事态势和天主教在军中的发展，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详见下节）。而孙承宗也以「筑凌召衅，辱国丧师」的莫须有罪名，于四年十二月被罚冠带闲住，并夺其宁远叙功和锦衣世袭，十一年，清军深入内地，孙氏率家人拒守家乡高阳，城破，投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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