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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上半叶《红楼梦》之阅读
周绚隆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红学当之无愧地应被列入显学的行列。历史已经跨过了一道新的门槛，隔着新世纪的玻璃窗往回看，50年前的月亮和今天的一样圆，但是50年前的记忆却已不复清晰。对于一般人来说，20世纪的红学研究基本上就是一笔糊涂账。先是清末以来的索隐说流行一时，接着胡适于1921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提出了自传说；然后新中国成立，“两个小人物”又提出阶级斗争说；再后来又有关于作者祖籍问题的论争等等。总体说来，大多数人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但对此前的情况，则或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曲解，或因旧时资料不易接近而日渐陌生。不过就学术的运作规律而言，任何一门学术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范，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所以在今天，启封50年前有关红学研究的资料，既有利于避免学术研究的重复和循环，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又可以为新成长起来的学人提供一个参照，以便于研究的深化。这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意义所在。 该书分上下两册，共110万字。其中汇集了从1906年到1949年间，在全国各类刊物上所发表的、为目前所稀见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文章。编选者在全面搜集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筛选和淘汰，删去内容重复和肤浅的篇什，从总共500多篇（已经出版的专著不计）文章中选出300篇，并对每一种观点和学术方法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所以这是研究《红楼梦》和红学史的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它的出版对推动红学的发展和现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避开学术上的意义不谈，我更关心的是这些资料中所反映的《红楼梦》在当时被阅读和接受的情况，这似乎是一个更具切身感的角度。 和当下一样，在上个世纪初，《红楼梦》的读者也是形形色色的。1948年6月14日《新民报日刊》上发表了习之的《红学之派别》一文，开头就讲到了《红楼梦》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旧说部里面几部流传极广的书，当以《红楼梦》为首位了。此书受新旧学者的一致推崇，读者群中包括了各色各样人物，有大学教授，有左翼文人，前清的慈禧太后及中兴名将中的胡林翼，皆为标准红迷，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迷其中。近年研究红学之风更盛极一时，西南联大既设红学讲座于前，文学家王昆仑复出版专著于后，皆极有成就。此外各报的副刊文字更时有登载，谈红学者不一其人。”但是翻翻这部资料集，我们也不可否认，在众多的读者群中，对《红楼梦》阅读得最投入、最着迷的首先是年轻人。这部以描写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为主要内容的杰作首先赢得了青少年读者的青睐；而这种阅读的热情又完全是由他们发自内心的兴趣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所激发出来的，它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不受任何权威意见的左右，每个人都是本着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理解和看待这部书的。惟其如此，才更显得这些阅读体验的可贵和真实。在这类文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闻天的《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姜亮夫的《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和西南联大中文系以《水浒传与红楼梦》为题的一次学术座谈会的会议纪要等。姜亮夫先生后来并不以研究红学闻名，而是在楚辞学、训诂学和敦煌学等多个领域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西南联大的这次座谈会在前面习之的文章中就曾被提及，它更是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当时气氛的活跃、师生之间对话的平等和所关注的问题的多样性。当然，在长长的一大串作者名单中，除了许多以研究红学著名的人物外，还有另外一些我们并不陌生的名字，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学衡派的代表吴宓、古文字学家容庚等。 另外，综观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各类文章，我们不能不惊讶于其视角的多元性和涉及问题的广泛性。除了文学本身的研究以外，人们还试图从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医学和科技史等多种角度寻求对各自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的解释。毋庸置疑，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这类研究未必能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但就开阔视野、启发思路和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作品而言，则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读了赵誉船的《红楼梦中人年龄考》、吴轩丞的《红楼梦之误字》等文，我们会对作者阅读的仔细深表钦服。湛庐与延龄关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炕的讨论，李玄伯、圣美关于《红楼梦》地点问题的考证，芙萍、张笑侠、金易3人关于《红楼梦》中女性的脚的讨论，昌群、白发微、绪、陈定闳等人关于《红楼梦》中所提到的西洋器物的考证，羽白关于《红楼梦》中贾府的灯烛和卫生设备的讨论等等，几乎涉及了贾府生活的每一个细部。要对一部小说做如此细琐的讨论研究，无疑得具备极大的阅读兴趣。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点，即任何文本层次上的评论与欣赏，所反映的只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人对该作品的接受情况，在他们的背后往往还有一个没有文字话语权的普通读者层，由于缺乏有效的载体和媒介，他们的声音虽会为历史所湮没，但跨越历史的时空，我们仍能隐约地看见他们的影子。 当然，若论50年前红学的主要成就，还是得推以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对《红楼梦》作者家世和版本的考证。他们把红学研究由索隐派的猜谜的路数引上了科学实证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但是，对胡适考证中一些武断的地方，当时的学者中还是有人保持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如黄乃秋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就说：“余尝细阅其文，觉其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积极之论端，则犹不免武断，且似适蹈王梦阮、蔡孑民附会之覆辙。”其实今天的某些人所搞的“新证”和“解梦”等等，便是沿着考证派的这一弊端在往前走，其根源即在于忽视了《红楼梦》的文本特征，借用黄乃秋的话说，就是“以实际之人生绳《红楼》耳。夫《红楼》者，小说也。”不过，与今天的情形相比照，我们不能不承认，在50年前研究《红楼梦》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其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所受的学术训练普遍比较好，他们从事这项研究所凭的并不仅仅是兴趣。反观今天，从事红学研究的，除了少数可以算得上真正的专家以外，绝大多数充其量只能算是红学爱好者，其中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学术训练。对于这些热情和兴趣，我不想做任何评价，但是毕竟，从事一门学术研究，仅凭兴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与学术的大众化相伴随的往往是学理的匮乏和规则的丧失，而这正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 总之，上个世纪初的红学研究与上个世纪末的红学研究在整体上是不平衡的。 稿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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