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huiwanger(水王二)
整理人: red_angle(2002-03-02 05:30:5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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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愤怒写在书架的灰尘上
“你们真的找到了一匹好马，
那匹如画的骊驹——然而
自从我见到它，那匹白马，
就没有任何良骥能吸引我的注意。
有两次它已唾手可得，
可是然后——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记忆。”（P32）
如果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感受不到青春热血的冲动，没有一段饱含着欢笑与泪水的求索岁月，那么这个人的人生无疑是苍白的。前两年退休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彼德·魏德哈斯（中文名卫浩世）先生，在《愤怒书尘：一个文化经纪人的青年时代》这本书中，回顾了自己35岁之前青年时代的流浪岁月和成长过程。
二战对于德国人有着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深刻含义，出生于1938年的卫浩世先生这样回忆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一个德国青年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犯罪感，虽然我们本人并没有参与战争。”（赵武平的访谈记录，《中华读书报》）
“作为德国人的压抑感，很早就使我脱离了双亲的庇护。当我意识到以德意志名义发生并由德意志人们进行的残暴行为，也有我的一份在内时，正在成长中的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产生了逃逸的念头。我不想做德国人，我不想再讲德语，我尤其不想再被列入这个社会。我逃走了，加入电车上的那些灰蒙平庸的人群。我逃离了老师们，我逃离一切在这个国家追求权势的人。我奔波于欧洲，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希腊，土耳其都列入我的无休止的逃跑计划之中。”（P4）
从十四岁起，他就开始了不停的流浪，并且在流浪中不停的进行反思：“犯下大屠杀罪行的是一个整个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个别掌权者和政府。奥斯威辛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权力的超界，而整个权力是在一个非理性的民族的容忍和帮助下形成的。……使我震惊的是，当时没有出现任何阻力和顾忌。一个民族的高度的文明成果和对其他生命的野蛮的蔑视之间的隔膜竟是如此的纤薄，想到这一点，我几乎要陷入刻薄和玩世不恭的情绪之中。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去置疑，去寻找答案。”（P95）
一直到今天，他还是这样说：“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用一句‘那是从前的事，和现在的我完全没有关系’就轻易地中止这种反省。因为文化是一个一直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我们必须反省的是，为什么在德国文化里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认为，类似的思考是永远不能停止的。”（高婉珮的专访，台湾《TVBS》周刊）
一个民族，犯下各种错误、发生各种灾难都是难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在我们津津乐道的勃兰特下跪的背后，是有着像卫浩世这样德国普通民众的反思支撑着的，德意志民族让人尊敬也就在这上面，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也就在这上面了。相形之下，大和民族的死不认错就让人不敢恭维了；而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的灾难，长久以来却上上下下有意加以遗忘和美化，当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1971年他在巴西办书展，当时的巴西是“军政府统治的国家”，“残酷的迫害大多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反对派，那里有为政府所容忍（甚至所支持的）有计划铲除反对派的敢死队”（P161），因此，他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出于对巴西公众利益和我国公众利益的考虑，也为了展览会能取得全面的成果，最好避免同政府进行明显的合作，不致在世界舆论中落下不尊重人权法的名声”（P173）——一点都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书商的话啊。
同样，他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举办书展的努力，与匈牙利图书出版社和推销机构联合会主席、匈牙利驻东柏林大使唐波·安德拉斯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位 “勇敢而正直”的共产党人，于1971年12月15日饮弹自杀，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军队进入捷克的第三天，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写道：“没有不断发展的民主，就不能动员社会去发展经济，就不能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民主就会使社会变得麻木不仁，从而会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无法保证取得相应的进步。……闭关自守在短期内有利于维护政权，但它会导致群众的冷漠，从而最终减弱社会对帝国主义影响的抵抗力。”（P190）、“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从外界干涉东德的内政，同样也不能干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内政。但东德领导却把自己的方案强加给别人，并以此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国际工人运动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P191）
书中还记述了在苏联办书展的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真令人啼笑皆非，作者在第十三章《我们仍然要面对东方》中有详细的记录，或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苏联的“国情”。
谈到中国（他曾九次到过中国），他回忆起第一次到中国的情景：“1975年，中国还封闭得很，我们的所到之处都受到过分热情的招待，但对方明显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有目的地组织我们参观了农村和工厂，哦，那种利用沼气的地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赵武平的访谈记录）——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倒是当年热情的接待者始料未及的。
这本书的书名是很有意思的，中文版的书名为《愤怒书尘》（大陆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译者都是王泰智，译者以书名太长为由，把原名为《把我的愤怒写入书架的灰尘中》改成让人不知所云的现名，但据作者自己所说原名是《我把我的愤怒写在书架的灰尘上》（高婉珮的专访）。我真的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说到书名的“愤怒”，有一个很确切的解释：“彼德·魏德哈斯的‘愤怒’，实际上是对民族纳粹经历的愤怒，对等级观念的愤怒，对僵化与专制的愤怒。” （郑艺钱军，《自由思想》网页）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其中“白马”的意思，还是用卫浩世先生的话来解释吧：“我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年轻人追寻自我、寻求真理的过程”、“我想没有人能够在自我追寻上停止，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在思想上‘回到了家’”。（高婉珮的专访）
（《愤怒书尘》商务印书馆1998年8月出版，定价：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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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懒不随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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