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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erud(天堂中的奥菲欧) 整理人: piy(2002-01-01 16:49:17), 站内信件 |
| “音乐与文明冲突”
在为说片栏目写的《错位武满彻》中，我记录下了令这位日本作曲家感到窘迫的两类批评：一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你为什么写西洋音乐”；二是“外国人无法理解能乐”。在我看来，令他“窘迫”的事实有两个层次：从浅一点的意思上说，他（在个别时候会）被两种误解困绕，一个认为他不够本土，没有恪守住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暗示着，他的音乐（这在前一个问题里被称作“西洋音乐”）是无法让西方（外国人）理解的——既然他的音乐里包含着日本能乐的因素。从深一点的意思上看，简化成一句话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是无法结合的，必然有着重重的矛盾冲突，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压迫性的关系，不发生点冲突是不正常的。不过，武满彻到底打破了这种逻辑必然性，他的音乐属于现代，属于沟通所谓东西方界限的作品，他的作品是现代音乐史——而不仅仅是现代西方音乐史或者现代日本音乐史——的一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作曲家，我不能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无动于衷，”他说，“但我把自己当作世界音乐界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一名日本作曲家。”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李慎之先生在《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中用这几个字暗示塞缪尔·亨廷顿为什么感到“文明”必然“冲突”。实际上对于武满彻的批评说白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而且，同样的批评不仅仅加在一个日本作曲家身上，许多成功的“非西方”音乐家也大多面对着这样的置疑，比如，中国的谭盾。在中国，这种批评更不限于音乐领域，电影、文学等方面的例子更为常见。THE CLASH OF THE CIVILIZATION在今天是如此热门的一个话题，以至于我们谈论音乐时似乎也不能绕开。 在我看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里至少说对了两件事情，一是，西方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衰落”，二是，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西方化的过程。 保罗·亨利·朗的名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以“西方的衰落？”为结尾，他实际上表达的是工业文明兴起后，艺术面临古典理想的废弃：“缺乏精神上的理解，屈服于物质主意与技术主义，造成追求轰动一时的和虚张声势的刺激的欲望，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气氛：在这里，哲学的和美学的判断摇摆不定，而艺术家个性的正常的、有目的的发展成了极其困难的。”1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激增，造就了一个巨大的艺术市场，而艺术反过来却受到了市场的制约，这就扼杀了艺术最根本的生存基础：个性和创造力。朗在最后预言说，“新世纪（指20世纪）的音乐即将从民主主义的文明中兴起，而且，的确它已经在未被践踏过的新大陆和欧洲外围国家的能源中涌现出来，而这些国家迄今一直是在西方文明的主流之外。”2所以在音乐领域，“主流”的地位会动摇，而把一部分权利让度给其他边缘化的文化。亨廷顿的哀叹也正是出于此：非西方地区的人口、经济能力和国际行为能力在上升，西方主流文明对世界的支配权利虽然仍保持第一，但由于越来越关注内部的种种问题和需求，其对世界的控制能力正在衰落。3亨老所谓的西方文明衰落，其实不过是西方文明的老大地位正在受到冲击。 亨廷顿还认为，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文明，但在20世纪，随着西方文明的普遍推广，其他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却在有意无意地抛弃西方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会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美国大众文化一方面统一着全世界老百姓的欣赏口味，另一方面却受到非美国的文化精英们一致的抵抗；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带领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越来越强调本土文化和本土价值，带来了宗教和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复兴；英语虽然越来越国际化，但更多的非西方知识分子在用英语讲述实际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观。文化的确出现本土化的趋势，在艺术领域，特别是在音乐领域，“西方”的概念早就模糊不清了，正像我们在武满彻或者谭盾的作品中所看见的，西方或东方的分野已经不足以说清楚它们的价值所在，用“现代”这个概念似乎更有效一些。 其实，音乐中的本土化、民族化是早在19世纪就开始的运动，在保罗·亨利·朗之前的时代，在他所谓的“主流”之外，就出现了德沃夏克、雅纳切克、格里格、“强力五人团”、巴托克、科达伊等等。20世纪音乐的本土化更明显，可以看成是19世纪运动的后续，而几乎每个成功的现代作曲家，我们都可以在他们的音乐上贴上本民族的标签，比如艾尔加、沃恩·威廉斯用英伦小调让音乐英国化，格什温、科普兰用黑人爵士让音乐美国化，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更突出俄罗斯化，梅西安、布莱兹更为法国化……如果非要抱守着谨严的“西方音乐”中心传统，那么所有这些现代人物全都在做着“分散”权力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树立传统之外的新的传统。然而，没有一本音乐史会认为他们是冲突的，他们共同存在于“现代音乐”这个大的范畴里面，而这个范畴到现在仍在不断吸纳新的文化的介入。20世纪音乐的主题之一是现代主义，但“现代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它改变的对象是古典主义的传统权力中心。“主流”衰落之后，景象反而更加繁荣。这个道理就如同美国社会之所以繁荣一样。突出本民族特征并不是突出横向地缘间“文化”的对抗，而是突出纵向时间上“权力中心”的分散转移，在共同改变“传统中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是在融合的。 说到底，我们在现代音乐发展趋势中看到的更多是西方文明内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不断认同（这种认同并不妨碍它们对于其他文化的宽容和吸收）、改变原有的音乐传统；而不是对“西方”文明整体的认同和强化，也不是以本族文化为本位，做将本土文化普世化的努力。（我在“努力”这个词上提请注意。） 可以看到，文化本身并没有冲突，冲突的是“权力”。同时，也只有将“本民族文化的控制权力”等同于“本民族文化”的人，才会对权力中心的分散大惊小怪，才会首先认为文化是冲突的。当然，这样说并不特指亨廷顿，很多对本民族文化抱有狭隘的本位主义见解的人都会如此。事实上，把西方文明视为洪水猛兽，拒绝任何吸纳接受；把本土化民族化仅仅理解为外沿上的“非西方化”、而不从本族文化的内含和核心出发进行再创造的人（可以称之为“反西方原教旨主义者”），远比西方人来的激烈得多。 最后讲些题外话。“9·11”恐怖袭击之后，很多人认为“文明冲突”应验了，不过亨廷顿本人不（不敢、不愿）如此声称，我认为他是惧于“政治不正确”的考虑。几天前听一位在伊斯兰世界学习、工作多年的美国外交官讲座，他也不同意文明冲突的说法。他讲座的主题可概括为“为什么伊斯兰极端分子如此仇恨美国”，其中对一个词的释义颇让听者长知识。JIHAD，在英语和汉语中，通常被理解为“HOLY WAR”（圣战），但实际它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相当于“Effort”（努力），指努力去弘扬伊斯兰教倡导的生活态度和教义。JIHAD通常行为是倡导、宣传，在遭到入侵时是保卫。而极端分子以JIHAD之名进行外向性的恐怖袭击，这就强制性地将自己的极端信仰推广成普世信仰，把自己的信仰当成了封闭的、完美的，并对其他文明毫无宽容。其“努力”的对象不在自己，而在他人。我所得到的启示是：每种文化，其对自身核心精神和概念的考察、理解至关重要，而发扬这种文化，要从发掘自身的内涵入手，如果理解极端化、努力点转到别人身上，那麻烦就大了。 1 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635—636。贵州人民出版社 2 同上，638。 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秩序的重建》，75—77。新华出版社 （西西弗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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