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1-12-16 20:40:0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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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消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刚参加完赵群力先生的遗体告别，便从浙江温州赶到北京。步履匆匆的他9月6日在凤凰会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把采访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记者：听说您与赵群力是挚交，请您谈谈您对他的认识。
刘长乐：群力离开我们已经两天的时间了。当天中午我接到电话，晚上赶赴温州，昨天群力正式火化，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无法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我的心情有一些平抚，我也愿意跟大家谈谈关于我对群力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赵群力先生，我们认为他是到目前为止华语电视媒体中独一无二，具有航空和摄影两者兼备的优秀摄影家。之所以称他为"家"，就在于他的追求和造诣都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的飞行技术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尽管是轻型飞机，但是对这种超轻型飞机的驾驭，我认为他是上乘的。
他本人从小就爱好摄影，从照相摄影到电视摄影，包括电影摄影。他在学电视之前，用的是摄影机，16毫米的摄影机，他对摄影是非常热爱和喜欢。航空与摄影这两个事业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用自己独特的视野，就是用飞的视野观察生活和大自然，独一无二的优秀的航空摄影家。
我们现在有时间看到他的作品时，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作品应该说具有世界水平。有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可能从航空摄影角度还可以挑出一些瑕疵，我个人认为正因为超低空飞行带来非常独特的视觉享受而带来非常独特的群力风格，这样的风格对我们来讲非常难得。赵群力本人是一个航空摄影家，是一个优秀的航空摄影家，同时又是非常杰出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从事新闻事业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用窦文涛的话说是老前辈，尽管他本人心态比较年轻，但我觉得这样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表现出来的精神和风范更值得我们学习。
我本人不大愿意谈我过去的一些事情，但是为了缅怀群力走过的非常坎坷，非常艰辛，也是非常辉煌的人生历程，我愿意把我和群力之间38年的友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父亲是1964年调到甘肃兰州工作，当年我们同住在甘肃省委大院，这里荟萃了一些省里的领导。我们家的院跟他们家院比较近，从那时开始我就认识了群力，他比我大一岁，他是1950年出生的，但我们从小在一起有非常多的共同点，非常多共同的追求。令人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忘却，惊心动魄的时代。1966年，我和赵群力以及几个同学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的红卫兵，当时有人称为我们是保皇派。在文革的动荡中，我们的父辈都已经被打成黑帮，遇到很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在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从所谓"红五类"变成"黑五类"的一批人。后来我们开始瞄准一些方向，开始大串联，和当年的红卫兵一样想步行走长征的路线，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分队从井冈山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到延安。因为在路上的时候接到学校的通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通知不允许进行长征串联，要求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他是初三，我是初二，他在兰州一中，我在师大附中。我们只好从武汉停止了向井冈山的进发，从武汉坐船，那是一种驳子船，就是大家睡通铺在底舱，你挨我，我挨着你。经过长江三峡到重庆，在重庆又发生了武斗，我们亲眼目睹了那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武斗，又从武斗现场赶到成都，从成都返程的路上他和我另外一个朋友薛铁伦，因为当时我接到学校勒令，让我立即返回学校，我们班要批判以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我必须要返回学校，不能继续走下去。但是他们两个人下决心要走一段长征路，要代表我们几个人一起走下去。于是他们两个人从甘肃武山下火车，向腊子口进发。他们两个打着绑腿，举着我们红卫兵的红旗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腊子口。据他们回顾，当时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就他们两个人，他们带着一个八块钱买的华山照相机纪录下非常生动的有意义的照片，我相信群力还保存着当时的照片，如果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下。后来他们两个人从腊子口去了雪山，爬了大概十公里的路，这个雪山当时是齐腰深的雪，他们冒着鹅毛大雪，在眼看要被雪埋没的情况下走回腊子口，又走回兰州，当时他们是16岁啊。
他从小就有一种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我们当时有一些共同的想法，虽然当时年纪比较小，又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非常迷惘，但在我们这个小小团体、组织里，大家家里都有一些藏书，幸存的书成为我们抢手的宠物，我们一起看书，听一些残存不多的世界名曲唱片。我们经常在黄河边的长堤上畅谈到深夜，甚至黎明。有时两个人就睡在一个被窝里，我睡他家，或者他睡我家，一起憧憬未来。尽管当时非常困难，但我们觉得应该不气馁，用自己顽强的学习，补偿追回我们失掉的时间和损失。
他当时的爱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航空，当时没有什么钱，父母的工资都被扣掉了，连自来水都没有，我们每天拉着水车到门口统一的水站打水，这样的日子，你们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群力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订了由中国科技情报所编撰和翻译的日本的《航空年鉴》，这在当时情况下并不算贵，但对我们非常昂贵。《航空年鉴》是影印黑白的，他拿到以后，非常兴奋的跑到我们家，一架飞机，一架飞机的跟我讲解。我本人对飞机并不是特别爱好，但是他说我就听。他对飞机的爱好和描述是非常生动的。我记得他做了一个飞机模型，他妹妹不小心把翅膀折断了，他怒不可遏，追打他的妹妹，当然这是不礼貌的，但也反映出他从小对航空的爱好。
正因为他有这样执著的追求，并且从小锤炼奋斗和探寻的感觉，使他有以后这样的成就。我们当时共同非常喜欢的书，是一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部小说《船长与大卫》，这本书里有句非常好的名言，我们都视为座右铭，就是：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一生也是按照这样的格言来实现自己的诺言，实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
后来67年的时候，他的家庭更困难了，他的父亲被当时的造反派组织通缉了，他的父亲藏匿到山西，他父亲也是一个老革命，周恩来时期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的副秘书长，他藏匿在山西老家时，我坐火车辗转很多站跑到山西解州，这是关公的老家。我当时坐火车步行三十多里路到他家里找他。赵群力在家里干活，在干农村的活儿，我在田里找到他，一起住了几天，大家又一起回顾不在一起时的日子大家怎么过来的。我注意到在他床头仍然放着过去的那些完全斑驳了的航空年鉴。在那样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有这样执著的追求。后来我走了，告别时他用自行车驮着我，他驮我一段，我驮他一段到火车站。后来群力父亲被抓起来了，历时从67年大概到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那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在这期间，赵群力到甘肃高台县插队，我也跑去看过他，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是拉着一个在甘肃叫架子车，就是一种平板车，在地里干活，浑身上下都是土，我跟他一起，拉完以后，因为风沙大，鼻子，脸哪儿都是土，他就非常乐观地开玩笑跟我说，他说队长跟我说，当我们这种农民一年要吃一车的土。他还非常乐观。他跟黄土高原，他跟河西走廊，他跟西北的荒漠戈壁就这样结下了这样的不解之缘。在以后从事新闻的生涯中，他仍然酷爱这种大自然，酷爱西部的这样一种大山，大水。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群力本人身上完全看不出我们所说的高干子弟，或者家室比较丰厚的人的感觉。
他们家兄弟五个人，他是老大，父亲，母亲都被抓起来了，他在16岁的时候担当了家长的职责，非常不容易，他妹妹当时非常小，也就5、6岁。这些年就是这样一步步的走过来。
1972年，群力有幸从农村招工到甘肃农具厂，就是生产三轮车的厂子当工人。我本人也是经历了从五七干校到工厂的经历，我在兰州制药厂当学徒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经历中我们仍没有忘记学习，仍没有忘了有朝一日有可能干大事，有可能会实现我们的追求和理想。这种追求和理想是什么呢？当时我们非常模糊，但我们记得《船长与大卫》中和另外一句格言，就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也是我们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做一个对得起生活，对得起人生的人。群力实现了这样的诺言，他仍然在追求着，所以尽管他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插队时间，当工人的时间，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
他大约在1976或77年进入了甘肃工业大学学习，从甘肃工业大学毕业后到了甘肃电视台，正因为他前面有这样丰厚的阅历，塑造了非常坚毅的性格，使他能在记者生涯，和航空事业联系在一起中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他曾经只身飞跃河西走廊，他曾经从乌鲁木齐驾飞机一直到哈尔滨进行空中采访。当然他跟我们穿越风沙线的队伍一直飞越风沙线，等等，飞遍祖国的三山五岳，大概三千个起落架次，他拍摄的东西，都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以后的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独特的视觉享受。
记者：在凤凰创业这五年的经历当中，您觉得群力的敬业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凤凰的精神？
刘长乐：我本人和群力是莫逆之交，当然我们也是凤凰卫视这样的大家庭中非常好的同事。他本人也担任了凤凰中文台的副台长，是在凤凰高层管理机构中担当着非常繁重的管理业务。
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张汀老先生曾给我写过一个横幅，他写了四个字"植桐引凤"。我本人看法是，凤凰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让所有愿意施展自己才干的人到这个舞台尽情发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赵群力毅然选择到凤凰工作，我想他也是奔着这样的舞台来的，他愿意到这个舞台，为自己的理想更加自由，更加奔放的飞翔。
他到凤凰以后，我觉得他创作的激情和创作的感觉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嘉峪关上空拍摄车队进入嘉峪关的镜头，当时车队的同志已经冻得不行了，地面都已零下27度，这个小飞机没有遮拦，他所有的取暖装备就是一件皮夹克，当时在空中的温度非常寒冷，这样的情况下他一次次飞跃嘉峪关，人下来都到了冻僵的状态。后来在《穿越风沙线》的拍摄过程中，跨度大，时间比较紧，他在整个的采访中，为这部片子，为人们认识环境的重要，我们要呵护一个好环境的必要性，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视觉根据。
在申奥车队的采访中，亚洲博螯论坛的采访中，以及这次《寻找远去的家园》的采访中，他用一次比一次精湛的技艺展现航空摄影的高超技术。任何一个地面摄影师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人和生活，但是在空中无论什么角度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他并没有拘泥于单纯从空中鸟瞰的感觉，他变化各种机位去研究，琢磨，每次拍完以后他都非常兴奋，甚至像小孩一样希望大家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拍到的东西，跟他分享这样的愉悦和快感。这就是凤凰精神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为了自己事业去尽情的、全身心的投入。
我曾经在温州说过，在《寻找远去的家园》这样的题材中体现了我们的追求，就是在一种比较浮躁的电视环境中怎么保证我们的文化含量，文化信息量，让我们的观众不至于沉沦下去，这是非常重要。如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沉沦，拼命吸取各种养分学习，奋斗。在这样比较世俗，浮躁的电视现象中，比如一些娱乐性很强的东西，世俗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媒体的从业人员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一种沙龙状态，很享受，很EASY，很HAPPY，当然也有非常丰厚的回报，甚至有一些更加不光彩的交易等等，这样复杂的新闻沉沦现象，我觉得是我们从业人员特别需要警惕的。凤凰人不愿意在这样的沉沦中靠惯性活下去，我希望我们的从业人员能用自己不懈的追求，用自己深入的、坚韧不拔的采访，使得我们去挖掘生活的真谛。比如《穿越风沙线》、《千禧之旅》都是这样的选择。我们《千禧之旅》队伍从希腊出发经过11个国家到达北京，我们实际上探寻的是一条文化之旅，同样《寻找远去的家园》也是重新认识自然，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样的采访是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非常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的智慧。我觉得这方面的劳动，甚至危险是时刻和他伴随的，我想赵群力实现自己诺言中间就有这样的想法，包括他的亲人，当我们告诉他群力已经出事的噩耗后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因为群力已经出过无数次大事小情了，他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样极具冒险，极具危险的行当，他的家人和本人就有非常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和群力告别的时候，群力非常安详的躺在那里，我觉得他就像完成了一次非常繁重，艰巨的任务以后躺在那里休息一下。我记得小时候，我到群力家的时候他还没起床，群力的父亲隔着门叫他，群力，快起床，起来看太阳。后来到了凤凰以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大家就跟群力开玩笑说，群力，快起床，起来看凤凰。当群力躺在灵床上的时候，我心中也是在默默呼唤，群力，快起床，起来看凤凰。昨天我目送他的遗体进入火化车间的时候，我不禁失声喊出这句话，我觉得群力没有走，他的作品和人品都留给我们很多很多，我觉得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因为有群力这样的英雄而骄傲，自豪。
我们到美国，欧洲去过很多国家，我们看到很多海外大师的作品，我们羡慕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我今年去参加一次大的周年纪念活动，六位杰出的摄影师，探险家是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骄傲，这个频道也因为有这样优秀的摄影师，他们既是探险家，又是非常精湛，完美的创造者。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优秀电视从业名单中有了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就是赵群力。
中国过去的历史中也有过非常杰出的，像彭加木这样的科学家，探险家，他们用自己的实践，用自己辉煌的一生为我们写下了非常非常值得记忆，凝固的，完美的答案。当然我觉得赵群力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赵群力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林坑，我本人尽管腰已经受伤，但我颠簸了一路跑到林坑，一定要看看他怎么走的。林坑本来并不是拍摄的一个计划，因为这个小村落仅仅曝光让世人知道只有三个月的时间，目前为止只有温州电视台对他有过报道，赵群力他们发现了林坑村，他们觉得这个村的自然和古朴具有非常强烈的魅力和震撼力。所以赵群力本人先赶到林坑考察，当天晚上就在村里吃的饭，村长见到我以后非常激动，留着热泪说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者，不扰民，给我们留下一百元钱，我们没想的，没看过。他们把标准也许定得非常低，但就这样的标准反映出质朴的温州百姓对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有多么高的评价。
第二天他就去了林坑拍摄，拍摄时他在林坑上空盘旋了五圈，林坑非常小，到现在一百多个人，整个方圆没有多少，但是他为了把这个村子拍好，四周都是山，他拍摄了五圈，最后向村民招手告别，返程的路上他碰上了高压线。我非常非常愤怒的是我们有的所谓的记者发的东西说，他撞到高压是一个低级事故，我本人到现场考察，这个高压线是非常意外的，所有的高压线是顺江排列的，只有这个高压线是跨江而越，这种高压线从底下往上面完全看不到他的影子，因为比较细又比较高，距地面210米，在云中，雾中，更重要的是两边的竿子是完全在树木丛中，用望远镜或者什么方法都看不见这个竿子。当然严格说这是一种违章操作，我是这样认为的。华东民航局的安全检查局的小组到现场看过，他们认为赵群力的飞行完全符合条例，符合安全规范要求。我们目前对高压线的管理应该像国外一样，在三条线之间用大球把它控制起来，这样首先便于观察，即便有撞机事件出现的时候，如果有两条线相撞才形成短路，一条线不会短路，如果有保护措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赵群力在这次飞行中，为了追求更完美的拍摄而发生了意外。
他非常不幸，也是非常万幸的是他的这次拍摄《寻找远去家园》上古村落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拍摄完了以后，他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意外。我认为赵群力在他的人生和事业的最巅峰的状态，最完美的状态凝固了自己。这样的一种凝固，我认为对世人更全面的观察赵群力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记者：赵群力走了，他还有很多宿怨和梦想没有实现，那么今后还会不会有人来继承他？
刘长乐：关于赵群力遗愿这部分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但首先我们应该对群力的精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解。他不光是包括了一种不懈的，完美的追求他还非常自律，廉洁。老乡们讲的例子非常生动，我们所有跟群力一起生活过的人都有一个感觉，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仅需要在高官和各种家中需要体现这种廉洁和自律，在新闻从业人员中也特别要提倡这种自律和廉洁。赵群力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自律和廉洁的人。
赵航是他的儿子，放假期间跟他相处一个多月。我们找的赵航时才发现他变得黝黑黝黑，赵航本来是很白的，他跟赵群力在航拍组生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腿上全是伤，是在飞机上和采访过程中挂的彩。这个孩子马上要开课要离开的时候，跟爸爸说能不能坐飞机，他爸爸说，坐什么飞机，坐火车。他夫人说给孩子买个卧铺吧。群力说，不行，坐硬座。群力出事了当天，他（赵航）十点坐上火车，从温州到北京，群力是十二点多出事的。我们为了让他第一时间看到父亲，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南京分公司的人在南京半夜上火车截他，再送到温州来。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时是在蚌埠，他确实老老实实坐在硬座上。我们把孩子送到温州的时候，他也表现出出奇的坚强。
我们觉得在新世纪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有这样的品格，我希望凤凰人和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学到群力的真谛。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驾飞机，都在空中航拍，但我们应该学到他这种精神，让我们的时代多一些群力。
记者：群力在工作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情？
刘长乐：赵群力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怀念。比如他在邓小平的片子拍摄过程中，为了能把左、右江的镜头拍好，他试飞多少次，把机位调整多少次，一次次飞行，琢磨，最后飞机迫降于左右江旁边的沙滩上。他一丝不苟的精神还表现在对林坑村的采访，本来拍摄计划没有这个，但为了把林坑村距离十公里的地方拿下来，他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沿江，寻溪流而上，盘旋五圈再返回。这样执著的精神，我们现在很多记者全部采访行为都被接待单位安排好了，过去找一下就走人，能拿资料拿资料，能少拍就少拍，他完全不是这样，他一次次给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包括嘉峪关的拍摄，那么冷的情况下，他一次次从空中找最好的角度和速度，和车队最好的关系表现主题。我觉得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工作中体现得非常完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追求，他才能够有这样非常好的创作。
他有一个作品你可能看到了，他本人还具有非常好的美学概念。我们看到他在大兴安岭湖边上的拍摄，杜宪访问时，他说跟天鹅比翼齐飞的镜头多么美呀。昨天我们又回顾了一下这个镜头，他还特别提到跟小天鹅一起飞翔时，他不愿意惊扰它，他说可以追上它，但怕累着它就在后面慢慢飞。湖面那么平静，那么蓝，小飞机还轻轻抖动着自己的身躯，用这样的感觉，好象他也变成了一种天鹅在飞翔。这样美学的追求也是非常的尽善尽美。
记者：能否给一个评价，就是群力对凤凰台，包括对中国电视业具体的贡献在哪里？
刘长乐：我觉得赵群力最大的好处是他用了一个凤凰人的视觉，凤凰本来就是飞的，他用了凤凰的视觉观察生活，观察大自然。这样的一个视觉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做到的，我们失去了群力，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谁是下一个赵群力，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我想中国电视界可能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不仅找不到一个把完美的航空技艺和摄影技巧结合在一起的人，更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能够孜孜不倦，百折不挠追求自己职业上的享受，职业上价值的体现的一个人，这样的人现在太难找了。
问：在飞行与电视两者中，群力先生两者都做得非常优秀，有人说他是飞行人，有人说他是电视人，您觉得他哪点做得更加优秀，还是两者统一到非常完美的境界了。
刘长乐：从成就上讲，是体现在摄影上，电视上，但是这种体现是通过航空的手段表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应该是一个电视人，是一个航空的电视人。
记者：群力先生的出事无疑是电视界的损失，凤凰今后是否会引进相关的人才，比如实现群力先生航拍部的梦想能否实现。
刘长乐：最终目标我们的航拍部一定要成立，但是目前为止用轻型飞机的拍摄阶段目前短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人给我们提出建议，比如说用非常好的滑翔伞，比较安全的东西去表现，但是目前为止驾驭滑翔伞很好的人并不懂拍摄，也可能我们会走一条更加安全，更加保险的拍摄，就是引进直升飞机拍摄，凤凰自己购买直升飞机来进行拍摄，但这也很难做到完美的协调，因为飞机驾驶员未必是很好的摄影师，这是非常微妙的，就像在地面懂摄影，不见得像所有摄影师一样都能拍到很好的照片。但我觉得作为航拍从空中鸟瞰大地，鸟瞰人类的生活现象是凤凰追求的目标，也是所有电视观众对于我们的一种苛求。我觉得凤凰一定会尽自己的努力在这方面不使群众失望，不使群力先生的遗愿无人能够得到补偿。
问：回过头来看，您认为我们最应该记住群力先生哪点？
刘长乐：我觉得还是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问：以您对群力先生的了解，如果群力先生其是第二次生命，他还会选择飞行，选择航拍这项事业吗？
刘长乐：那是毫无疑问的，他一定还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么执著的一个人。他的母亲在我们报告了这个的噩耗以后，她不感到意外。她说，十年前，飞机就扎到麦田里，距离我只有十几米远，完全目睹了这样的情况。他的这种和危险角逐，和危险相伴，和危险抗衡的心态始终和他的飞行，和他的事业伴随在一起。所以不管他有没有第二次的生命，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他一定还会选择飞行，还是航空事业。
记者：您感觉群力先生的一生非常的辉煌和灿烂，您觉得苦吗？
刘长乐：他的生活非常苦，他是非常清贫，非常艰苦，艰辛的人生旅途，但我觉得他有自找苦吃，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未必是苦行僧似的一种情操，一种人生哲学。我讲，他从16岁时就和另外一个人只身到了雪山。他到雪山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到雪山以后是穿单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现在16岁的孩子谁敢冒这个险，别说到雪山，到腊子口。就是只身一个人到山西，或者哪个地方的农村都不见得愿意，何况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记者：他在苦中也体会到最大的幸福。
刘长乐：这是他的一种哲学，他在艾丁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当他走完以后，别人见到他都大骂，愤怒到大骂说你把我们吓死了，他却淡淡笑了笑说，没什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到北戴河去过一次，当时大家都没有钱，我们开玩笑说反正坐火车也不要钱，后来坐火车返回北京时，他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最后走的时候他拿了一包点心晃晃悠悠地过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苦苦哀求司机和售票员等他，最后他终于出现了，他上车以后，我就骂他，他也是一笑置之。当天晚上我们没有赶上火车就坐了敞篷的拉沙子的火车，又冻又饿，最后他把点心拿出来，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四块点心，是千层饼那种点心，他说你看，我虽然晚了，但我买了点心给大家帮上忙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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