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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1911_a1911(帽子) 整理人: topjump(2001-12-13 18:45:38), 站内信件 |
| 在悉尼奥运会上，我们中国代表团一共夺得了28枚金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我和大家一样，为我们取得那么夺金牌感到欢欣鼓舞，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为一名自行车运动员，我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场地500米计时赛的铜牌。这与代表团所获得的28枚金牌相比，一枚铜牌也许算不上什么。但是这枚铜牌对于我、对于我们自行车运动员、甚至中国自行车界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中国曾有一个很难言说的尴尬：从没在奥运会自行车比赛中获得过奖牌。虽然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都有自行车选手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但没有一枚奖牌入帐的尴尬现实，使中国无奈地被定位为"自行车大国，但远非自行车运动的强国"。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项竞技体育运动比自行车更普及，骑车达上亿人，那为什么这个"自行车王国"就从来没有一名运动员能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呢？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向当时的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自行车队就是在这种非常严峻的大环境下，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一届又一届地备战奥运会，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奖牌，一次又一次地与奖牌失之交臂。我觉得我有责任改写这段历史。今年初，我在训练日记里写下了："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但是中国是自行车骑得最慢的国家，我要是在悉尼跑好了，至少有的人可以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9月16日晚，悉尼市邓克·格雷赛车馆灯光闪亮。首次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女子场地500米计时赛作为自行车项目开赛的第一枚金牌而使观众爆满。来自12个国家的17名运动员参加角逐，我作为去年世界锦标赛银牌得主排在倒数第2位出发。然而比赛的竞争之激烈超出赛前的预想。当第六个出发的队友王艳骑出35"013的个人最好成绩后，澳大利亚的米切尔异军突起。这位两年前落在中国选手背后、最好成绩仅35"23的选手，在自己的国家比赛，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在澳大利亚观众从头到尾 耳欲聋的助威声中，她居然跑出了34"696的惊人佳绩！35秒被自行车界视为一道难关，此前世界上只有法国的菲丽西亚和我能骑进35"大关，可谓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轮到我上场了，作为一名女运动员，我当时正处在生理周期，体能情况不是很好，但我是带着我们自行车界几代运动员的心愿来的，奥运会4年一届，这个拼搏的机会我决不能放过。我的教练李红新在我出发前嘱咐我，要自我控制好节奏，他还到赛场边嘱咐前来观战的中国人和中国记者，在我比赛时跟着他一起为我大声喊"加起来，加起来"，说实在的，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和中国记者并不很多，他们的喊声也许没有澳大利亚观众为他们自己的选手助威时那么大，但比赛当中的我听到了，在异地他乡，在竞争激烈的奥运会赛场上，听到我熟悉的教练的喊声，听到我熟悉的中国人的加油声，我能感到我是肩负着我们中国自行车运动员的责任在骑，肩负着我们中国人的希望在骑，我拼尽全力，终于骑出了34"768的成绩，比我原来的最好成绩提高了0.101秒。获得了中国自行车奥运史上第一枚铜牌奖。 由于高强度的比赛和超常的体力付出，在比赛后我经不住呕吐了起来。这时，医生陈进将一面早已准备好了的五星红旗递了过来，我看到国旗，顾不得头晕、呕吐，跨上心爱的座骑，手持鲜艳的五星红旗绕场骑行一周。国旗在骑行中上下飞舞，带给我无比的欢乐，全场的观众也给予我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我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 当我终于站在了奥运会的领奖台上时，终于在胸前挂上了一枚奖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尽管这只是第三名，尽管这只是枚铜牌，可实在是来之不易、实在是太沉重了。它的上面寄托了我们中国几代自行车人的梦想的情思，也凝聚了无数自行车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心血。 .. 大家都知道，自行车运动是欧美非常流行的一项运动，他们在这项运动上保持了多年的优势。与他们相比，我们中国的自行车运动开展时间短，运动水平也有着差距。但是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教练员，运动员，用他们的汗水换取着我们运动水平的逐步提高。 就说我的教练李红新吧，他今年已经57岁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把运动的好手，长跑、游泳、冰上、攀岩都玩，跟毛德镇还练过中长跑，有意思的是李红新80年代还带过王军霞训练一个月。1965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参加了一次自行车比赛，连超了3个省队的队员，于是他开始往这方面发展，直到1982年进了大连自行车队当教练。1985年，李教练就酝酿出5至8年率中国女子自行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长远规划。 我们大连队建队初期，李红心克服了经费、器材短缺等重重困难，愣是把大连女队给建了起来。在当时大连的人民体育场的看台下找了间房作为运动员宿舍，十几个女孩子挤在一起；小队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了让她们吃好，李教练自己舍不得吃，却经常拿自己的钱为我们这些小队员买吃的，改善伙食。自行车器材价格昂贵，我们队的赛车是李教练东借西凑弄来的，甚至2～3个运动员使用一部赛车。参加全国比赛时，常常是前一名运动员刚比完赛，李教练就要立即为下一名参赛队员接着使用调整赛车车座、车把，更换车轮。 在家里，李红心教练是一位大孝子。然而为了自行车事业，李红心长年带队到外地训练，很少顾及家里的事。李教练对我们这些运动员非常关心，要是有谁生了病，他会到处联系医院治疗，运动员住了医院，他会到医院里去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但他自己的女儿生病，给他打电话说想让他回家照看时，他却对女儿说训练太忙，实在离不开，他的女儿生气地对他说，你就知道你的自行车，就知道你的队员，将来你老了，病了，就让你的自行车给你治吧，就让你的队员管你吧。1997年李教练的父亲去世，那时李教练和我们正在澳大利亚参加世界杯赛，他的老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嘱咐家人，要求家人不要影响红心训练，"他是干大事业的，希望他将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升起来"。那次世界杯，我和王艳分别获得500米计时赛和记分赛的冠军。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在自行车馆内，两面五星红旗升起。李红心那时热泪盈眶，我们知道，他那时一方面是为我们夺得了冠军而激动，另一方面是用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 在世界杯上取得了金牌，我们李教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在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取一枚奖牌。李教练是个敢于挑战的人。在1998年召开的全国自行车训练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发问省市教练，"中国这么一个自行车大国，怎么在奥运会上就拿不到奖牌？"在沉默了数秒钟后，一个身影"嗖"地站起来："怎么拿不到？近几年就能拿到！"他就是我的教练――李红心。此时此景，袁伟民激动地说："我就需要这样的教练，你连想都不敢想还拿什么奖牌？"。李教练说到做到，1999年4月他就与国家体育总局自摩中心签约承包奥运女子自行车比赛奖牌。 这就是我们的教练，身高不到1米70，体重只有64公斤。而正是他用那瘦小的身躯，支撑起中国自行车运动新的天地，托起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而在我们中国自行车界，不知道有多少李教练这样的教练。有这样的教练带着我们，我们当运动员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刻苦训练，不为我们中国自行车运动水平的提高而努力奋斗。 我们同样有无数的运动员在为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崛起在拼搏着，就拿我的队友王艳来说吧，她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了500米计时赛的第四名。可她的这个成绩夺来是多么不容易啊。王艳是我的师姐，早在1988年她就在全国比赛上脱颖而出，1995年她夺得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杯赛女子争先赛冠军，那还是我们中国自行车选手第一次在世界级比赛中夺得冠军，她也曾两次参加过奥运会，为实现奖牌的突破奋斗过。到悉尼奥运会再一次冲击奖牌是她心中强烈的愿望。但是，1997年全国八运会后的一次比赛中，王艳竟然感到控制不住车把，而且她的训练水平也一落千丈，脸色难看，左眼皮经常耷拉下来。李教练就带着她从大连到北京肿瘤医院做全面检查，CT做完之后的结果是她的左心室有一个手掌大的肿块，压迫了肺叶导致呼吸不畅，肿块分泌的一种物质也使神经系统不能正常支配动作造成肌无力，所以训练一上强度就身体不适。最终的处置办法是必须进行开膛手术。1998年3月王艳在北京做了开胸手术，医生从她心脏边上取出的那个15×7×1.5厘米大肿块。 大夫告诉她，肿块是取出来了，但是可能会有并发症，而且造成肌无力的细胞在5年之内才会完全消失。应放弃运动生涯，一是很难再出成绩，二是剧烈运动对身体损害极大。但王艳对自行车运动的热爱，实在是不愿半途而废，因为奥运夺牌的心愿未了。术后第八天，王艳怕自己在病床上呆得太久，影响腿部肌肉的力量，就在她的母亲搀扶下下床，开始从医院的8楼走到1楼，又从1楼爬到8楼。从一天一趟，逐步增加到一天5、6趟。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所有人，包括医生、护士都被王艳和母亲这艰难的步履打动了。医生告诉王艳的母亲，这是他们从医以来从没有见到过的场景。为王艳"主刀"的北京肿瘤医院教授杨林激动地说："在我主刀的上千个病例中，王艳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伟大的奇迹。得这种病的人，能够生活自理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她却要从事高强度的自行车竞技。" 据当时王艳住院14病区的护士长都兴琴回忆：手术前"我们破例允许她把自行车练习器搬到病房，直到手术前的最后一天，王艳还在练习，我们都非常感动。"同院的一些癌症病友在王艳的精神的感召下，增强了克服病痛的勇气，增添了生活的信念。 美国有位自行车运动员叫阿姆斯特朗，他是两次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1996年奥运会之后被诊断患有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包括脑部。他接受了手术和化疗之后仅一年就重新回到了赛场上。今年8月29日，他在法国尼斯训练的时候，同一辆小汽车撞在了一起。X射线检查证实，他的颈椎骨破裂。但是，凭着顽强的毅力，阿姆斯特朗神奇般地站立起来，用自己那两条神奇的大腿到悉尼向奥运会挑战。 阿姆斯特朗表现了人的一种精神，而王艳用患过重症肌无力双腿战胜自我，用生命拼搏奥运。她是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为事业奋斗，她是我身边的英雄，是中国的阿姆斯特朗。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但为中国自行车在奥运会打翻身仗，也有许多无名英雄干为人梯，默默奉献着。为了保证训练质量，提高训练的实战性，山西省派出了4名男主力运动员：程鑫柱、李如伟、高进红、杨云生为我们做陪练。 陪练，谈似容易练时难。首先需要融洽，男、女选手本身存在性别和水平的差异，训练中难免要受点委屈，这些他们都能理解、克服了，而且通过共同训练建立相互信任和友谊；二是模仿对手要恰到好处。由于近几年我国男子自行车水平下降，出国比赛机会较少，对国外运动员的状况了解甚少。因此，教练员就像拍电影中的导演一样要反复讲解、布置，陪练质量不高，就得重来。从1999年初到奥运会代表团出发前夕，他们跟随国家队转战东西南北。本省的队员节假日都放假了，而他们则在外地为我们陪练。26岁的高进红是四个陪练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已经结婚成家。为了做好陪练就不能与妻子相厮守，家里还有因脑溢血瘫痪在家的老母亲。就是这样，为了奥运会上夺取奖牌，是大家的共同心愿，也有着大家的心血，山西的4名男队员，他们自己没有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在陪练中默默地当作人梯，就是想用自己的这一份付出，换来哪怕是一点点提高。如果说中国自行车运动水平是"阴盛阳衰"，那么在女运动员成功的背后，则有中国男运动员的一份功劳。 为了使训练有的放矢，自摩中心还专门组织了集运动生理、生化，运动心理、营养等学科人员组成的科技服务组。科研人员刘建华和贾岩长期跟队，每天为运动员做身体监测，为教练员的训练计划决策提供依据。 有李红新那样的教练精心指导，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默默奉献着。我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自己所吃的苦也是甜的。 当自行车运动员的确很苦。我14岁时被李红新教练选中进入大连女子自行车队。刚进队时，每天的训练量是5000米跑、4个50米冲刺跑、加上100米冲刺跑或200米冲刺跑，上午骑行训练50到60公里，下午还要跑5000米再加上跳台阶。因为训练太苦了，我也曾感到有点吃不消，也曾想打退堂鼓。是我那敬重的母亲对我说："半途而废，别人怎么看你"，"别人能干，你为什么就不能"。此后至今，我对李教练安排的训练说一不二。另一件令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1991年亚洲青年自行车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训练只两年、刚刚16岁的我获得了女子争先赛的亚军。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打了长途电话向母亲报喜，没想到的是电话线那头的母亲反过来问"为什么没拿第一？"从那以后，夺取冠军，也在我心中占据了牢牢的位置。 我经常说：要战胜对手，首先是要战胜自我。我今年25岁，和所有有所收获的运动员一样，生命中有一半是离开了家人在运动队里度过的。我也几经坎坷，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七年前的一次公路训练中一匹马惊了，我被重重地撞翻，造成锁骨粉碎性骨折，做了手术，也失去了参加全运会的机会。为了弥补受伤而影响的训练，我必须咬牙坚持大运动量大强度的训练。95年在一次大运动量课上由于用力过猛，手术后留在体内的钢针竟从肉里穿了出来，疼得我直冒冷汗，不得不送进医院进行第二次手术。一年后本以为平安无事，但总感觉锁骨处隐隐疼痛，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锁骨错位，又进行了第三次手术，并将胯骨上的一块骨头移植到锁骨上。每一次手术后都是痛苦的，但我都没有流过眼泪。每一次手术后我都坚持训练，骨折的伤痛没能使我失去为中国自行车运动争下一口气的一腔热血：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为什么不能在奥运会夺牌？！我想不通，也不服气。于是，我把法国人菲丽西亚·巴朗热曾创造出的世界纪录34"010写在了一张纸上，悄悄地装在钱包里。我要记住这个数字，我要瞄准这个数字。 李红心教练的有方调教下，我养成了场下拼命练，上场就拼命的训练比赛风格，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开始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17岁的我参加在希腊举行的世界青年自行车锦标赛，虽然我在女子争先赛中只获得第五名，但我的1公里计时赛成绩却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青年纪录。1993年6月，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世界青年自行车锦标赛上，国际自行车联盟决定设立场地自行车女子500米计时赛项目，我一马当先，以37"76首创了世界青年纪录。在去年的柏林世锦赛上她的500米计时赛成绩为34"869，垄断该项赛事的欧洲人惊呼：堡垒被中国人攻破了。当时我是地球上第二个骑进35秒的人。德国组委会破例请我出席只允许冠军参加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的提问，我说：中国迟早能拿奥运会冠军，中国毕竟是自行车大国，人们将会根据时间的推移改变对中国是世界上骑车最慢的国家的错误看法。我的回答引起了在场记者和听众长时间的掌声。 2000年我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高峰，5月莫斯科的世界杯比赛中，我战胜了法国名将巴朗热，夺得女子500米计时赛的冠军。但菲丽西亚不愧为世界名将，悉尼奥运，她骑出了34"140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澳大利亚选手费莉斯也骑出了34"696，我的成绩是34"768。然而，奥运会奖牌突破的愿望毕竟实现了。如果有人再要发出疑问"自行车，中国人行吗？"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回答，自行车，中国人一定能行。 对体育人而言，悉尼奥运会的闭幕时就已经意味着雅典奥运会的开始。我自己清醒的认识到，当走下领奖台，一切将从零开始。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四年后――夺取奥运会金牌。我们相信我，因为我热爱自行车："······当我骑上它时，那是我浪漫潇洒的一瞬间，我爱这一瞬间"。 我的教练李红新不止一次感叹，中国自行车运动真的是万事俱备只缺金牌，他渴望自己临近退休之年、在四年后的雅典，最好是八年后的北京（他梦想在北京）有更大的丰收。"在退休前，我一定要拿一块奥运奖牌！"李教练十年磨剑，只有金牌才能调起他的胃口。悉尼之前李教练如果喊出夺金的口号，世界都会莫名惊诧，而今天，没有人会怀疑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他用事实向世界作出了最有力的宣言。 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今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李红新教练，还有中国自行车界的有志之士，将目标定在了实现新的突破上，2004年、2008年······突破既然已经开始，一定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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