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adking()
整理人: KGB(2000-01-20 13:16:47), 站内信件
|
这世界变化慢
每一个中国人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所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变”字，这种变化甚至
连年轻人都会有落伍的感觉，它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以及审美情趣
上都在一天天地改变着。这一切的改变源于社会的两个动力：生产力和年轻人。
当这二者在社会的某一座标点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推动生活
方式改变的动力，从外在的言语、发型和行为到内在的心理变化，每时每刻都在
对我们这个悠久的传统造成一次次的冲击。年轻人在用各式各样的具体事物来向
人展示着他们的新一代标准：时髦打扮、早恋、同居、偶像崇拜、快餐、电子游
戏、锐舞、飙车……还有摇滚乐。
在摇滚乐对青少年的影响中，很多影响是来自西方摇滚乐而不是中国摇滚乐。因
为在我们回顾中国摇滚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却总要面对一种尴尬，在这个变化
剧烈的20年间，当服饰、俚语和爱情几乎每天都以一种新的方式“面世”时，所
谓带着前卫标志的摇滚却总是走得步履蹒跚，它总是被一次次的潮流所抛弃。摇
滚，就像当代文化路途上的路边石碑，他孤独地矗立在一旁，仅仅是一种标志，
而没有前进的资格。
常常听过很多来自摇滚人的抱怨：“我们没有机会。”这是一句很实在而又无力
的托词。事实上，在我们冷静地去回顾它的发展史，会发现，不是他们没有机会
，而是他们没有资格，这是由于不努力、不进取而丧失掉的资格。因而，从崔健
开始的中国摇滚到现在还是崔健，直到现在那些完全可以叫崔健“叔叔”的新一
代摇滚的崛起。
摇滚在这没有进步的十多年间，其实已出现了年龄断层，当十几岁的人和三十几
岁的人听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时，就已开始了中国摇滚的危机与裂变，这一结果
终于在1998年显露出来。当“唐朝”乐队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十几岁的“花儿”乐
队赞不绝口时，恰如当年唐明皇听到“渔阳鼙鼓动地来”一样，“花儿们”正扮
演着“唐朝们”的终结者的角色。但是，这种迟早要到来的更新换代来却来的那
么晚。
断层从这里开始
中国摇滚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大龄的起点上，这和西方摇滚的Elvis Presley、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等在十几岁便走红有着很大不同，这并非中国摇滚
之错，而是在那个年代，比他们更小的人还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摇滚乐，而现在，
十几岁的“花儿”已经出专辑了。所以，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
出道的摇滚乐手们实际上已经错过了玩摇滚的年龄了，能有多少发展的潜力也只
能靠天分了。这种先天不足和后天不努力导致了大批摇滚乐手不是平庸地混下去
就是知趣地安静走开。而恰恰不幸的是，当这批快燃尽的摇滚干柴即将熄灭的时
候，魔岩又浇上了一桶汽油，结果是一时火光冲天，随即便灰飞烟灭。
这就是我们在1993年看到的短暂的中国摇滚告别地下走向地上的全部过程──它
仅仅持续了1年的时间。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新乐队出现，年
龄也越来越低，这期间也有一些商人或好事者试图在他们身上掀起一股潮流，但
均未以失败告终。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捉摸的谜，在外部条件比过去好得多的前提
下，为什么1993年到1996年期间没有出现一个戳得住的人呢？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批本来年龄结构就不合理人更不具备摇滚的天分和潜力，他们除了模仿之外没
有自己的东西。而且更要命的是，这期间国外的摇滚资讯一古脑地涌进来，这些
本来就不天才的人都把那些摇滚天才当成模仿对象，可他们全选错了。
看来，即便是模仿，也要有一个消化（笑话）过程。
地下、地上的两次轮回
现在要谈谈时下的北京摇滚新浪潮了，在这次北京新声奏响之前，颜峻曾在兰州
试图用事实证明北京之外的摇滚势力，结果未遂。其实颜峻和他的伙伴们试图冲
击的北京摇滚在当时已是苟延残喘，但是颜峻们没有料到的是，在他们远在兰州
策划那场汇集北京之外的各地摇滚精英的“起义”时，在北京的地下同样在酝酿
着一场“起义”──孕育了几年的北京的地下摇滚，即将以一种新姿态浮出海面
。
谈到北京的地下摇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很多人看来，这两个阶段地下摇滚
的含义也不尽相同。第一阶段的地下摇滚，一般是指1993年以前，摇滚之所以称
为“地下”，是因为在当时的外部环境下，摇滚还受到一些限制，比如来自官方
的误解与限制，比如没有出版专辑和公开演出的机会等等，他们只能局限在一个
小圈子里──一些俱乐部或酒吧的Party上。因此才会出现1993年的告别地下的最
后的摇滚Party演出。第一阶段的地下摇滚更多地被涂上一种社会的、政治的色彩
，随着这批地下摇滚的骨干纷纷出版自己的专辑，相对的地下摇滚活动也少了，
那些好不容易走向地上的摇滚乐手似乎不愿再走回地下，他们要寻找更广阔的施
展空间，其结果是出来一批“中国火”和“摇滚北京”系列。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第二阶段的北京地下摇滚。在时隔两年多之后，北京摇滚再
次以地下姿态出现，而这一次，已没有了当初的政治色彩，而是更趋于一种正常
的“步骤”，新组建的乐队要经过地下的磨练才能逐步成熟、让名气从地下的小
圈子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大圈子中。这也是西方摇滚乐手成长的必经之路。在第二
阶段的地下摇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提到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简巍，当时作
为“麦田守望者”经纪人的简巍，在上大学时，便把学校当成一个地下音乐的排
练场，在当时校园民谣风行的时候，他曾搞过多次演出，他在当时不仅给一个叫
贾南的校园歌手很大帮助，而且发现了“麦田守望者”。他很敏感地从音乐尚显
稚嫩的“麦田守望者”身上发现了与其他北京摇滚的不同之处，在他试图把他们
推向更高一步时，他自然不自然地选择了久违的地下Party。
1995年7月，在北京南城的丰泽园饭店的“龙虎钢琴酒吧”，简巍搞了第一个地下
摇滚Party，当时参加演出的有“麦田守望者”和“熵”等乐队。20多天后，在中
国科技馆的“大球”内，简巍与另一个朋友共同策划了一场更有影响的Party,参
加的乐队有“苍蝇”、“麦田守望者”、“紫环”、“熵”和“战斧”。这两次
Party中，不仅“苍蝇”和“麦田守望者”最终出来了，而且许多地下摇滚乐对在
这里找到了生存的空间，这也为几年后的“北京新声”打下了伏笔。之后，在简
巍的联络下，“麦田守望者”成了三里屯Poachers酒吧的常客，当时常在这个酒
吧演出的还有“鲍家街43号”和“红桃5”。
在此期间的地下摇滚中，类似“麦田守望者”这样的风格并不明显，更多的乐队
仍然是延续以往的北京摇滚风格，直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忙蜂”酒吧接纳摇滚
乐队开始，也就是在1996年底到1997年初这段期间，北京地下摇滚第一次出现风
格上的分化，出现了朋克和重金属并存的现象。在此之前，北京的朋克乐队并不
多，“穴位”算是较早的一支，之后，出过几首单曲的“子曰”也一度被归到朋
克类中，后来更接近朋克的是“地下婴儿”、“苍蝇”和“麦田守望者”，虽然
“地下婴儿”组建的时间比“麦田守望者”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太多的举动，
直到《中国火》（2）中收录他们的《一个样》之后才被更多的人知晓。
一些零零散散的Party成为当时朋克乐队的展示舞台，在北京海淀区的“大西”俱
乐部，“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金属车间的加工师傅”（即后来的“
新裤子”）曾同台亮相。1997年冬，在“年华”酒吧还搞过“朋克之夜”，当时
参加演出的有“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和“69”等乐队。随后，北京的地
下朋克也分化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在“忙蜂”，另一个在五道口的“嚎叫”。
提到“忙蜂”，就要提到另一个重要人物付冲。现在已成为“新蜂”音乐公司经
理同时又是“花儿”乐队的经纪人的付冲的经历似乎更具有这个时代摇滚青年的
特征，很多人是在北京东单的中图门口认识他的，因为他那时一直在中途门口贩
卖打口带，当“麦田守望者”出道时，付冲仍然在卖打口带，后来他去了麦田音
乐公司当了企宣。在1998年2月，付冲开始在“忙蜂”搞Party,并一度把“忙蜂”
的摇滚搞得热火朝天，就是在这个酒吧里，付冲遇到了“花儿”，并迅速地与之
签约，当他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他还在做企宣。
付冲在“忙蜂”搞的第一次Party，参加的乐队有“铁苹果”、“无信仰宝贝”、
“迷糊宝贝”（即后来的“花儿”）、“诱导社”等。付冲说：“有些乐队露一
次面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付冲接管“忙蜂”的Party之后，把眼光盯在那些刚
刚组建的乐队身上，任何新乐队都可以到这里展示自己的音乐。在付冲的梦想中
，他希望“忙峰”能成为中国的CBGB，能希望看到中国的朋克之火经他的手点燃
，但是，想成为中国的CBGB的梦想随着“忙蜂”开始收门票而宣告终结，付冲不
想靠门票的提成而获得经济上的满足，他还有更多的计划。于是，他带着“花儿
”离开了“忙蜂”，组建了自己的“新蜂”。当“花儿”人气渐盛，受到来自各
方的好评，内行人也一眼看出了这3个比吉他高不了多少的孩子的在音乐和商业上
的潜质，似乎都在惋惜为何自己没有把“花儿”摘到手。其实，那些从来不去酒
吧看演出的制作人、音乐公司老板或工作人员即便你把“花儿”送到他们眼前，
他们也什么都看不出来。像付冲这样的人在北京并不多，他一直在关注地下音乐
，即便在他卖打口带的时候。
而“嚎叫”则更像70年代伦敦牛津街的“100俱乐部”，这里面有几支留着奇形怪
状发型死磕的朋克乐队，也有一群死党的朋克迷出入。对于这里的朋克现象，还
得从“地下婴儿”说起，正是“地下婴儿”才繁衍出另外几支朋克乐队。先是“
地下婴儿”的鼓手高阳组建了“69”，并在其中担任鼓手，之后他又组建了“脑
拙”，并弹贝司。之后又有几个常出没“嚎叫”的人组建了“无政府主义男孩”
。这几支极端的乐队再加上常有“NO”和“苍蝇”的助阵，一时间把“嚎叫”搞
得十分热闹。但遗憾的是，毕竟只有一小部分朋克死党光顾“嚎叫”，酒吧的经
营常常入不敷出，刚刚进入1999年，“嚎叫”便关门停业。在某种程度上，这似
乎在暗示着死党朋克在中国的未来。
“嚎叫”的朋克在短暂的时间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确切地讲，他们带来了一种
形式，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染着各种颜色的鸡冠式发型、刻意标榜以至有些虚
假的朋克言行、混乱不清的音乐以及海内外各种媒体的猎奇纪录──这是一场形
式主义陈列的闹剧。年轻的冲动有时是可爱的，有时是可笑的。他们好像生不逢
时，在他们单纯的言行背后隐藏着对金钱与名利的渴望，但他们没有像“新裤子
”那样具有商业上的可操作性，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妥协时，一切便过早地结束
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还会重拾未尽的梦想，聪明地做出选择，删去那些可
能引起麻烦的歌词，向商人们送去一缕秋波，以证明自己在商业上的潜力。除此
之外，别无选择。在商业社会中，人们总是错误地希望看到一种纯粹的东西出现
，但这不可能，就像当年The Sex Pistols、The Clash变成一种商业游戏一样─
─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一种纯粹付出代价。
但无论如何，“忙蜂”和“嚎叫”以及一系列地下Party在近两年间为地下音乐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们看了北京摇滚在变化，在变化中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今
天我们为什么能看到“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花儿”和“新裤子”的
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强调北京的朋克摇滚，不仅仅是上述的几支乐队为北京的摇滚带来
了新的气息和方向，冲刷和荡涤着以往北京摇滚的腐朽与没落，更重要的是，他
们用自己的音乐宣布着更年轻一代青年头脑中模糊的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也
许它还处于混沌、混乱和矛盾的状态，但这无所谓，关键是摇滚的历史要继续写
下去。
上帝拯救北京朋克？
一场不大不小的朋克波澜在北京掀起。这是北京摇滚继重金属之后又一种“扎堆
”的音乐风格。那么，北京为什么会出现这股朋克而不是别的潮流呢？当我们探
讨这一问题时，会发现有很多导致朋克现形的因素是很有趣的。
在谈及北京朋克时，你可能会想起70年代中期的英国朋克运动，导致英国朋克出
现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70年代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失业、失望一直笼罩在整个
英国；二是70年代的流行音乐被重金属、迪斯科音乐笼罩着，这两种时髦的音乐
却与当时的社会氛围不协调，于是一种简单、原始、更反叛的音乐出现了，这就
是朋克摇滚。而北京朋克的出现恰恰与政治无关，甚至在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上还
不及他们的长辈。但他们确实是对排行榜上的歌曲厌烦了，他们厌烦了票友歌星
，厌烦了所谓的“音乐电视”，厌烦了标准的、主流的生活方式。
年轻人总是有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去选择他们喜爱的东西，透过北京朋克，你会发
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听打口带（唱片）。
这种被国外唱片公司处理的废塑料是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关掉电视之后的一
大乐趣，当这些废塑料从南方经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时，它实际上便
已预示着一个新的摇滚时代的到来。很多买过打口带的人大概都常去北京的中图
门口、五道口或海淀图书城，那些从1993年便开始在中图门口晃悠的卖（买）打
口带的人，当时谁能想到他们就是日后北京摇滚的主力。“地下婴儿”的高氏兄
弟、现在新蜂公司的付冲和郭德民、“超级市场”的主唱羽伞（他那时叫田鹏）
、“麦田守望者”的主唱肖玮……现在的北京新一代摇滚乐手，没有不听打口带
的。是的，那些一撕开塑料封纸就唏哩哗啦掉渣的废塑料就是这些新新人类的音
乐学院、音乐圣殿。当付冲第一次做主出版专辑时，他在封套内写下了一句“感
谢93年至95年中图门口的哥们儿”。甚至，当有人问“花儿”乐队的主唱大张伟
“以后挣了钱干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买打口带”。
打口带给年轻人带来了对西方摇滚最直接的认识，是他们了解西方音乐的主要途
径，而这其中，朋克音乐占了很大一部分。
之后，当英国的Brit-Pop以完整的姿态、动听的旋律和英俊的外表深入中国的摇
滚歌迷的心中时；当媒体不断地宣扬3个和弦以及反叛就是朋克的实质时……于是
朋克时髦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朋克确实简单，简单到即便你什么都不会也敢
站出来表演──它使很多靠进修“打口带”而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人增强了
信心。打口带使年轻人直接地接触了他们喜欢的音乐，这使他们少走了许多的弯
路，并且很快地进入角色，这或许是“花儿”、“新裤子”为什么很快就冒出来
的原因。其实，“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应该在更早就出道，无奈生不逢
时，是唱片公司把他们给耽误了。
如果看看现在北京朋克中的主力：“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新裤子”
等在最初都不是靠朋克起家，还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Brit-Pop的出道更早一些的
“清醒”，他们都是在不断调整中选择了朋克或后朋克元素充实了自己。
在新一批北京年轻的摇滚乐手中，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不多，朋克音乐是一瓶绝好
的粉底霜，它在掩饰了乐手自身瑕疵的同时，也把这批朋克打磨得油光水滑。是
的，第一次听到“新裤子”的人都会想到Ramones；第一次看“69”或“脑拙”的
人也都会想到the Sex Pistols，但你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反叛社会的代言人，不要
以为他们就真的像他们音乐的噪音那样愤怒，即便是歌词些的有些下流的“69”
或“脑拙”。一切都归于形式，实际上，他们更像90年代美国西海岸的娱乐朋克
，Green Day、Rancid或Offspring，抑或是英国所谓的“新浪潮之新浪潮”中的
S*M*A*S*H*、Supergrass。很多时候，他们赋予音乐的是娱乐，是逃避，而不是
对社会的关注。“麦田守望者”的音乐更像是卡通图画，“新裤子”在不停地唱
着他们幼稚的爱情观，“地下婴儿”好一点，但仍缺乏力量。北京的朋克就是这
样，在棱角分明的音乐包装下是没有棱角的灵魂。
或许“花儿”在这其中有些例外，这几个仿佛少年就知愁滋味的孩子，能非常真
实地把他们的生活反映出来，在今天假大空盛行北京摇滚圈子里实属罕见。所以
，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音乐作为传达媒介并不重要。
但你无法用旧有的眼光来否定北京的稚嫩朋克，尽管你横竖都能从他们的音乐中
挑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它就代表这个时代的声音，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它的真正价值，那只能看看谁更禁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首“上帝拯救女王”拯救了英国摇滚，20年后，一些北京的青年承袭朋克的衣
钵开始拯救北京摇滚。种种因素使然，北京摇滚选择了朋克，使北京摇滚开辟了
一个更年轻的音乐方向。
现在的男孩真简单
朋克已到了可操作、可操纵的时代了。当一切东西都可以用商业来操作时，它就
变得简单化、规则化了。因为商业操作所追逐的是一种效率、形式和结果，过程
是次要的。当人们适应了这种规律时，就会出现相应的商品。从这些年操作出的
图书、影视剧乃至各种商业噱头文化商品的广告，无一不体现着一规律。这种商
业操作的结果就是文化、生活乃至人的情感都变得简单、肤浅、直接甚至模式化
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表而不知其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商业社
会对人的塑造就是通过平面的商品把人异化成平面思维的人。
由于中国摇滚始终是与时代脱节的，所以，这种平面文化一直未能体现在摇滚乐
中，直到从小便接受这种平面文化的年轻一代崛起。这样，一种平面的摇滚出现
了，并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一切也正如大张伟所言：“我喜欢‘唐朝’、崔健的
音乐，可他们的音乐太麻烦了。”言外之意，对于快餐、电视时代成长起来的年
轻人来说，简单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朋克的时候，一
切都不足为奇。
新音乐新在何处？
去年年底，北京搞了一次“北京新声”音乐会，这是展示90年代末北京摇滚的一
次重要聚会，虽然最终这次音乐会给人一种“摩登天空”唱独角戏之嫌，但我们
还是能通过这次演出看到北京摇滚的新走势──一种更新的音乐已在北京摇滚圈
里站稳了脚跟。
新音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可以这样解释它：只要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就叫新音
乐。在过去，中国的摇滚乐手一直忌讳“摇滚”这个词，每每谈到摇滚的时候，
总有种做贼的感觉，于是他们发明了用“新音乐”代替“摇滚”的方式。似乎这
样才心安理得，才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现在的新乐队比当初潇洒得多了，他们不在乎人们说他们模仿，也不忌讳谈摇滚
，他们的想法很直接，是什么就是什么，没那么多的拐弯抹角。如果说现在北京
摇滚有什么新的地方，那么首先是心态，这一点很重要，在与这些年轻人接触的
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充满朝气，他们不会跟你胡扯些空洞、抽象的东西，不会
苦大仇深似的发牢骚。音乐自然也是充满活力，在这些新人的音乐中，看不到以
往的颓废和做作。商业社会越来越触及到个人利益，这也使在这种氛围下的人在
做音乐时变得更加真实。
其次，正如前面所说，他们的音乐都是以朋克音乐为核心，但同时也能感觉到，
在他们下一张唱片中，电子乐的成分会大大地增加，他们无所顾虑，所以敢于在
音乐中做各种新鲜的尝试。“花儿”、“新裤子”、“地下婴儿”都在专辑中做
了一点电子乐的尝试，而“麦田守望者”在新专辑中肯定要以电子乐为核心，除
此之外，“超级市场”和更多的人都会把电子乐当成他们音乐发展的新方向，这
也是为什么很多乐器店里的电子合成器卖得比以往都要多的原因。
再次，北京摇滚越来越年轻化，在流行文化中，只有年轻的力量才会推动文化的
发展。过去，北京的摇滚总是很微妙地处在“论资排辈”的氛围中，这很有点官
僚和江湖作风。现在不然，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出来。所以，“花儿”出专辑时
还没有公民的资格。“新裤子”也才20岁出头。年轻是可怕的，当现在的青年在
摇滚中找到属于他们的知音时，这就意味着对中国老年摇滚的否定──这是很令
人激动的事情。
还有，北京新音乐终于获得了正规的商业包装。虽然我们现在很难说“摩登天空
”最终的目的是做音乐还是做设计，至少，当沈黎晖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了一片新天空，不管是“清醒”、“新裤子”还是“超级市场”，都
有着十分鲜明的形象，这一点在市场上是很有说服力的，“摩登天空”产品的装
帧设计上音乐圈里的人知道了什么是封面艺术，“摩登天空”在推广新音乐的同
时，也向一直深受垃圾封面戕害的孩子们普及了流行艺术的新概念。虽然“麦田
守望者”、“花儿”、“地下婴儿”所属的公司还不具备“摩登天空”的设计实
力，但他们都告别了过去摇滚的邋遢、肮脏的外形，特别是“花儿”，越来越人
见人爱了。这一切的变化我们可以归结为是时代的需要，对于今天城市的年轻人
来说，时髦比什么都重要。
城头要换代王旗
流行音乐是年轻人的音乐，这一点中国的音乐家、制作人、制作公司的老板都知
道，甚至他们可以跟你大侃特侃年轻人的文化。但不幸的是，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年轻人喜欢什么，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年轻人该喜欢什么。试想，40多岁的人
给十几岁、二十来岁的人写歌，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讽刺、笑话
一直在音乐圈中存在。现在看看北京的音乐圈中的怪现状，就会发现，那些“年
富力强”的中年人还在统治着这个行业，一些携巨款的票友们像苍蝇一样蜂拥而
至。每一笔巨额的交易下都是都音符的亵渎。而这样的交易总是会得到报应的，
最终这些可怜虫被年轻人所抛弃，年轻人从港台、欧美的音乐中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声音。
在今天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只有年轻人最敏感的流行音乐领域一直弥漫着腐朽的
气息，当北京摇滚新浪潮扑面而来的时候，不仅荡涤着沉闷腐朽的音乐沉渣，也
让一批更年轻的人当家作主，因为他们更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摩登天空”、
“新蜂”两家公司的出现，向北京的流行音乐发出了一个信号：城头该换代王旗
了。
北京从1992年期开始有了音乐制作公司，从那时起，一批腕儿们便各占山头，搞
得一时间旌旗招展，一片繁荣。其实从那时起，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些山代
王们缺乏对市场的认识、缺乏对年轻人文化的关注、甚至对新类型的音乐胆战心
惊。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只能用落后的审美、保守的心态去面对市场。失去了对年
轻人的关注必定会被年轻人抛弃。于是繁荣顷刻间衰落。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哪
家公司对摇滚乐感兴趣的，“红星”、“大地”、“魔岩”也做过摇滚乐，但由
于他们自身对摇滚的麻木，同时也由于摇滚乐被操纵在一些不懂摇滚的人手中，
再好的音乐也会被他们毁掉，这也是为什么“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的专
辑要被耽误两三年才出版的原因。在谈到目前的音乐公司对新音乐的态度时，付
冲说：“这些公司的老板是否在听音乐，是否在听新音乐，对新音乐有什么发现
？老公司在发展新音乐方面已到了力不从心的地步。”
“摩登天空”、“新蜂”的出现是发展的必然，他们将改变许多陈旧的观念，对
于音乐，对于可操作的音乐，决不只是那些傻乎乎的帅哥靓妹，摇滚、另类一样
可以操作。对于市场，包装歌手的唱片销量与日剧减，相反，那些摇滚、另类倒
是一直有着稳定可观的销量。他们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更新的观念、审美和生活方
式，甚至会培养出一种流行文化，而这一切是那些土里土气的帅哥靓妹加40多岁
的人所无法做到的。现在的新音乐公司是一台推土机，尽管目前的马力还很小，
但有了这一趋势，就会在将
来的某一天把流行音乐的沉渣推进历史的垃圾堆。
新公司的出现，会给一些新的音乐和乐队创造的机会，时他们有条件展示自己的
音乐和态度，从而影响着更年轻的听众群体，这样，流行音乐才会变得年轻，变
得有朝气。
从“摩登天空”和“新蜂”两家涉世不深的公司来看，他们都有着这样的共同特
点，人员结构比较年轻，更能体现这个时代的感觉；能很快地吸收国际上流行的
音乐；他们的很多想法都能把音乐与市场结合在一起。
太阳的阴暗面
现在北京的摇滚新生力量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地迈向21世纪。与
以往的北京摇滚相比，这次的北京摇滚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正如事物总是
有两方面一样，北京摇滚新生代到底会给中国摇滚本身和社会带来什么，是值得
关注它的人探讨的。
来自音乐潮流的规律。但凡一种文化潮流兴起时都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音乐潮
流更是如此，无论国内还国外，音乐潮流的兴衰周期都十分短暂，流行音乐是由
不断变化的各种音乐潮流组成的，这也注定了它的短期效应。一种音乐存在的时
间长短取决于它的受众程度和自身的更新，对于朋克这样的潮流，过去的事实告
诉我们，它留下的都是短暂的辉煌。这次出现的北京新音乐似乎会更命短，因为
这次的潮流也不过几支乐队，后续力量还没有；像“摩登天空”和“新蜂”这样
关注新音乐的公司还没有第三家，这一群体是否会扩大还是个未知数。付冲认为
：“朋克太时髦，像传染病，来的快，去得也快。”
来自这一批乐手自身的局限。年轻虽然是一个优势，会给音乐带来新感觉，但是
他们在音乐上都有一个问题，基本功差，这是他们想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现实
问题。
来自他们的生活态度。现在的年轻人学会了更聪明地逃避现实，和上一代摇滚对
现实消极的逃避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乐观、积极地逃避现实，因为他们可以用不
同的方式寻找到生存的空间，从这些乐队的音乐中就能看到这一点。崔健对摇滚
后生的这种逃避称之为缺乏挑战性，认为他们不愿面对现实，所以就会形成懒惰
。这个问题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当逃避变成一种生存的手段时，我们是否要否定
这种逃避的存在，如果否定的话，那么在这些年轻人的眼中，现实在哪里？如果
当这种逃避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时，以此准则下所形成的一切东西都是合理
的，那么否定它也便没有了意义。是选择逃避还是挑战，或许也会影响着北京摇
滚的生存状态。
来自音乐上的局限。付冲说：“今天的朋克是用编曲走向时髦，而不是用编曲走
向音乐。”这也注定了新音乐更注重形式、结构的东西，而对内涵的把握欠缺的
许多，浅显、表面化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也很容易被抛弃掉。
来自北京摇滚圈的局限。其实这次北京摇滚新潮流仅仅是那么几支乐队在“作祟
”，只有两家公司介入其中，其力量是相当薄弱的。那么后备力量在哪里，至少
现在还没有看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登天空”在今年计划出版的20张唱
片中，很多是代理其他公司或歌手的成品，新面孔并不多。而“新蜂”则由于实
力所限，在今年至多出版两张唱片。而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是，目前北京的地下
音乐又进入了低潮，温床变冷了，孕育新音乐的基础失去了，新乐队失去了很多
的表演机会。
来自商业上的考验，对于那些不懂音乐、不听音乐的出版商来说，说服他们的最
好办法就是要让他们闻到钱味儿，而无须向他们解释什么是朋克或另类。对于处
于商业边缘的新音乐来说，如果能有一个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就会让商人们兴趣
大增。如果商人不关注的话，靠这些小公司的小本经营是难有作为的。
结束语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问题是太阳会不会每天都出来。对于北京的这次不大不小的
摇滚现象，笔者自然希望它能有一个好结果，但愿望总归是愿望，北京摇滚如何
发展不是几篇文章、几个乐队或几个公司能搞明白的。本文仅仅就这次音乐现象
的前因后果做出一番分析，不想从分析中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事实上目前也找
不出答案）。我更想从这次音乐的变化中看到其背后的东西──这几年社会的变
革、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年轻人心态的变化、人们对音乐审美的变化、音乐行
业的变化等等。另外，对于1995年之后的北京摇滚乐发展状况，一直被媒体忽视
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在不太正规的发展中，摇滚乐第一次被青少年据
为己有（从打口带到现在的新乐队）。如果将来有社会学家或青少年研究专家想
研究90年代中国青少年课题的话，他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特殊阶段。
对于摇滚乐、流行音乐，对于唱片行业，它的变化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它的规律
很容易讲清楚，却不容易被抓住。写到最后，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其
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把这句话改改，就是：其实地
上本来有路，折腾的人多了，也便没了路。或者：其实地上本来有路，绕的人多
了，也便没了路。
音乐、唱片业，何尝不如此呢
（摘抄）
--
世俗中的另类！
※ 来源:．月光软件站 http://www.moon-soft.com．[FROM: 202.110.28.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