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atelier(天堂里的喷泉)
整理人: derud(2001-12-11 19:37:5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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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忙完了搬家，考试，又买了自己的电脑，终于可以安静的坐下来把这篇文章翻译完了——尽管时间上已经错过了一个月，但毕竟也是新鲜的中文版吧！欢迎转载：）
一切为了音乐
----安妮·索菲·穆特关于孩子, 音乐会，指挥及其他
不久之前，她被授予了巴伐利亚最著名的文化奖：马克西米立安勋章(Maximilianpreis). 此前, 她还得到了慕尼黑市的文化荣誉奖金. 安妮·索菲·穆特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 此刻她正在自己的家乡紧张地为演出做准备. 这位巴登州艺术家的经历是每一位她的听众所熟知的: 六岁在“青年音乐家“比赛中获得最高评价(Jugend musiziert), 十三岁被卡拉扬赏识(根据Menzing文献记载), 期间获奖无数, 与律师Detlef Wunderlich结婚, 丈夫却在婚后六年死于癌症. 如今, 安妮·索菲·穆特与两个孩子生活在博根豪森(Bogenhausen), 当然她也生活在世界各地. 她对媒体的忌讳是众所周知的, 但尽管如此, 她还是极为难得地接受了<南德意志报>(Sueddeutsche Zeitung)的采访.
<南德意志报>(SZ): 许多艺术家寻找公众, 您看起来却总是拒绝媒体, 其中是否有不愉快的经历呢?
穆特 (M): 他们要知道的都是我不感兴趣的. 这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 人们总是对此充满奇妙的想象, 而我只是在工作, 对每个人说“你好“或是“再见“, 仅此而已. 我的工作与学术有关, 需要很长的练习时间. 眼下我正在把左手练出老茧来, 否则我就无法拨弦. 因为我平时缺少练习, 手上根本就没有角质层. 对于古典作品还没有问题, 但遇到炫技的乐段我就得时不时地把老茧练出来, 这要花一个星期.
SZ: 一般来说, 身体锻炼是否重要呢?
M: 不一定. 不过音乐家总是要身体健康的. 如果你像在晚上保持清醒, 就必须有规律地生活. 身体的好坏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 有时候我被音乐所吸引, 甚至带病演奏.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能超过的限度, 否则我就会失去对乐器的把握了.
SZ: 每一次上台是否都得克服自身的阻力? 或者说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纪律?
M: 这取决于个人. 比如卡罗斯·克莱伯, 我非常推崇他. 他就是一个总需要点推动力才会登台的音乐家. 对我来说,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很早并且非常自然地习惯了这些. 自从我学琴以来, 舞台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而指挥们则大多要把对于音乐的诠释考虑了数千遍之后才愿意开始.
SZ: 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是怎样组织自己的生活的? 怎么区分工作与私人生活呢? 您会保留那些决定权?
M: 我的生活是多层面的, 可能一个星期都讲不完. 生活当然必须有条理, 尤其是与孩子在一起. 当一项职业成为生活的全部内容的时候, 往往是这样的. 此外, 我每天都要外出, 如果是去美国巡回演奏, 甚至一星期都不在家.
SZ: 孩子长大了, 会不会对您的巡回演出计划有什么意见?
M: 他们从小就有意见! 如果允许的话, 我当然愿意带上他们.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也有固定的生活轨迹, 有固定的朋友圈子以及自己的母语. 他们用这种语言去梦想, 同时这也使他们在慕尼黑扎根. 如果他们说自己更愿意待在家里, 我一定会认真对待的. 不过我也看到, 如果我经常不在家的话, 我们共同相处的时间就会变得弥足珍贵.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外出旅行归来的时候, 就会感到所受的待遇有很大的不同, 我的价值提高了.
SZ: 您会不会与自己的家庭保持距离?
M: 我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 “饥渴期“当然会有----比如在美国或是日本的两星期的巡回演出,----但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能忍受. 演出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了音乐上. 但我最长也不会离家超过两周, 而且这样的演出一年不多于两次. 其他的表演都是从慕尼黑出发的, 我总让他们夜里送我回来, 这样我就可以在早饭时间重又在家里出现了. 不过我更愿意自己安排音乐会的举行. 如果我把我的“法拉力发动机“开动起来, 我就希望持续地集中精力, 随后我就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休息时间. 而现在每周一场的音乐会意味着我必须始终保持这最佳状态. 剩下的时间我就得等待, 这种消极状态让我变得懒惰起来.
SZ: 那么你更喜欢普普通通的生活罗?
M: 某些事情很能够令我得到放松和调剂, 对于局外人却不起作用. 而且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神秘, 我每天练习并且照顾我的孩子, 就这些了.(That is it) 我一早就起来工作: 在钢琴上弹几段总谱. 目前我正在自己编写莫扎特协奏曲的乐队部分,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但今后排练的时候就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比如怎样理解指法, 乐段, 其中的动感等等. 我当然使用我自己的指法, 这有时候关系到特定的音乐色彩. 在反复的地方我就采用与呈示部完全不同的指法. 当然这只适用于我自己指挥乐队的时候. 除此之外我总是与指挥保持一致的.
SZ: 您在这方面很宽容吗?
M: 这里有一条界限, 就像登山一样. 双方都必须具备外交的素质. 大多数情况下指挥还是听从独奏者的意见的.
SZ: 您什么时候可以制定自己的节目单并且寻找指挥呢?
M: 我今天还不愿意说, “其实一开始就是如此“. 不过我若能和自己希望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我会很感激的. 如果我问Kurt Masur“你愿不愿意与我再录一次贝多芬协奏曲?“, 他说“好的“, 于是我们就和纽约爱乐定下了日期----尽管我们后来不得不把这个时间推迟到明年. 一切都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 如果经常在一起工作, 我们甚至会达成口头的协定. 这里的情况就是: 我们与爱乐乐团一同演出, 由于合作非常成功, 大家便产生了录制这首伟大作品的愿望.
SZ: 如何知道您的新搭档是否合适?
M: 独奏者自己必须有很强的个性, 意志力, 智慧以及纪律性. 一个成功的音乐家肯定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有一件事情决不能混淆: 私人生活和舞台上的个性往往差别巨大. 音乐家们能够在台上做精彩绝伦的表演, 但幕布一拉上, 他们又会安静地退到角落里去.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伯恩斯坦那样在台下也活蹦乱跳.
SZ: 不过经常也会反过来.
M: 那就坏了. 许多艺术家的口才也很好, 这可以算作是用音乐语言在台上征服观众. 为此每位艺术家都各显神通. 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决定, 我只做最能启发我的事情. 对我至关重要的是, 我必须保证自己要求休息的自由. 就像我去年放弃了六个月的演出那样, 如果我觉得从艺术上或是人格上有必要的话. 我要使自己机动一些. 我已经很久没有签长期唱片合约了, 因为这会剥夺我的自主权. 那时我最长的合同持续三年, 这已经是“地狱般“长的时间了. 如此提前地安排音乐会当然有好处, 这样我就可以和将来要合作录音的搭档一起演奏我认为重要的计划曲目, 但对于室内乐这样的自发计划来说, 我需要短期安排的自由.
SZ: 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自由.
M: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音乐家常常不能自主决定演出曲目. 管理层却根据不知道哪儿得到的统计资料作出决定. 这真是目光短浅. 反对新生事物或是其他什么“不舒服“的东西其实是最粗野的干涉. 我最近刚读了一篇美国报纸的文章, 关于“年轻指挥因该怎样组织乐队“. 人们也可以看到对于那些表现力特别强的指挥的批评. 实在是荒谬! 如果让我评论音乐, 我会很不自在. 聆听就足够了! 人们并不需要进行文字攻击, 或者去强迫演奏者打破解释音乐时的那种亲密氛围.
SZ: 您在乎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吗？
M: 这并不是我的事情。Duke Ellington曾经因为自己的唱片卖得不好而解除过合约。他说：“这真是奇怪，我估计我误解什么了！我以前觉得，我只要做最好的音乐，而您关心我的唱片销售。”但大家也都看见了，媒介是怎样制造错误新闻的。就比如我死去的丈夫，实际上他和外界盛传各种版本的关于他担任我的经纪人的消息毫无关系。这样的联想会令人很尴尬，因为他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律师之一是根本不会考虑这种问题的。
SZ：但毕竟也有男性的音乐经纪人。
M: 我从不考虑和一个音乐经纪人结婚，这在今后的一百年里我都可以向您保证不会发生！
SZ: 在您事业开始的时候，您受到了卡拉扬强大人格力量的影响。从此以后您会不会更愿意和那些温和的指挥打交道呢？您是不是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为了充分表现您的艺术才能，您必须至少在舞台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M: 权力平等其实只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我十三岁的时候当然很难参与到口头的讨论中去。但正是和一个像卡拉扬那样强劲的人在一起，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卑躬屈膝地度过一生，要么，我从中成长起来。我想事实是后者。这些年来我在作曲方面也顺畅了许多，同时我在实现我的目标的时候也变得富有想象力了。我的合作者并没有变得温和——我被锻炼的坚强了.
SZ: 您是否倾向于把船桨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M：这是一种应急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合适的拍档的话，我只能自己去当独奏兼指挥。人们当然只是表达自己对曲子的看法，而不去看看别人的乐谱。通常来说总谱总是好好地放在指挥那儿，而他对于那些作品已经有着多年的经验了。我前面所说的那种”登山的过程”对于James Levine或者是Andre Previn是从不存在的。因为尽管指挥一般是听从独奏的意见，但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的问题。
SZ: 有没有那些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会去抢夺权利？
M: 一般来说没有争端发生的条件。但更糟糕的是，如果某人根本不发表意见并且让我发现，他只是顺着你演奏下去。如果我一点也不能激励他，那便不存在音乐了，我们只是在奏出音符而已！这种情况下指挥就得获得权力。还有一些指挥，因为对人太客气而被低估了。像Colin Davis就从不会向外露出锋芒，但如果他发现有人想牵着他的鼻子走的话，他却绝对可以在绅士的外表后面击出最强音。我很欣赏他这种风格。因为要支配权力——我的上帝，这谁都会啊！带领乐队的伟大艺术就在于唤起大家对于携手合作以及自发的那种演绎完美的愿望。这在压力之下是不能实现的。让一个人站在前面用鞭子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SZ: 为了达到最高成就，就不能有一些适当的压力吗？
M: 这对于音乐并不像对体育那么有效。我们还是可以听到逼着孩子去练乐器的事情。我听很多磁带也看那些申请我的基金的孩子们的录像片。前几天我反复听了其中一盘录音，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但我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我想，为什么不就从椅子上滑下去呢？！于是我看了这个十六岁俄罗斯琴童的录像，他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十秒钟之后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的确是个天才！我用不着多考虑就让别的磁带喝西北风去了，尽管他们并没做错什么，但也没什么值得赞扬的。这样的火花没有迸发出来，我也不会花钱去看他们的音乐会。
SZ: 如果人们看到，真正有音乐天赋的人是如此罕见，而那些在电视上作秀的音乐人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难道不令人灰心吗?
M: 是啊，现在眼睛也会听音乐了。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音乐家那样听觉敏锐，但要接近音乐却有很多途径。音乐会之后总有很多人到我这儿来，如果其中有那么一个，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感兴趣并且确实发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正是对于现代音乐所涉及到的，我必须说，如果人们着手认真严肃地地对待这些曲目，绝对会有很好的反应。为了说服人们接受现代音乐，音乐会的组织者要做很多工作。但他们却往往对于会出现的后果怕的要死，担心音乐厅会坐不满。
SZ: 象您这么早就开始职业生涯是不是合适呢？
M: 那时我才十三岁，要做的仅仅是好好学习同时一年开几次演奏会。如果von Karajan先生说，您必须学习贝多芬协奏曲，那我便学习贝多芬。这对于我根本不是问题。到了十八九岁我可以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到底可以演奏多少曲子并且还可以保持状态，或者根本就不能演奏哪些。因为有些曲子于我的性格或者是生活态度不相符。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开始适应了某种过程，从中我知道，哪些条件让我感觉良好或者是哪些根本不会起作用。
SZ: 您是什么时候面对这样艰难的选择的？什么时候人们才发现这样的选择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限制？
M: 这就是生活啊。John Lennon曾经说：“你计划的时候才有生活（Life happens while you are making plans.）” 我的生活正是如此。作为音乐家必须很早就开始学习，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人们并不是突然意识到“现在我有一份职业了”。我还记得，当我六岁第一次赢得比赛时，每一个得奖的选手都被问及了同样的问题：今后想当什么？我的同学们都乖乖地回答说：小提琴手，钢琴家或是差不多的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回答“独奏者”的。为什么当时我就区别了小提琴手和独奏者之间的区别了呢？不清楚。可能“独奏者”这样的称号给了我更深的印象吧。无论如何，音乐都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此间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让我感到极大兴趣的东西，但音乐一直是我生活恒定不变的中心。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为了音乐。
SZ: 作为学音乐的孩子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想干，就会干成？
M: 谢天谢地孩子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所有孩子的身上都有。奇妙的是这个感觉让人长上翅膀。孩子们知道他们会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东西对他们有好处，这是很好的感觉。这与乐趣和满足是分不开的。人们不能低估了这个。最终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是在职业中度过的。没有什么比在十八岁高考以后问自己“我究竟能在哪儿能赚到钱”更不值得同情了。我们当然都得生活，但如果选择一项职业的主要原因只在于银行账户上能有多少钱的话那可就是混账了！
SZ: 在这里一个学习音乐的大学生要十八岁才能进高等学府深造，这是不是太晚了些？
M: 要在文化学习和音乐教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这点我可以从我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者那里看到。大多数人在中等水平的时候就退出学校了，这可并不见佳。普通教育是最基础的，即使音乐家也应该掌握。如果独奏生涯确实不能成功的话，那么缺少一张学校的毕业文凭就会少很多机会。但也有很好的音乐高中，尽管数目太少。这对于选择音乐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是个相对理想的出路。不过这当然也意味着双重的压力。因为如果一天不练琴三四个小时是不会有效果的，对于一个普通的天才来说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除此之外还有高考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说，人家今后还要看你的高考成绩，但你还想得起什么来呢？对于数学方面的学科几乎什么都忘了！剩下的只有文学、历史、语言和地理。顺便说一句，我最喜欢的故事来自于美国总统布什，上次他在蒙特利尔说道：“我去加拿大！”我觉得数学学科被过分推崇了——可能是我一直和它作对的缘故吧，体育也是这样，精神如何得以发展呢？语言学科是很棒的东西。意大利语对于音乐家来说是义务，不过西班牙语也不错，还有中文！如果看看世界上拉小提琴的人口的发展情况，人们就知道每个指挥都应该开始学中文了！
SZ: 您的孩子学习中文吗？
M: 不，但他们毕竟有音乐课。他们热爱音乐，并且渐渐地发现，没有练习就不会成功。最近我的儿子还问我，为什么同样的音符在我的琴上就好听的多。我告诉他说，这个音我已经练了三十年了.
SZ: 这难道不令人鼓舞吗？
M: 我希望这没有使他灰心。但他有一个很好的想象力丰富的老师。这样的人才正是现在普遍缺乏的。如果去看看学校里的情况，真是一个悲剧啊！音乐课必须彻底的改进。一味迁就死板的条例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看了看小学音乐教学计划，实在可笑。那些当老师的音乐学院毕业生并没有足够的准备。尽管他们有文凭，但他们从没有学过与孩子们相处。而恰恰对于孩子来说，讲解教材要比枯燥的作业重要多了。我们的孩子不能继续失去音响与情感的世界了！
SZ: 从前好些吗？
M: 一百年前人们还认为，五岁前的孩子没有脑子，没有真正的感觉，因此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人们用不着关心他们。这对于莫扎特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他也不是由他的母亲哺育的，而是一个奶娘——我很想认识她。这必定是一位很好的夫人。她的奶有巨大的启迪作用。这才使得莫扎特的天赋如此之早地就被父母，尤其被是他的父亲发现，这是不寻常的，同样对于他的成长也是决定性的。
SZ: 纯粹的艺术发展与普通的人格发展有紧密联系吗？
M: 我一直有这样的激情，继续培养我的音乐和人性的修养。我想塑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慈善计划对我很重要——并不是一天之内的来回。我并不是简单地开音乐会。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罗马尼亚造了一座儿童医院。如果我看到那里的困难情况——我去过两次——那我就知道，这个计划不会马上结束。对我来说，去感知世界的烦恼并且从细小处入手是成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人的途径。
SZ: 您根据怎样的原则来确定帮助对象？
M: 这完全是凭感觉的。罗马尼亚的儿童院就是我看了媒体的报道才注意起来的。电视结束后我对于那里非人的条件几乎要呕吐。如果我要援助的话，就会在这个项目上做几年，直到我看到这确实起作用了。然后我再转而去关心其他的。当然也有大项目，比如反对艾滋病的斗争，那样的话光建一家医院就不够了。我资助一些组织比如“艺术家反艾滋病协会”（Artists against Aids）——就像我上一次在美国巡回演出时那样。此外还有一些不那么激烈的活动，比如修缮一座在Tirol的教堂。
SZ: 为什么您还从没有参加过一个德国的Talkshow? 尽管那样可以为您的慈善项目做很多宣传。
M: 我想，人们在那里只是灌水而已。谁能在这种节目里知道关于Mukoviszidose事件(?)受害者的情况呢？仅仅是娱乐和消遣罢了！而娱乐和消遣并不是我的专长。我的慈善计划涉及到的都是很悲剧性的生活状况比如俄罗斯的儿童精神病或是癌症患者和残疾人。我不能也不愿意用轻率的语气来讲这些。在美国我参加过一个Charly Rose的Talkshow, 但那个除了政治之外还涉及了科学与艺术。在他那里人们可以很好地聊音乐，非常的严肃，当然也有小笑话。在那儿我感觉不错。
SZ: 在我们这儿也有啊，您想想Harald Schmid.(德国电视二台的著名主持人)
M: 我知道Harald Schmid经常来看我的音乐会，这很不错。但我在媒体的Talkshow里觉得不舒服。
SZ: 您接受报纸采访的限度在哪里？
M: 限度就是：五年一次，而且只是很少的一些。
Interview: Helmut Mauro
16.Nov.2001 Süddeutsche Zeitung Seite 20, München
翻译：ate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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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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