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unleio(junleio)
整理人: dannylu(2002-07-14 02:20:3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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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皆摘录于《艺术化生存》一书。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其诗教也是后世仰慕的风范。唐诗代表着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唐承隋制，采取科举考试制度以选拔人材，并以诗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大大提高了诗人的地位，鼓励对诗的钻研，并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仅《全唐诗》一书，就有2300多位诗人，近5 万首诗作，诗人之多，名声之大，成就之高，空前绝后。
从理论上讲，对南朝齐梁以来“绮靡”之风的批评，是促进唐诗大以展的认识原因。陈子昴开其先河，推尊”汉魏风骨“，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弊端，提出恢复风雅传统，要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与哀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子昴的思想观点和创造实践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在影响。
李白不仅创造上摆脱了“彩丽竞繁”之风，在思想上也继承了陈子昴的批判精神。他的两首《古风》代表了这种精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直骚人。”志在追求天真自然，表达真情实感，反对装爱作势和雕章琢句，这在他另一首《古风》说：“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失天真。”可以体现出来。
杜甫也明显接受了陈子昴的影响，他的《戏为六绝句》一方面唾弃齐梁的华靡，也评击了“嗤点流传”、“轻薄为文”的今人，认为那些讲究声病、寻章摘句的形式主义者“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可能有大的成就。
唐代诗论不仅与齐梁形成对立，唐人本身也有诸多分岐乃至对立。
白居易特别看重诗的社会作用。其名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认为诗之六义------赋比兴风雅颂乃千古不二法门。他说，诗到晋宋时代六义寝微矣，陵夷矣，合于诗教者百无一二。齐梁时代嘲风月、弄花草而已，六义尽去矣。唐兴200年间，诗风好转，其中尤以杜甫为最。（上均出自《与元九书》）
在唐代还存在与白居易很不相同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倾向不言诗教，而是加辟蹊径，极力要超越功利主义，追求精神自由。作诗不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白居易语），而是为已而作，为诗而诗。这一派来源于道释两家；与南北朝时钟嵘一脉相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皎然和司空图。
皎然的最大贡献是关于意境的思想，“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他反对所谓“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的说法，充分肯定形式、技巧，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者是最高的美。他说“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他批评作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老祖宗质”的观点。（以上语句均出自《诗式》）境是佛家语，乃“心造之物，不苦思如何得来?”“不思而得”是说作者举重若轻，自然而然，不留痕迹。境是虚与实、无限与有限的结合，：“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于我行，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可以偶实。”（出自《诗议》，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认文意》）。
司空图生在唐未乱世，避祸隐居，抱着出世的态度，因此与道家思想有天然的联系。他分诗为二十四品，用简练比喻的诗句，描画出各品的基本特征与主权情调，他坚持客观标准是来自道家的道 、真、自然，而不是儒家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一类；
宋代的诗已渐渐衰落，但是诗的理论却比唐时发达。宋人创造诗话体以论诗，把说论、欣赏、记事、考据、搜集佚文、佳句等杂糅一体，成为一种独特形式。其中以严羽的《沧浪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有代表性。
宋时国力衰弱，使得一些学者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常以有用无用的尺度看待事物，以二程最为极端。
程颐认为作诗妨事。有人问他诗可学乎？他说：“既学诗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呤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此言甚当。”（《河南程氏遗书》第一八）。他否定的是唐以来的今诗，而不是古诗。对于《诗经》，他和程颢一样推崇，毫无微词。程颢认为，要学《诗》“只在诗大序中求”即可，作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才不至入于邪路。“大凡驱必失之淫，哀必失之伤；哀伤则入邪矣。若《关睢》止于礼义，故如哀窈窕，思贤才，言哀之，则思之甚切。以常 人言之，直入于邪始得。然《关睢》却止乎礼义，帮不至于伤。则其思也，其亦异于常人之思迨矣.”（《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他们之所以否定今诗，是因为今诗失去了历史的道德的意义而纯粹供人玩好，违背了玩物丧专的古训。
朱熹看《诗》一样注重于道德内容，而不承认诗有审美的独立价值。他认为诗言志，德性之高低是诗之优劣在决定因素，词藻可以不计。“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难之。至于格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因此学诗要以《诗经》为准。（详见《岁寒堂诗话》）
以上说明，理学家的文艺观、审美观虽来自先秦儒家，但“兴天理、灭人欲”，而走向极端。同样坚持儒家诗教观点的张戒却大异其趣：第一，不像理学家那样以古废今，对唐宋以来的“今诗”之优劣，也给以分析、批评、肯定。第二、反对以议论为诗。第三，比较看重诗的审美价值和形式、技巧在创作中的意义。这种观点受刘勰的《文心雕龙》影响。
另一派则是苏轼、严羽为代表的审美派。认为作诗不是为了完成某种道德目的，而是一种境界。也是唐时皎然、司空图一派的发展与继续。
苏轼一再表示他对司空图的认可。他说：“唐未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至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盐梅之处。"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不赞同老子否定目色、耳音、口味、游猎等感官之乐，因为审美不能没有对象，不能不借助于感性形式，问题在于既借助于它，又要超越于它。苏轼把儒家那种既入世又不假于物而自守的高尚价格精神，与道家的超脱、佛家的”空且静“兼收并蓄，合为一。有诗为证：“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清。”（《送参廖师》）
严羽以禅喻诗，主倡兴趣、妙悟二义，推尊盛唐诸公，更与理学家的相对立。他针对宋代以议论为诗，以学为诗，以文字为诗的弊病而发，认为这都违反了作诗的审美规律。“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难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诗辨》）诗与书与理的微妙关系，严羽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上文看出：他认为诗是吟咏个性，不同于阐述学术的论文，也不同于记载客观的历史。诗的创作不仅要靠书本，而是来自对生活的感受，借以抒发情怀；诗的目的不是制造教训人的信条和证明真理，而是创造一个境界，激发人的情感兴趣，诗的性能与学理不同，不能混为一体。但也不是说诗与书本、学理是无关的，如果不读书、不穷理，就不可能创造出真正好的诗，真正深邃的境界。理学家唯尊《诗经》而否定唐宋诗词，严羽则推原汉魏以来，以盛唐为法。他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
与兴趣密切相关的是妙悟。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表现，兴趣是诗之为诗的本质所在，妙悟则是作诗和赏诗的根本途径。”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当行，乃本色。”（《沧浪诗话》）严羽的妙悟-----直觉而整体把握世界的征途上，诗与禅堵得以相通，突出了诗必须经过情感体验的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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