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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tj0707(2001-10-14 20:02:1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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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6集专题片《复关入世十五年》，即将播出——
PART 1 复关启动
（阿忆撰稿）
1986年7月1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钱嘉东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长邓克尔，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启动了复关工程。让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复关入世的谈判岁月如此漫长，前前后后用去了15年。
【主持人陈晓楠：一般来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时间不过是三年五载，但中国却用去了15年光阴。可以说是“前后古人”，也很有可能是“后无来者”。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负责复关谈判的外交官恰好1986年生下一个儿子，而2001年入世成功时，孩子已是15岁的少年。实际上，中国曾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1947年冬天，国民政府签署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就是这次大会，创建了关贸总协定。
1948年4月21号，国民政府签订《关贸总协定临时性适用议定书》。1个月后，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汇合陈毅，围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迅速呈现致命颓势，不到两年时间，便全部退向台湾。1950年早春，台湾常驻联合国代表照会联合国秘书长，退出了关贸总协定。这个冒失的举动，使数十年后内地、台湾、香港、澳门重新申请入关时，颇费一番周折。
台湾最先感到后悔。1965年初，台湾申请观察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大会。两个月后，第22届关贸缔约国大会批准台湾派观察员列席大会。中国其他3个地区均在沉默中。
1971年，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关贸缔约国大会随即取消台湾的观察员资格。此时，中国是天赐良机，本可以顺势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遗憾的是，那时的中国人把联合国贸发会议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组织，而把关贸视为“富人俱乐部”。
7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贸易能力不强，贸易占世贸比重很低，所以人微言轻。尽管多边贸易政策的谈判规则并没有明确说贸易量可以标明发言权，但是贸易大国的利益的确可以主导多边谈判的方向。在推动关贸多边规则方面，美欧国家基本不大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但60年代末，情况已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世贸中的比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石油出口方面竟占了垄断地位。于是，拉美经济学家呼吁，以石油为武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由于石油出口国大多不是关贸成员，关贸中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主要是制成品出口型的贸易国，不具备在关贸中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为了与关贸总协定抗衡，它们只得把联合国贸发会当做“穷国大家庭”。
1980年，情况发生了更大变化，中国代表不仅出席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委会会议，而且还投票选举邓克尔为执行秘书长，与邓克尔结交。随后，中国3次派员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商业政策讲习班，列席关贸纺织委员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协议谈判。1981年夏天，在多边纤维协定的后续谈判中，中国以观察员身份介入，而多边纤维协定正是关贸总协定支持的一项多边纺织品协定。此时，中国人发现，在联合国贸发会压力下，在石油武器的威慑下，关贸总协定中加入了第4章——《贸易与发展》——开始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富国俱乐部”中享有优惠和不对等的待遇，在关税减让程度上和东京回合单项协议中，给了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于是，中国第一次申请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地位。1982年冬天，中国如愿以尝，第一次派代表团列席关贸第38届缔约国大会。期间，就恢复在关贸缔约国席位的法律问题，中国人与关贸秘书处交换了意见。
【主持人陈晓楠：就在1982年，中国还特地颁布了《商标法》。1983年最后1天，国务院批准复关报告。1984年春天，中国更上层楼，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特别观察员地位。从此开始，中国可以出席关贸总协定代表理事会会议。冬天的时候，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决定，中国可以参加关贸所有组织的会议。此时，中国为复关又作一个铺垫，颁布了《专利法》。
1986年1月10号，赵紫阳总理与关贸总干事长邓克尔会晤，希望恢复关贸席位。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表态，但1986年的中国没有多少知道人关贸是什么，提出复关的影响力在海外远远大于内地。当这个消息刊登在《金融时报》、《华尔街时报》、《费加罗报》头版的时候，《人民日报》只在国际版的一个角落简单报了个新闻。
【采访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是1986年7月，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准备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当时有3方面考虑：第一，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80年又先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了合法席位，也就是说，世界3个主要经济组织，只有《关贸总协定》我们还没有恢复；第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也必然要求更紧密地同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同国际经济接轨；第三，更重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这样一个优良传统。
西方人对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制的意愿高兴坏了，认为中国是要搞市场化，因此对中国复关抱有极大的热情。秋天，关贸总协定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虽然中国夏天才递申请，但缔约方一致同意，让中国全面参加乌拉圭回合！做为完全参加方，中国可以参加所有议题谈判，可以发表意见，只不过是没有最终修改关贸规则的表决权。
在复关谈判的同时，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外贸部关贸处成了两个谈判的一个秘书班子。仅乌拉圭回合谈判就有涉及投资、银行、电讯、知识产权、关税、反倾销等等近40个议题，而中国的秘书班子只有七八个人。关贸处立刻火热了起来。
【采访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早期谈判，最有感触的是，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谈判的相辅相成。我记得从1987年开始，连续3年去日内瓦开会，每次都有新东西带给人家。而且，我们回来也认真学习国内新事物，然后再去给人家介绍，每次都有新发展。应该说，改革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80年代末，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外贸终于成了热门职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学，许多高才生进入这道门槛时损兵折将。但19岁的刘光溪奋力一击，考上了薛荣久教授的硕士生。薛教授研究关贸，在中国绝无仅有。
1988年，刘光溪前脚毕业，张汉林后脚考入。两人不同的是，刘光溪是全职读研究生，张汉林进校时已接触复关谈判，充当谋士。刘光溪毕业初衷是去外贸总公司，但导师薛荣久坚持要他或者留校，或者去外贸部。刘光溪选择了在外贸部国际司供职，主要工作正是复关谈判。那时候，复关工作并不轰轰烈烈，相反不大起眼儿，但让张汉林和刘光溪没有想到的是，复关谈判一谈便是13年。
1987年春节前后，中国提交《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关贸总协定理事会邀请所有缔约方，专门就中国外贸体制进行审查和质疑。为了更好处理中国复关问题，关贸总协定理事会设立了“中国缔约方地位中国工作组”。在选举中国工作组主席时，关贸缔约方认为，中国是一个过渡国家，因此倾向由一个中立国家的代表主持中国的复关谈判。而瑞士从冷战时期直至东西方调节的过程中一直是着中立国形象，缔约方便选择了瑞士驻关贸总协定大使杰拉德。有意思的是，1992年“台湾工作组”成立，主席也是瑞士人。
在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杰拉德是国际社会的具体代言人，在15年谈判中，中国、欧盟、美国的谈判代表换了几任，惟独杰拉德主席始终没有更换。
中国习惯了“大兵团作战”，复关谈判一样如此，中国谈判代表团将近30人，不到两个月就跑1趟日内瓦。关贸秘书处从没见过如此庞大的代表团，其他国家出席会议或谈判，顶多是3个人，美国代表团人最多，是5人。于是，只要看到大轿子车开进秘书处，那一定是中国工作组即将开会。有人说，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就是不一样，一下就来这么多人。也有人说，这些人没效率，否则不会来这么多人！但不管怎么说，1987年 秋天，中国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冬天中国便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外贸体制答疑稿。
【采访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在日内瓦，我们就贸易制度去答复人家的问题，主要的困难是，中国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而关贸总协定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多边贸易组织。当时，各国代表提出的，很多是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差别所带来的问题。比如，你们的计划怎么制订？你们的价格怎么定？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价格大部分是国家定的，关税也比较高，所以答复时比较难。
对于其他国家，外贸体制审查很简单，时间一般是1年，最少只用半年，最多也就是3年时间。但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复关对自己来说十分复杂，对关贸总协定来说显得十分特殊，仅外贸体制审查就一谈6年，至谈到1993年才算谈清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陈晓楠：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谈判的最大困难是要证明，我们正在改革经济体制，而改革后的经济体制确有能力执行多边贸易规则。而难局中最难是，中国不能承认自己是在搞市场经济，最多是叫作“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而言，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谁也弄不清中国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什么。他们认真而严厉地追问，你们的企业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采访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当时我们讲，我们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就问，你这个两心怎么变成一心？他们认为，你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代表你们所讲的计划调节，那么这个厂长是想赚钱，可能代表你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厂长和书记在工厂的运作中，在整个工厂的重大生产决策中，谁起最高的作用，是怎么起作用的，当时我们确实讲不清楚。
从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中国人的主要工作是做口头和书面的答疑。北京请了很多专家，派他们去日内瓦，试图讲清独特的中国经济体制。但是讲来讲去，却越讲越糊涂。最后，外国人说，你们不要讲了，就回答我们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然而，如此简单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回答了便是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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