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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ed_angle(女权分子·凉夏) 整理人: dannylu(2002-07-14 02:18:51), 站内信件 |
| 有时，史页上貌似怪异的一页，足以把人的思绪冲的凌乱不堪。深思后摆正，梳理后抚平。我们思绪的触角总被牢牢的抓住。
1927年，王国维先生投了颐和园中的昆明湖，把生命交付于一泓碧水，托付给几片绿荷…… 1935年，阮玲玉在上海自杀。去江湾广肇公墓的路上，到处是震耳的哭声。送葬者达数十里，人数达十万之众…… 这是两个中国的名人。一个是当过溥仪的老师，正在清华园任教的国学大师，一个是红透中国，名噪一时的电影明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职业，殊路偏又同归。历史的大舞台上这转瞬即逝的片断，引得多少疑惑的眼光多角度的审视，引得多少理性的思维多方面的剖析。 用自己的双手扼住自己的生命的咽喉，这一定需要勇气的。我想在死之前他们一定是倍受煎熬的，但那绝对是两种来自不同意义不同层次的折磨。 王国维为文化而生，是文化的巨变把他逼进了一个暗角，冷清而又孤寂。他想战斗但孤立无援，想申辩但无人问津，想挣扎但力不从心，想逃亡但无处立身。他老了，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想皈依一种佛僧般的心平气和，想保持一分老年人的平静和平常。但现实又似乎太残酷了，到处是文化同僚冷漠且陌生的目光，严肃而难测的面孔。 先生是饱读史书的学者，他没有号啕大哭，没有想过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来形容自己的同僚。他只是一个人独处时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空虚。白天老长老长时间枯坐在书桌前，晚上醒来独绕阶行。但那恰恰是精神苦难者的悲哀。终于有一天，他迈过书房的门槛，拉上门，走进了颐和园，闭眼融入了昆明湖那潭碧绿的水中。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先生的遗嘱，大度且从容。他不怨天尤人，只想静静的死去，为那片不复存在的文化阵地，为那片不再自由的思想空间。 阮玲玉出身社会底层，是电影让她一夜成名。从旧上海郊区的青石板铺就的阴暗苍道到频频出入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这之间的落差也未免太大了。"树大招风"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切名人。30年代的上海，更是一切社会渣滓聚集的地方。所以，现实的环境决定了她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言论刀枪共同攻击的靶心。这，也决定了她人生的悲剧。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认为我是畏罪，其实何罪可畏？……我一死何足惜，不过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六十多年了，阮玲玉的遗嘱活象一纸阴森的判词，透露着刺骨的悲凉与阴冷，带给人一种恐怖的震撼。 前程未卜的渺茫，尘世人间的残酷，无常命运的捉弄，不测爱情的遗弃，心灰意冷的苦闷，无力回天的残局……哪一样不是杀人的魔刀？哪一把刀不能把她置于死地？ 阮玲玉也一定是痛苦的，但我总认为那是一种偶发性很强的痛苦。这痛苦几乎全来自那个叫张达民的无赖丈夫。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完了的榨取，剪不断理还乱的扭曲离异……一切一切把阮玲玉逼上绝境。她来去匆匆，只因人言可畏，只求一个清白…… 这种现象隐着一个也许可以作为本质的东西：阮玲玉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脑子里没有多少文化积淀可言。而文化的可贵恰在于有韧性。文化的韧性表现为深思熟虑，表现为瞻前顾后。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阮玲玉活下去的机会一定很多。她完全可以寻求文化的保护。 所以，王国维一直是冷静的生活而后从容的走向了死亡，而阮玲玉则生活在一种灯红酒绿中大笑，只身独处时大哭的悲剧旋涡中。 是的，自杀不一定是懦弱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活着是痛苦的，死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王国维死了，也许不能用重于泰山来概括，阮玲玉死了，也许不能用轻于鸿毛来形容。 但是好几十年过去了。 阮玲玉的死历史早有了结论：那个年代，像她这样拿生命来控诉旧势力罪恶的女性太少了。她不过用生命换来了大上海的神经为之一震。 而王国维先生的亡灵，却牵扯着后人的衣脚，让他们放慢了脚步。用好奇的眼光，理性的思考，一次又一次的躬身探视文化的过去和将来。 这，不正显示了文化的韧性吗？ ---- 
飘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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