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red_angle(凉夏〃涩女郎)
整理人: red_angle(2001-09-23 11:57:0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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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悲欢离合中，文人的苦难只是容易触起我旧日的伤痛。因为我隐约感受到，我随时可能在每条来路上与同样一颗如假包换的灵魂相遇。
确实，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明形态的血脉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凝聚着整个民族的认同感和标志。而当文人风尘仆仆地上路，在谁想到心灵的痛苦与迷狂是一部分文人矢志不渝地推动和倡导文化改革运动的动力，有谁想到负重前行的脚步承载着暮秋黄昏的梦想。这条长路犹如长夜迷醉而又惶惑；在漫漫的夜色里，谁在长思不绝？谁在悲天悯人？谁在知心认命？
文人永远在等待，一直把心中的某个位置执著地留给一个神圣的名词。可人情变故却时不时地打断了这场历经百余年的文化流程。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在把美当众撕毁，似乎要不留痕迹。这是怎样的一种焦虑呢？也许我们时刻面带笑意，时刻吐露芬芳却难以采撷到拥美入怀的惊喜。所有的感觉便是匆匆太匆匆。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人文传统走到了一个最窘迫的境地：力图用自身价值与大千社会对话的结果往往是思维通道的阻塞与关闭，而思辨力的贫困造成的是人类精神的前卫性探索已了无退路，一种可有可无的精神性“装饰”正使文化重建无法走向深化。
在冥思中，灵魂似乎愈行愈远，种种悲哀、惊恐、欢乐、惆怅全成笑谈。“那包容一切的未来，为什么仿佛一无所有？而早已化为泡影的过去，看起来倒象是万物皆备！”（兰姆）
三百多年前，盛产“名士”的苏州出现了三个怪人，人称“苏州三妖”。其中怪僻狂放的儒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像绝大多数失意的中国文人一样，金圣叹一生落拓不羁，满肚皮的不合时宜常遭世人讥讽。他少负大才，不以“挑红粪捅”为辱，诙谐滑稽，荒诞不羁，每出名教之外。他于儒道佛诸书无所不窥，却独钟情于稗官野史，耗尽心思专批小说戏文。其不修边幅，不拘小节，颇有嵇康的作风。他在《题陶渊明抚孤松图》时这样写道：“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像金圣叹式的放浪形骸，更多的是个人有志不得伸，不容于士林，加之惊人的自负，因而养成了这种佯狂傲世的作风。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想到汉末清流，明之东林，不禁抨然心动，黯然沉浸在对悠悠往事的追忆、沉浸于对逝者的哀婉怀念中。“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一句诗不知说出了满腹多少心酸。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人世沧桑，沧海桑田。可不对习俗屈膝的人始终是独立于时尚潮流外的一批人。范晔在《后汉书》的“独行传”篇云：“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大多数真正的中国文人，虽受凌辱与迫害百不悔，永远是胸怀坦荡、言行一致，从政则耿介廉正，议政则畅说无隐，文化批判则实事求是，进学考工以求的只是真理。他们特有的正气、骨气、豪气与浩然正气，正是源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的成分。王安石在年青时也曾说：“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这正是“为学术在而学术”之精神的体现，它也无非指的是一种认真而彻底的态度，勤勤勉勉、兢兢业业，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所撰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实际上也就标示出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然而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时代错误总是发生在对于文人的印象上。
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和商品拜物教的入侵是不是永久地结束了怡静自娱的牧歌时代呢？人们充满激情地投宿于每一个古老或新兴的都市，争先恐后地拥入他们想象中的天堂。对此虽然你完全可以道貌岸然地说：“我不介主你的喧嚣，”但说白了你还是断难撤出对生活的关注。恐怕这时怀有正义感的文人对美国的一句谚语：“一个人跳不成探戈”心有戚戚焉吧！
是的，走了那么远，我们只为了寻找一盏灯。可许多人路没走完，灯更是没找到，人却早已销亡。
通道文人都失却了自己的处世哲学了吗？难道这只是暂时的动荡不安吗？
触目所及，摇滚在台前台后呐喊，武侠横空出世闹得我们彻夜不眠；我们被围在城市的边缘，进不去，也出不来，被迫放弃厮守多年的方言。
儒冠多误身。是否伤怀之美正在某个角落因为蒙难而掩面哭泣？是否徘徊太久的文人是因为找不到出路才自愿落进这沉沉的深井呢？在那里，是否他们有希望打捞到掉落下去的光明呢？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海明威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诗人王国维、朱湘纵身自沉于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顾城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自缢身亡。
如果说生是入世的一种旅行，那死只是出世时的一声感叹。他们用心灵热爱着家乡平静的田园，用感情赞美着厚实壮阔的大地。可终是凄凉的挽歌响彻于沉浸于冬天倾心于死亡的殉难地。
在城市混沌的烟云中，文学被世人遗忘已有一段时间了，牧歌是不是也要破来灭了呢？杜牧有诗云：“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死，也许是文人最无奈也最慷慨的一种选择。这是最为彻底的归家，最无为也最明了，因为那里能守住人生的安稳，能享受永远的光亮。
毕竟当文人有意无意之间用泪水照亮自己寂寥身影时，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对古老淳朴岁月的缅怀。那种满怀激动和敬畏之情的情景是那么的天真如初，确实那会是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珍贵片断。
如果说文人难生存，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物，但它也是事实。为什么秉承了人类进步文明观的文人活得最不自由最不轻松呢？看似知识分子从幼年到成年，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知识竞争淘汰的胜利者。可他们对社会的适应性又是较差的。慷慨复慷慨时，“会当水击三千里；”斯人独憔悴时，“泪落千行无人知”。文人的苦旅生涯，真的也不过是一路风尘一路歌。
可还有一种事实是所有的人都会在美丽的事物前谦卑和虔诚。别忘了，艺术的美丽也是一种生命，一种时刻向人类靠近却永远拒绝耳鬓厮磨的生命。有人把知识分子的四大职能归并为创造、阐释、传播和应用。其存在的全部价值在于实现自我的创造意志，超越现实社会，指引时代进取方向，将人类文明推向前进。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传统。毕竟文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于他们“和而不同”，在要求中庸时也不排斥狂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提供知识、追求真理，保持一种子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切。这种人生构想甚是宏大，可能够做到荣辱不惊者却不多。老学者王元化对此深有感触：“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摆脱长期以来的传统依附地位，找回自我，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并由此形成独立意识和独立风解……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超趋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是的，如若能做到柔中见刚、和中见狂，也就是所谓最和谐的人生了。因为它含有一种近乎纯棉裹铁的力量，能够将宽容和顺与高标独举，认同时尚与愤世嫉俗，重视大众与执著自我完善地统一在一起。钱穆曾说：“一切智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活的人之存在。否则，智识仅如登记上帐簿，学问只求训练成器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楛而道之忧无穷矣。”治学不只是求知与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它的思想光辉、人格力量与精神魅力已具备了特殊的超凡的传奇色彩。在此我想到了作为存在主义大师的萨特；几乎每一种类型的人都可以从他那传奇的生平中获取到某种人格引证。文学艺术家可以从他那独立不羁的品操、蔚为大观的创作生涯中获取到源源不绝的灵感和傲然反叛的情绪；哲学家可以从他那基于个人感受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前辈的哲思混然融合的特有思辩中体悟到一种新的哲学观，并把握到完全通过身体力行而直接蔓生出哲学之树的方法；同样，一个热衷于现实斗争的人则可以从萨特坎坷不凡的艰难际遇中汲取到无穷无尽的人生勇气和信念。
甚至那些年青男女们亦可以在萨特与波伏娃结合和爱情的传奇中迷醉，使他们从世俗成见重压之下的惘然枯乏的心境中忽然辟出一个全新的爱的原野，来到一个以真无欺为准则而进行自由选择的场所。
概言之，学人取其狂狷，哲人取其思辩，勇士取其傲骨，情人取其真性。
总之，文人一定不能失却表达自己思想的特定手势，舍此他的困窘比之任何一场不幸遭遇来得更深更惨。
虽然萨特从小就在寄人篱下的境遇中与母亲一起感受和承担着人生无形的重负（出生的第二年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就去世，本岁时右眼斜视而失明，此后跟着母亲回到外祖父家中），没有骄傲也没有欢乐，仿佛在生命一开始他就被抛到一种孤立无援的绝望中——确切地说既有因自己相貌丑陋而产生的自卑感，又有因外界冷漠而产生的惶惑。但生活的拒斥，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写作。正如法国学者洛朗。加涅宾描写的：“文学和写作很快便成为萨特的真正迷恋之物，甚至成为一种神圣的职业，一种天职……书使他获得生命，……他又再现降临人世。”生活的艰辛并不见得都是坏事，“残酷造美”的意境仰之弥高，言而也坚啊！
试想曹雪芹如果承袭祖荫当了高官，继续着钟鸣鼎食的豪华，我们必将失去千古绝伦的《红楼梦》。薄松龄如果不是考试落弟科场失意，我们还会有夜读《聊斋》的愉快么？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历史人物和文化运动由于未能正确理顺现实的顺机处理与远大的文化选择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改造传统、改造现实的文化进程中命运多桀。
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化内容的历史化倾向发展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从容、落拓不羁地进行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讨。他的牵挂与焦虑是周期性的。
因此，观察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人，特别是敏于事物的中国文人，仅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去入手，容易失之偏颇，也容易淡化甚至抹煞他们身上所应有的光辉。
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很有趣也很富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故事太多次地充满了离奇意味。他在出走海外之前，虽曾走进主人家，颇有帮闲人物的美名，但其非政纳谰的勇气却丝毫不比孟子逊色，只不过官场并不以同样“宽容温和”的态度对待他的劝勉和喊话，以致在“大失望、大失望”的悲叹后逃离孤岛，远走高飞美利坚大陆。他宁可在大洋彼岸当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而没有违心于鞍前马后，困守落日黄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懂职业对人独立的意义。毕竟其理想和人格血色依存。
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相当无力的反抗。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白居易题《李白墓》）
历史常常开些“斯文扫地”、“温和受侮”的小玩笑。可文人的费尔泼赖和绅士风度还是有目共睹的。或许我们会在寻根的路途中背叛自我，做出彻底的决裂。
从历史批判开始，以自娱历史告终。可因为敬畏生命的缘故或是别的其它什么原因，我们的同行努力地去粉饰生存及生存的氛围，并且不息的去掩藏生命的痛苦、挣扎、无奈和绝望。但明媚来得轻而易举，虚假得不堪一击。一件东拼西揍的百衲衣，使我们陶醉于自编自导的温柔富贵乡中，也使忠厚善良的文人总是相信人性本善。“导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惆账，使我们颤粟，使我们惊恐，使我们不知所措。
什么时候，我们文人能如同中国哲学或宗教的禅，成佛不再需要上山入寺，做学问也不必一定费尽心思，能像居士一般来去自由，于日用生活、劈柴担水之中尽可领会佛意，这就是其做人的成功。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仗剑。
一样是文人，同为名士，同为狂傲，有的为忧国而狂，有的为个人不遇而狂，有的则恃才傲物而狂。而其可以做“铮友、铮臣”、做“小摆设”、做附庸风雅之徒、做“可怜的令箭”、做高风亮节之人，做隐者逸士，也可以做“第二者”、做盾牌、做耸肩之徒。
总之，像一切在时间之流中的事物一样，我们文人千差万别的天赋还没有充分的机会在社会舞台上尽情施展。而为了避开竞争，文人们做出的选择是制造差异。因为当整个社会进一步多样化，人们就会在新的高度上体验着他们之间的平等。
现代文人的命运，既非悲剧亦非喜剧而是哑剧。毕竟每个生存中的文化人都不愿意做不适生存的饥寒交迫的标本，在一手拿笔，即为人类精神产品生存奋斗的同时，他也要抬起另一只拿篮子的手，为自己和家人的物质生存而努力。
可悲的是现时文人文化性格的脆弱化让我们提早谛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那声晚钟。对文人的尊敬，似乎注定不能得之于现实，而只能来自历史。现世得到的恐怕多是宽慰、安抚、鼓励、奖赏，它们只是尊敬的代用品。另外，在市场型取向的笼罩之下，个人的独立思想与个性也同样被断送掉。个人像迷途的羔羊，在不知不觉间付出自己的有限哀愁。扰人的生存法则、混乱的周际空间，不断向一介寒儒发出强烈的精神诘问。
但认真地想一想，“不能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异端者”又怎能称得上是文人呢？人存在的主要急务，便是在灵魂沉寂的深海，将孤独的自我打捞。假如你禁止了自己的思想，那随之而来的空洞又能由谁来修补呢？
但我还是要把话说回来。毕竟对于深沉的中国文人，一切说法都不过是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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