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nanhai13(南海十三郎)
整理人: uberpp(2001-08-28 17:29:3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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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掀起了國際間軒然大波。針對這問題，《美國廣播公司》訪問了四位不同背景人士──日本著名記者Toshiaki、曾經在菲律賓服役的美國退伍軍人李察歌頓（Richard Gordon）、美國喬治城大學韓國研究系教授安濱妮（Bonnie On）、《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張純如，內容頗有趣。
歷史相對主義﹖
在節目中，主持人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德國能夠承認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罪行，並且賠償予受害者，但是日本卻不能呢﹖」Toshiaki首先拋出了歷史相對主義﹕「好人、壞人的定義視乎特別時空環境而定，在美蘇冷戰時，美國拉攏日本加入反蘇陣營，日本人當時是『好人』，美國沒有大聲疾呼，要求日本面對戰爭責任。可是，在冷戰結束之後，二次大戰的歷史問題重新浮現出來，日本人不想讓美國為自己身分定義，或者為自己歷史作出詮釋，小泉首相的做法，是尋求日本人的『身分認同』。」
李察歌頓反駁Toshiaki的說法﹕「我自己親身經歷過日本侵略軍的殘酷，假若你所說的歷史跟我的歷史不同，你間接地指控我是說謊﹗」
雖然歌頓先生不是學者，但他一語戳破了某些歷史學者的「歷史相對主義」之荒謬。美國在冷戰時代沒有大力追討日本的戰責，並不表示史實就是「相對」。打個比方說，假若一間公司欠下銀行很多債，當經濟低迷時銀行沒有咄咄逼人，但經濟復蘇之後，銀行要求那公司還債，銀行的寬鬆與嚴厲與否，並不改變那公司欠債的事實。
自大還是自卑﹖
雖然所謂「尋求身分認同」是推搪之詞，不過，身分迷失的確是日本文化一個問題。對日本有頗深入研究的班寧頓（A. Pinnington）指出，日本面對西方文化衝擊時，不斷嘗試為自己的文化定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一位日本學者甚至說日本文化比歐洲文化更加接近基督教思想，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 Benedict）的名著《菊花與劍》，指出日本人的性格裏面，有不少矛盾和醜陋的地方，《菊花與劍》被翻譯成日文，掀起了日本學者的自我批評，日本文化就是在外來批判和內在反應下擊盪而成。
另一位研究日本的美國學者彼得戴以（P. Dale），指出日本人過分地追求自我認同，於是創造出一個「日本人是極之獨特」的神話。
心理學家指出，自大的背後可能是自卑，獨排眾議的堅決態度，背後可能是混亂與迷惘的自我觀，小泉首相與其支持者激進的言行，也許反映了日本文化的身分危機。
逃避主義
安濱妮則認為﹕「日本的做法，正是反映了普遍亞洲文化的逃避主義，亞洲文化沒有基督教那種追求由悔改而得到的復和(atonement)，只是一味逃避。」
安濱妮所說與很多文化學者的見解合，不少學者認為日本文化強調羞恥感(shame)，卻沒有深刻的罪咎感(guilt)。所謂羞恥感，就是人家指斥自己做錯事時感到失去面子，解決之道就是「將垃圾掃入地氈下面」。相反，由罪咎感生出的不安，是因自己真的做錯，求安心的方法只有是真誠地面對過錯。
張純如不同意安濱妮的說法。她認為日本人對於二次大戰的態度，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題。她舉出一個類似的個案﹕在十九世紀末美國發生了「南北戰爭」這場內戰，最後林肯總統領導的北方政府獲得勝利，解放了南方的黑奴。雖然內戰已經結束了百多年，今天一些南方人仍然抱與北方人不同的歷史觀。美國北方與南方在文化上沒有很大差異，可是一旦提起南北戰爭，南方人的見解卻跟北方人背道而馳，他們認為當時北方政府將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南方人身上。
以我所理解，張純如當然不是用美國南方人對內戰的歷史觀來淡化日本人篡改歷史，她只是指出，日本人跟美國南方人的行為，不能用文化來解釋。
此點我不大同意，兩樁個案在性質和程度上均有不同的地方。第一，南北戰爭結束後沒有戰犯問題，當時北方政府沒有起訴南方將領羅拔里(R. Lee)，因為內戰期間並沒有發生大舉屠殺平民事件﹔第二，雖然今天南卡羅萊納州政府仍然懸掛舊時的南方政府旗幟，得克薩斯州還豎立起紀念南方軍人的銅像，可是，南方人並沒有篡改歷史，美化奴隸制度。在性質上，美國南方人的自我辯護，跟日本人推崇戰犯是兩回事，在程度上，南方人還沒有如日本人般，明目張膽地篡改教科書。
日本模式 值得學習﹖
小泉首相這場風波，帶來了一個比戰爭責任更加深遠的問題﹕到底日本文化是否值得效法﹖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不少人認為應該學習日本模式而摒棄美國模式，後來日美此消彼長，日本神話跟破滅。但是，現在不少台灣人重新構造日本神話，宣揚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是何等美好，而台灣和香港青少年的崇日風潮更是有目共睹。
按照上述學者所分析，日本文化的深層結構存在很多裂痕，甚至可以說日本文化仍然在混亂追溯期，還未建立出一個成熟、穩定的自我觀，那麼我們又應否一窩蜂去崇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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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泪影女儿香，
燕归何处觅残塘。
红宵夜渡寒江雪，
痴人正是十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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