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dsywts(大隋宇文太师)
整理人: red_angle(2001-08-23 14:14:2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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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针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叛徒们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与篡改，以及他们居心叵测地将孙中山的学说归入儒教体系，宋庆龄在批判儒教的过程中驳斥了把种把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指出孙中山思想的本质是民生，孔子的学说的本质是专制，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精髓，并且揭去了那些叛徒们的伪装。
以蒋介石为首的叛徒们腰斩了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建立起新军阀的统治以后，为了巩固封建买办性的反动政权，只能向中世纪的官方哲学求助，乞灵于封建儒学。但是，这种开倒车的伎俩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战争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毕竟过于露骨。而孙中山的旗帜因其革命民主主义的本质及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在他逝世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使他的叛徒们不得不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他的事业的继承者，采取把孙中山的思想儒学化的卑劣手段而兜售儒教。以戴季陶为代表的蒋介石政权的“理论权威”们在孙中山刚刚逝世，就开始“怀着别样的目的”而把他儒家化。他们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是“道统直承孔子”，把他争取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称作“祖述尧舜，弘扬周孔”。在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竟然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把孙中山打扮成儒家的门徒。伟大的人物身后的这种悲剧性遭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因为“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然而，孙中山的思想与儒家风马不相及。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过程和本质来考察，孙中山的理论是在对儒学的离异、否定和批判中形成的。孙中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沐浴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潮，服膺于进化论，赞颂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尊崇自由、平等、博爱准则，并力图效法林肯创造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国家。孙中山正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锻造了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精髓，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孙中山自己曾明确表示：“中国革命的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从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中国传统的思想并非没有可以接受的内容，但是中国的社会土壤（无论是在中世纪时期或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不可能产生具有正规完整形态的民主主义。孙中山确是在不少的情况下援引过孔孟的语言，这种情形在他的晚年更多，对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加以肯定，甚至说过“复三代之规”。但是，这种现象并非意味着他从离异到回归。因为思想的时代精神与传统形式不是绝对排斥的。孙中山决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孔孟的思想。实际上是借用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古老的观念表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事实上，这是对儒家思想的革新。例如，他认为共和制度是“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甚至断言“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所谓大同也。”对于“固有道德”?“主要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给以新解：“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当然，这正好说明孙中山对于传统文化并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也多少反映了孙中山在他活动的后期对西方政治文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正如宋庆龄所理解的，孙中山是以坚定的反封建的斗士的姿态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的，在他活动的后期中，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更为激进。他坚决批判封建主义的道统和法统，对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始终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以千年专制之毒而未解”：一方面，“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另一方面，“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因之，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儒家政治学说，认为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陈腐过时，因为人们“已经成长”，“已将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打破”。他以欧洲为例，指出“已将皇帝治人底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的自由。”而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不能为“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认为这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成因在于“特殊阶级的人，过去暴虐无道”。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无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他赞颂“主权在民”的原则，并倡导经过“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以建立“纯粹之民国”。十分清楚，孙中山是封建道统和法统的坚决反对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不仅对封建纲常之首?君权，大张挞伐，而且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还在青年时期，他对儒家经典就表示了怀疑和否定：“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意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他批驳了所谓“阳明之学”推进“日本之维新”的论点，指出二者“实风马牛不相及”。否则，“同时尊重阳明”的中国学者的活动却“效果益趣”。孙中山的思想及其全部实践都足以证明，他是反对儒教的斗士。
宋庆龄与孙中山一样，有着从少年时代接接受“欧洲式的教育”的经历，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熏陶，对孙中山的思想理解得最为真切。因之，她曾经对朋友谈及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在孙中山的晚年，她亲眼看到并与他共同感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又一起从西方无产阶级及其导师处汲取思想精神的营养，并深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而使思想发生巨大飞跃，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所有这些，都与儒家学说“毫不相干”。宋庆龄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将儒教与新三民主义作了比较，特别从最能反映学说的社会本质的政治思想方面去对照，指出孔子和他的门徒们……宣称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必须由贤明的官吏统治；又鼓吹“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了加强封建集权，“孔子创造了一整套礼仪加强封建秩序。”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恰恰与封建集权相反，他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企望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在他活动的后期，更把共和国的理想发展至“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高度，并对“人民独裁”颇感兴趣。他反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宋庆龄特别推崇孙中山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她还引用孙中山的话，表达孙中山对广大人民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孙中山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良，道德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都要发生，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管孙中山对社会病根的分析是否完全符合科学，但是他的人民为本的思想与儒家的封建等级制度绝然相反。经过比较，宋庆龄的结论是“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痛苦，孙中山的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而自诩为孙中山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孙中山的思想背道而驰，他们进行“十年反共战争……忘记了抵抗日本侵略，保卫祖国”；他们压迫工农，拒绝工农参政，反对实行“普选”，召开只有“国民党官吏和官僚参加”的“国民会议”，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在“国民党当政的这些年中，我们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农民生活贫困；许多省份在内战中受到重大灾害”。一句话，国民党的当权者，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他们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他们鼓吹恢复儒教，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建立的“封建的、专制的”制度而已。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宋庆龄指出这种：“封建主义的哲学”根本区别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有悖于中国的现实，从而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戳穿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叛徒们的阴谋诡计。
宋庆龄反对把孙中山儒家化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当时的人民斗争事业有着密切关系，恢复孙中山理论的真实面目，使其成为团聚各阶级与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旗帜，是正在进行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迫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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